薛侃录

【原典100】因论先生之门，某人在涵养上用功，某人在识见上用功。

先生曰：“专涵养者，日见其不足；专识见者，日见其有余。日不足者，日有余矣；日有余者，日不足矣。”

【译文】

大家在一起议论先生的诸位弟子时，谈到某人是在修养身心上用功，某人在知识见闻上用功。

先生说：“专在修养上用功，每天能发现自己的不足；专在知识见闻上用功，每天都会觉得自己懂得越来越多。每天发现不足的人，德行将会一天天提高。每天感到自己知识越来越多的人，其德行上的不足会一天天多起来。”

【解读】

重涵养而日不足，是说知识上不广博（所谓日不足），但知识上的不广博，却使得德行上内自充足（所谓日有余）。专见识者恰好相反：似乎在知识上丰富广博，但在德行上却有所欠缺。阳明之意，是涵养与见识合一，无所偏颇。

涵养指的是涵养本原，亦即心体，每日涵养，却没有增加知识，看似不足，但本立则道生，实乃树立了为学根本，故虽曰不足者，实乃有余。而每日讲求闻见，积累了名物知识，看似日益增多，实际上忽视了本原的涵养，故日有余，实乃不足。这跟道德经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观点是一致的。

【原典101】

梁日孚问：“居敬、穷理是两事，先生以为一事，何如？”

先生曰：“天地间只有此一事，安有两事！若论万殊，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又何止两！公且道居敬是如何？穷理是如何？”

曰：“居敬是存养工夫，穷理是穷事物之理。”

曰：“存养个甚？”

曰：“是存养此心之天理。”

曰：“如此，亦只是穷理矣。”

曰：“且道如何穷事物之理？”

曰：“如事亲便要穷孝之理，事君便要穷忠之理。”

曰：“忠与孝之理在君亲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穷此心之理矣。且道如何是敬？”

曰：“只是主一。”

曰：“如何是主一？”

曰：“如读书便一心在读书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

曰：“如此则饮酒便一心在饮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却是逐物，成甚居敬功夫！”

日孚请问。

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时便是逐物，无事时便是着空。惟其有事无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即是穷理。就穷理专一处说，便谓之居敬；就居敬精密处说，便谓之穷理。却不是居敬了别有个心穷理；穷理时别有个心居敬，名虽不同，功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即是无事时义，义即是有事时敬，两句合说一件。如孔子言‘修己以敬’，即不须言义；孟子言‘集义’，即不须言敬。会得时，横说竖说，功夫总是一般。若泥文逐句，不识本领，即支离决裂，功夫都无下落。”

问：“穷理何以即是尽性？”

曰：“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穷仁之理，真要仁极仁；穷义之理，真要义极义。仁、义只是吾性。故穷理即是尽性。如孟子说‘充其恻隐之心，至仁不可胜用’，这便是穷理工夫。”

日孚曰：“先儒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

先生曰：“夫我则不暇。公且先去理会自己性情，须能尽人之性，然后能尽物之性。”

日孚悚然有悟。

【译文】

梁焯（字日孚，王阳明的学生）问：“程朱学派认为居敬与穷理是两件事，而先生认为是一件事，为什么呢？”

先生说：“天地间只有一件事，怎么会有两件事？若论事物各不相同，那么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又何止两件？你先说一下什么是居敬？什么是穷理？”

梁焯说：“居敬是存养功夫，穷理是穷极万物深妙之理。”

先生说：“存养些什么？”

梁焯说：“存养自己内心的天理。”

先生说：“这样解释居敬也就是穷理了。”

先生接着说：“那你说说怎样推究事物的道理？”

梁焯说：“譬如孝敬双亲便要穷极孝的道理；辅佐国君就要穷极忠的道理。”

先生说：“忠和孝的道理，是在国君、父母身上，还是在自己心上？如果在自己心上，也就是要穷极此心的道理了。你再说说什么是居敬？”

梁焯说：“居敬，就是主一。”

先生问：“怎样才算是主一？”

梁焯说：“譬如读书便一心一意在读书上，办事便一心一意在办事上。”

先生说：“这样说来，喝酒便一心一意在喝酒上，好色就一心一意在好色上。这是追逐外在物欲，怎么能称为居敬功夫呢？”

梁焯于是就向先生请教怎样才能做到主一。

先生说：“一就是天理，主一就是一心一意在天理上。如果只懂得主一，却不明白它就是天理，那么有事时就是向外追逐物欲，无事时就是凭空幻想。只有不管有事无事都一心一意在天理上用功，这才是真正的主一。这样居敬也就是穷理。就穷理的专一而言，穷理就是居敬；就居敬的精密上来说，居敬就是穷理。这可绝不是说你居敬了，另外还有个心思去穷理；穷理的时候，另外还有个心思在居敬。两者名称虽然不同，功夫却是一个事，这就像《易经》中所说的‘内心恭敬而正直，待人接物则要行为合乎正义’。这里敬就是无事时的义，义就是有事时的敬，两句话说的是同一个事物。如孔子说‘恭恭敬敬地修养身性’时，就不需要说义；孟子说‘积累善德而行为合乎正义’时，也不需要说敬。体会到了这层，横说竖说，下的工夫总是一样的。如果拘泥于文句，不了解根本，只会把完整的东西弄得支离决裂，功夫就没有着落处。”

梁焯问：“穷理为何就是尽性呢？”

先生说：“心的本体就是天性，天性就是天理。穷尽仁的道理，就是使仁成为至仁；穷尽义的道理，就是使义成为至义。仁与义只是我们的天性，所以穷理就是尽性。孟子所说的‘扩充恻隐之心，到仁的程度就会取之不尽’，就是穷理的功夫。”

梁焯说：“程颐先生说的‘一草一木亦皆有天理，不能不仔细考察’，这句话先生怎么看？”

先生说：“这我就没工夫去一一研究了。你先要做的只是先去修养自己的身性，只要真正做到穷尽人的本性，然后才能穷尽事物的本性。”

梁焯因此忽然警醒并有所感悟。

【解读】

王阳明从“心即理”的立场出发，对朱熹（亦含程颐）的“居敬穷理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全文颇长，但很值得回味。阳明的思路非常明确，在他看来，不论是居敬还是穷理，也不论是读书还是接事，固然需要由“一心”来主导，但更要追问的是，此所谓“一心”究为何意？如果只是指意识集中，那么譬如“饮酒”“好色”之行为，也会达到意识集中的状态，因此如果我们放弃对“一心”之本质内涵的追问，仅仅强调主一无适，那不仅是毫无意义的，甚至会使人心走入歧途却又茫然不知。至此，阳明的结论已很明显：须将“一心”往上提升，理解为形而上的“心体”，亦即“心即理”意义上的超越之道德本心，唯有从道德本心的立场出发，主敬功夫才有意义。

王阳明认为穷理穷吾心之理，居敬即是主一，也是主一个天理。居敬穷理都是在心上用功，只是一个功夫，不可分割为两截。心即理，而心之体为性，性即理，故穷理便是尽心，尽性。王阳明主张穷理尽性，反对向外物探求理，只有尽人之性，方可尽物之性。

参考资料：《传习录集评·梁启超点校》（九州出版社）、《传习录》（中国画报出版社）《传习录（明隆庆六年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