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蛋！真是个笨蛋！为什么一个小小村庄，我就怎么也找不到一个球的存在？镇长第二天就驱车离开，带着我们的宝贝球一起。如果今天我们还未能偷出它，那就意味接下来至少两个月所有人都打不了球！

白天，我们上课时，猎豹老师便负责偷球任务。她三步不离镇长，希望套出篮球在哪里的线索。可是镇长一喝多，就爱吟诗。猎豹老师大白话都听不懂，更不要提”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诗歌。她猜来猜去、猜来猜去，根据多句诗的组合，以及自己的西方思维，终于总结出三个可能的”抛球地“：天上，地下，和人间。

无功而返的猎豹老师让众人无比丧气。到了夜晚，所有人陷入深睡，学校的男孩子们便戴着头巾溜出来，成群结队地寻找那球。他们翻乱了稻草垛，踩坏了西红柿。好在他们都以各种方式弄昏了自家的狗，才未使得整个村庄炸开了锅。男孩们像特务般挥着手电彼此示意着每条街道的状况。我们团结协作，配合默契，多亏了篮球。

所有位高权重的人都昏睡过去了。每次镇上来人，我们村的酒窖就要空一半。等他们走了，我们还要把半窖子酒兑水成整窖子酒。

很快，我们便分头行动，因为大家各有思路，有孩子觉得球一定被扔进水塘了，有孩子觉得球一定被镇长抱着睡着了，有孩子觉得球一定被扎烂丢进垃圾桶了。”如果真是这样怎么办？“ -- 想到球被扎烂这个可能性，大家都坚信自己的童年一定会灰暗无边，一些孩子被震惊得齐刷刷地坐在了地上、扶着头不敢相信现实。

但是，天没亮，就还有希望。所有人顺着自己的思路分头行动。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那球肯定正在露天的地方晒月亮……月亮潭！没准镇长把那球放在水面，和圆月倒影契合的位置，这样就算有人经过也不过会认为那只是一轮明月罢了。

想到此，我虽然什么还没做，但被胜利的喜悦冲昏头脑。我撒丫子就跑，跑过谢顶的山坡、跑过骚气的农场，我追着月亮，我揽着星光，我冲向黑夜，我笃定地冲向一片又一片未知的白雪茫茫。

我到了月亮谭。那潭水中飘着一轮圆得不可思议的月亮盘子。就是它了，一定就是它了。我不知哪里来的自信，开始不计后果地开始捞月计划。对，我要造船，我需要竹竿，和稻草。我急冲冲地奔向草垛，却看到惨淡月光下，那草垛妖精般地方都动起来。

”是谁，是谁？”草垛颤抖着问。

我不怕鬼。我觉得我是出现了幻觉。小时候看医生，医生就说我这种症状的孩子，到了十一二岁就会产生幻觉，天天怀疑有鬼。我期待了很久，终于在十三岁的前夕看到鬼了。

“是我，是我，我来找你要篮球!"

稻草垛上突然直立立地竖起两个人影。一个肚子大得快要溢出来，一个腰细得像水蛇。真是什么妖魔鬼怪。”小孩，你是谁！“

嘿，这个我幻觉出来的人脾气还挺硬。我当然不能示弱。医生说，我这个幻觉要陪伴我好几十年，我一定要给他们个下马威，省得以后宠坏了再管教，麻烦，”我是你爹！“

”去你的吧！“，那大肚子幻觉叉腰骂人，”快回家睡觉!”

我向前使劲一蹦，“我不！”

“回家！不然我告诉你爸！”

我又一蹦，“我就不！”

虽然看不清他们的脸，但是我嗅到了他们脸上的恐惧。这种玩弄别人于股掌之间的感觉令我激动得发抖。反正是幻觉，就让我好好戏弄下这两个妖精，“我不！我不！我不!”。我埋头向前蹦，随即听到女人的厉声尖叫，“别过来！别过来！鬼啊！”

啊哈，她还说我鬼？好，世人笑我疯癫，我就疯癫。我佯装鬼魂，在稻田里偏偏起舞。我将稻苗大把大把全部拔出，又野蛮地把他们塞入嘴里，又被坚硬的稻穗磨得咳嗽不止，好似灵魂都融入这涎液与浓痰。我仰头拼劲全力地压迫着喉咙发出垂死的声音，把稻粒喷洒得到处都是。又把泥土扬在自己身上，把稻草杆在身上摩擦。

我猛地扬头看向那两个妖怪。我相信我的眼睛此时大致是绿色了。可惜人只有五官，只能搭配出三十二种表情。要是人脸上也能有调皮的瘊子、骇人的痦子、用来说帮助呼吸的鳃和根据情绪颤抖的胡须，那我就能搭配出更为浓郁的表情盛宴献给我人生第一次的幻觉。

“啊，你们还是光着的？”我看见那男人捂着自己的档，那女人赤身裸体地裸着自己的脸。他们紧紧靠在一起颤抖。

女人说，”我跟你说了，不要没事来这个收留废人的地方，你非得来，非得来！”

“你能不能不要啰嗦！”，男人带着哭腔大吼，”你在激怒他！“

“哟，你不是镇长吗？啊，我的好镇长，我找你商量个事啊！”，我一心想着让他帮我把月亮捞上来，于是步步逼近，“你怕冷吗，想不想进水啊？”，一想起我将是第一个取回篮球、让吴刚破涕为笑的人，我畅怀大笑。

这笑声被打断，“嘿，你在跟谁讲话?"，是其他孩子。他们正成群结队地向我走来。

我从不自私，决定把功劳和大家一同分享，”这两个人能帮我们找到球！”，我突然笑自己傻，别人怎么可能看到我的幻觉呢？

但是孩子们欢呼雀跃、浩浩荡荡地跑过来。他们的头灯大多是前几日去山上找我和猎豹老师时候买的，电力正足。他们像是一群摩托车，闪着光、咆哮着一路向前！他们近了，更近了。一些光照醒了男人小腿上的毛发，一些光打到女人颤抖的膝盖上，一些光照亮男人的股沟，一些光让女人的森林重唤光芒。

“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女人哭也哭不出，喊也喊不痛快。

“怎么办？”，我的目光尽量绕过她的身体，静静望着她的眼睛，”帮我们找球啊。“。我突然想起来，因为头灯，我这个新朋友还无法看到逆光后的我。我决定让她看到我。于是我头灯一扯，从下往上照着自己的脸。

这一男一女又开始哀嚎。

人们靠得越来越近。这两个人裸露的身体也从黑色轮廓，变得更加具象与细节起来。

”带我们去找球吧？“我向他们发出邀请。

男人放开捂档的手，用一双味道肯定不好闻的手盖在脸上，”我们跑，我们跑！“

两个鬼魂一前一后、谁也顾不上谁地开始奔跑。他们捂着脸，速度快不了，但是因为没有衣服的束缚，而飞奔成了一缕烟。

”跟他们走！“我冲着其他孩子喊，”他们帮我们找球！“

那成排的”摩托车“调转方向，对着两个妖精跑掉的方向紧追不止。一朵薄云飘过，挡住天上的月亮，也挡住水中的月亮--原来我猜错了，那是真的月亮，不是篮球反射月光。

我长吁一口气，爬上稻草堆。忙了一晚上，太累了。低头一看，脚底下正踩着两个内裤，一个棕色四角，一个透明丁字。稻草堆下面是散货一地的衣物，西装、红裙、胸罩、皮带，还有一个……一个发光的盒子？我三下五除二地从稻草垛上飞奔下来，捡起那盒子，拆起包装。

那盒子里竟是一个粉色透明气球！上面油腻腻的，却闻起来很香。我突然想起扁豆姑娘说自己喜欢唇膏和气球，那我有机会一定要找镇长再要几个送给她。但是这次，我得先用一下。

遗憾的是，那两个帮忙找气球的人简直就是飞毛腿、完全没有顾及我们的体力，只是一个劲地飞奔。孩子们和他们你追我赶了两个小时，终于被甩掉了。跑了两个小时，都没有找到那篮球，看到吴刚这次真的要告别篮球了。但是，身为他那个并不善言辞的父亲，我决心为他做点事情。

浩浩荡荡的篮球追寻夜就这样结束了。每个人都尽了最大努力，所以，第二天的镇领导告别会上每个人都是彼此搀扶着进去、相互商量着坐下，这才在几场”你坐我腿上“、”我骑你头上“的闹剧后各就各位。

这次告别会别提多风光了。记者们提着长枪短跑簇拥在礼堂门外。

看着我们互相搀扶着走进礼堂，他们争相播报，”这个以留守儿童为主的村庄里，孩子们每天都要耕作、料理家事，就连开会，也累得无精打采。真不敢想象，这些本应成年人扛起的重担，会给这些孩子带来怎样的生理影响。”

看着我们模仿着昨天那两个鬼魂惨叫的模样，记者们又报道，“这座被称之为回收站的村庄，汇集着各类有些许身体残疾的孩童，因为常年无法受到应有的家庭关注，有些孩子甚至产生了精神疾病……”

我们无法理解这些播报。我们以为他们在说隔壁村庄。

这次，我依旧霸道地坐在第二排中央，而我前方坐得却不是镇长，而是另一个圆脸红脸颊的男人。他看着友好可亲。仅仅三分钟，他就回过头来采访我两次，“你喜欢镇长吗？”

“当然不喜欢了。我们可是敌人。”

红脸颊男人眼睛一闪，他放下话筒，按停录音机，双手抱胸，一脸兴趣盎然，“你倒是说说，为什么讨厌？”

“他没收了我们的篮球。”

“啊，篮球啊，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我们打不好呗。他说什么天花板啊，辣条啊，底线啊，成功啊，我也没懂。总得来说就是觉得我们打不好。”

“那你怎么想？”

“不争房子不争地的，打不好就打不好。”

“没了篮球怎么办？”

“这不能告诉你。我可是唯一想出这个好主意的。”，我凑上前去，“呆会，有没有机会上台告诉大家这个小秘密呀？”

那个红苹果叔叔亲昵地抚摸我的头，”当然有。你叫什么？“

”我是小憨头。”，我喜欢他尊重的抚摸，便幸福得把脑袋在他掌心使劲蹭蹭。

镇长致辞环节真是漏洞百出。他刚一上台，就把话筒掉到地上了。他竟没反应过来，继续前进，结果一脚踩到话筒上，直接脸着地摔个狗啃泥，爬起来时，鼻血已经飞流直下三千尺了。他笑着擤鼻子，不急不缓地解释，“咱这个村真是名不虚传，我昨天晚上做了好大的噩梦。”

一个孩子举手。这不应该是会议环节，但是记者们却给了这孩子发言机会，“镇长，是光着屁股跑的梦吗？”

校长本来笑莹莹的，脸部表情瞬间僵化，“不，是地震的梦。孩子，你叫什么，我待会可能要跟你爸讨讨。”

礼堂哗然，我心脏也漏停一拍。镇长能帮我们找爸爸？只要发言就有找到爸爸的机会？

低年级的校霸女赶紧站起来，“他叫小涛，他爸爸去美国当总统了！镇长镇长，你也帮我找找爸爸吧！”

孩子们都依次站起来胡说八道，隐约间，我仿若听到整个房间朝庭上朝般地众人齐声叫认爹，“爸爸，爸爸，爸爸”。

镇长瞬间有了这么多孩子，一下子慌了，他赶紧拍桌子喝斥大家安静。所有老师也站起来维护秩序。孩子们可不管，人生就那么几个改变人生的机遇，错过了就得再等一百年--这就是镇长教给我们的。谁也不想等了，大家现在就想要自己的爸爸。

坐在前排的红苹果叔叔不知从哪里拖出来好重一个相机。他留着泪为我们拍照。我赶紧冲着镜头笑，摆出剪刀手，疯狂吐舌头，把眼睛像衣服夹子样眯起来。

苹果叔叔让我自然一点。

于是我笑得收敛点。

苹果叔叔问，“你不难过吗？你不想和他们一起要爸爸吗”

“我难过！”我扯着脖子吼，因为盖住身后“爸爸”的浪潮实在太难，“但是我要智取！”

大人们费劲心力把这些找爸妈的小跳蚤安抚了。镇长开始讲话。我看他说话犹犹豫豫，一失往日风采。想必学乖了，明白跟我们说话要负责任了。

我们可不是一般的小孩。我们没有爹娘，从小欠管教。如果有需求，有理想，我们一定会吼出来。

镇长的致词一如既往地冗长又无趣。因为他昨晚太累了，所以也没有过多精力做手势打腔调。

他说，他这次来，就是下定决心以后好好关心这些生活在这个镇边角落的人们。像这些儿童，他会想办法给我们一个城市发展为我们家庭带来的牺牲一个赔偿。“等你们长大了，就可以去城市找你们的爸爸妈妈了。你们可以和他们一起劳作，一起养家。”

提问环节到了，记者们扬起手的森林。红苹果叔叔能坐在第一排，就一定说明他有些特殊身份。果真，他第一个拥有了发言机会，“镇长，我注意到您让孩子们和父母一起劳务。您指的是一起搬砖头，一起扫大街，一起修水管吗？您为什么默认他们不会接受教育，有更高级别的认知和能力呢？这和您在镇上小学的发言很不一样啊。”

镇长毫不慌张，“我明白你的意思。教育资源不均呗。教育资源不均不是从很久之前就开始的。我是来拯救现状的，不是来弥补自己的过错的，希望各位能意识到。我从未放弃过这个村庄，不管多少人笑我傻，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是我出生的村庄，更是因为责任感。有一件事我从来没说，两年前我就让自己的亲生骨肉在这个村庄上学生活，为的就是能有机会找到村落没落的秘密。他和这些孩子同吃、同住、同游戏，享受着同样的教育资源。虽然在同一个村子学习生活，但是已经接到了镇上顶级中学的邀请函，即将前往就读。未来我也会尽力让村里出第一个大学生。我就是想用亲身经历告诉大家，改革在发生，我们在行动。但是需要时间。我不想给大家画大饼，但是这一代孩子可能赶不上，因为我们确实资源有限，但是下一代一定可以。”

另一个浑身肥膘、被热得不停滴油的记者又大声吼，“那你又将给这个村长的老人带来什么福利呢？你又将如何留住目前还在村里劳作的仅有的几位中年人呢？”

他可能在说阿伯和邻居老刘这群人吧。我不相信阿伯还有机会离开村庄。她现在不仅无法走路，甚至睁眼都困难。扁豆告诉我，阿伯失去了进食能力，每日靠着肚皮上一根管子补充能量。而老刘，我自然也不相信他会离开。这个村庄的生活就像天堂一样，他能有一块可以踢足球的地，供他种南瓜，他还有一个鱼塘。老刘常说，等他老了，就把南瓜地一半种植水果，另一半养鸡鸭牛羊，鱼塘也再引进几条种鱼，自家房子多改出几个小隔间，一间冲山，一间冲塘，一间四处密封养几个姑娘，或者摆几个麻将桌，这样就是个有相当规模的农家乐了。他可以住在刘寡妇家，反正她家的孩子也越长越像老刘。有这样神仙日子等着，村里的老刘们凭什么离开。

镇长说，“这个村里的老人很幸福的。吃的菜是亲自挖的、喝的是上游山泉水。最近有个做胃导管手术的老太太还是我们镇上的疼痛基金会捐钱接受的手术。你可以采访一下她，问问她幸不幸福。”

镇长走到台下，蹲到坐在 。阿伯正挥舞着肚子上的管子向大家致意。但是她看着可一点不幸福。阿伯的脸拧在一起，没次呼吸都像要气吞山河般缓上半响。我看着很想流泪。我看到阿伯身边的扁豆已经哭着缩到椅子下面了。

记者们用自己的炮筒对准这古稀老人，他们不知道这老人多么擅长做雪里红黄豆、拔丝白薯，有着一双保养得多么到位的脚。他们只知道她浑身是病，命不久已，剩下的人生只能作为扶持对象、用自己的可怜烘托他人的好、他人的妙、他人的呱呱叫。

镇长半蹲着，一手扶着老人的手，一手不安分地帮阿伯耶好衣领，“阿伯，你幸福吗？”

阿伯像鹅一样把脖子拽得好长，“我姓张。唉，我好难受，我好想死啊。”

镇长红着眼圈拥抱了阿伯，“我以自己的名义给您捐一箱止痛药，好不好？”

阿伯双眼紧闭，到表情淡然得似乎张望远方，“可是我不能死，因为你，因为你...”

镇长紧紧地握着阿伯的手，用肩膀蹭着自己的眼泪，“老人家，老人家不要这么见外。”镇长给记者们露出了更多适合拍照的角度，闪光灯像烟花般一个个炸在阿伯脸上。

“因为你，”，阿伯使劲地，使劲地喘息。她的手疯狂抖动，握得镇长痛得咬牙切齿，“因为你，拿走了我老伴的篮球！”。阿伯腾地站起，双目圆瞪，表情挣宁，全世界的烟花都灭了，摄影时那断头台工作般的咔嚓声也消失了。随着阿婆轰然倒地，刚消停的烟花再次腾龙，炸得整个礼堂一片热闹。

“镇长，请解释下什么篮球。”“镇长，这可以算作谋杀吗？”“镇长，村子里的医护人员呢？这个村子为什么没有医护人员？”

礼堂像一锅汇饭，吵闹的，狂笑的，鼓掌的，哭泣的....这个世界一片混沌。

记者们争先恐后地决定驱车送阿伯到镇医院，因为他们都知道阿伯上了谁的车，谁就有了独家爆料的机会。虽然阿伯不会说话，已经算半个小大人的扁豆也挺伶牙俐齿。她现在正像个话剧演员般地铺在阿伯痛苦到绷直的身体上痛哭，“奶奶我们相依为命了那么多年，你不要抛下我，不要抛下我。”

我很想加入他，但是我不得已只能等一下。改变人生的机会不多，我一定要瞄准时机让镇长帮我找爹娘。

镇长擦着汗回到舞台。他满脸疲倦，像个空壳般松松垮垮地竖着。

镇长，什么篮球？--所有人都在问。

我决定卖给镇长一个人情，救他于水深火热之中。我爬上舞台，站在他身边。人群渐渐安静。我对镇长说，“镇长我来救你。你让我一下，不然讲台上站不下。”

他没有打算让开，却把我拦腰抱起，大概准备着一听我说错话就把我扔出去。他对我怀疑也正常。

我待大家安静、也待镇长抱着我的那只手开始颤抖，终于开始我的演讲，“大家好，我是村口的小憨头。镇长最近没收了我们的篮球，那是村里唯一的篮球。”

现场“吁”声一片。我见氛围刚好，长嘘一声制止他们，“但是，授人以渔不如……”，我拿话筒对准下面。同学们配合地接茬，“授人以鱼！”

我给大家鼓起掌来，台下的人也给自己鼓起掌来。一来二去，大家从刚刚的嚣张跋扈变得和蔼可亲多了。还是我最熟悉的伙伴。“镇长留给我们线索，让我们自己做篮球。”

我挣脱镇长的怀抱，跑到舞台后侧抓住来我连夜做的球。我不由分说地把镇长抱下去，高举那球，“镇长给我们留下了做球的材料。我做了五个球，打算分给大家。”

镇长也饶有兴致地把玩着我的手工作业。他高举我的球，呼唤着记者的镜头，“各位，看这里。这个村庄虽然没有丰盛的教育资源，但也正好保存了人类的创造性、好奇心，这是绝无仅有的。上帝关上一扇窗，就会打开另一扇，我对废物村的未来充满信心。小憨头，你给大家介绍下，你是用什么做的？我又怎样无意中帮助了你这个小小发明家的。”

听到亦敌亦友的对象夸我为发明家，我真切地体会到心花怒放是什么意思。我骄傲地宣布，“这个篮球里面的气囊是用您昨天丢在稻草剁附近的气球制作的。杜勒斯牌的气球。球皮是……”

我还没说完，记者们突然笑成一片。镇长夫人正在礼堂角落照顾阿伯、尽着小镇“第一夫人”的义务，听到这也停下来。

红苹果叔叔问，“小憨头，你说那气球是什么牌子？”

“杜勒斯啊。一盒五个，颜色不一样。有螺旋的，有磨砂的。磨砂的比较好做篮球，贴合球皮。那么我的球皮……”

还没等我介绍完，一向无礼的镇长夫人已经瞬移到讲台上。她揪着镇长耳朵一顿怒吼。我完全听不懂她的乡音，也不明白她为何在我争取寻找爹娘的机会时捣乱。但是镇长的嚎叫、以及眼角的泪花让我不由得相信他需要我的帮助。同为吴刚的父亲，我们也算半个同事。我对着麦说，“这位女士，你丢失的东西我也带来了。你不要怪镇长了，下次他不会忘记拿的。”

我从自己的书包里扯出黑色丝袜、紫色短裙、粉色背心和红色丁字裤，“您在稻草剁丢的东西，我给您带来了。请将舞台还给我和镇长先生好吗？现在是男人发言的时间。”

镇长夫人定睛一看，随即惨叫：“这不是我的，没一件是我的！这是谁的！”

两个人扭打成一团。孩子们拿着我的篮球都跑到外面去玩了。透着窗子，我看到他们在玩排球、手球、足球……真为他们的创意感到骄傲。我真心祝愿镇长先生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在我的祝福下，镇长成功从女人魔爪爬出。他带着额头上被新鲜抓出来的“王”，不顾一切地奔跑，而镇长夫人也不甘示弱地追上前去。庞大的记者团跟着一溜烟地全部出去了。人们笑着、闹着、相互追逐着，春天的村庄一下子生机勃勃起来。

“小憨头，”啊，苹果叔叔还在，“你的球皮什么做的？”

我丢个球给他，“你猜？”

他把玩着我的作品，端详着每处细节，我仿若能从他转动的眼球中看出他流动的思路，“难道是？”，他狐疑着望向我。

“对，是轮胎皮。宝马轮胎皮。”

我看着镇长跃入他一直引以为傲的宝马车，飞速关门、发动、选择路线、加速行驶……镇长夫人在后头光着脚追。那车开始减速，我看到镇长懊恼地在车内手舞足蹈，他砸车、撞窗子、敲方向盘。可那车还是不听使唤地四处打转。它旋转着，旋转着，镇长夫人和记者团也在他身后旋转着、旋转着，嘉年华般的盛景在眼前打开。

我走到扁豆身边，握着她的头，“你看，我小憨头连镇长都征服了。”

扁豆趁人不注意，踮起脚狠狠地亲了我一口，“要是阿伯走了，我就剩你了。”

吴刚的手搭上我们的肩，“还有我。我们三。”

十二岁的我们静静地望着远处舞蹈的人们。我们望着那车撞上一根路杆，我们望着那车撞上一山稻草，我们望着人群在车后狂呼乱叫。我想着过两天要请教猎豹老师，多盛大的婚礼才能让一个姑娘满意，我也要问吴刚，我要怎么做篮球他才喜欢。我看着那撞得面目全非的宝马，计算着这几个轮子能做多少篮球。那宝马一头栽入月亮潭，剩下宝贵的轮子在水面上旋转，像是被风吹翻的昆虫。

我很庆幸，十二岁的我有着和八岁截然不同的烦恼。成长，就是不停地烦恼新的事情。

很快，我们的新村民就被送来了。镇长和镇长夫人头上裹着纱布、盛装打扮成埃及木乃伊，正式成为废物村的永久居民。镇长住院期间不但没有耽误自己的语言能力，相反，还增加了些文学素养。他天天躺在稻草剁上吟诗，还总是脱得一干二净地对天空喊着“小静”，成了村里最神秘莫测的人。大家都很敬佩他，不仅敬佩她的文采，还敬佩他的勇气。他成了我的同班同学，明年我们将一起进行中学入学考试。祝他好运。

镇长夫人却沉默了许多。她不说不笑不闹，但是爱极了扁豆的严肃文学剧本。所以她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阿伯去世后，她甚至搬进扁豆家去照顾她。扁豆说，以后嫁给我的时候，要镇长夫人把她的手放到我手里。镇长夫人最喜欢扮演恶婆婆，越凶狠的越好。她唯一的缺点是下手没有轻重，打媳妇时从来都是用尽全力，毫不留情。所以有她在的戏，质量会特别好，但是演员很难招。但是好事就是她也喜欢蹲在村口。我看她那么爱看风景，就嘱咐着，“你要是看到村口有斑马走来，一定要让他们回家等我。”

“好，好。”，镇长夫人拿小本子记下。她真是热心。

不用常常蹲村口，我便多出很多时间和猎豹老师去山上挖各种草药、摘各种花。我们做成香水、熬成药丸，一批批地卖出去。我赚了点钱，因为我总能在山里呆很久，自然就能挖掘新的资源。

我很少陪儿子打篮球了，因为吴刚有了他总是奶声奶气的弟弟去照顾。但是我也因为擅长山林越野招来了一些记者的拜访。苹果叔叔的报社赞助我去参加一些比赛，我都去了，因为可以上报，爹娘就能看到。我因此出了国，发现原来“出国”不是吴刚口中的披萨店，而是章鱼烧店、烤馕店、炸鸡店、甜甜圈店、活章鱼店、牛排店。我很喜欢出国。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去非洲。带着扁豆去，带着吴刚去，带着“村口的小憨头”那绚丽多彩的童年去。去寻找那两匹斑马，我们不打扰，不惊动，就看著他们，祝福他们，然后离开，回家，继续蹲在村口，等朝思梦想的人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