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滕州某公司高管在年会上抱摔反串演员，无论初衷是玩闹还是带着戏谑起哄之意，都隐隐透露出现今不少公司所谓的企业文化，或多或少包含着宣泄之意。宣泄本无可厚非，但也很有可能进一步异化为泄愤，就类似某些地方婚礼闹伴娘的现象，在大的压抑的背景之下，夹杂一些私人的不道德行为，在年会这样一种集体行为中，宣泄极易失控。
当事者反串演员五姐在事后致公众信中提及，“我与该公司有过三次年会合作，大家都比较熟悉”，这也至少证明，当事高管主观恶意的说法很难成立。更有可能的是，借着酒劲与起哄的氛围，当事人对于做事的边界尺度难以控制，这样的情况再一经视频网络传播，性质本身的外延以及恶劣程度必然被夸大数倍。
但是，即便能够把此个案的恶劣影响削减到最小，恐怕也平息不了大众因此而产生的共鸣。如公众号《今日话题》所说：“很多年会没有体现出对员工的关怀，这有违年会的本质。”
年会的本质是什么？《今日话题》认为：年会最初的本质就是为了留住员工。这应该是一种比较主流的看法。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在千禧一代逐渐占据主流话语权的今日，年会的本质很难再用一种说法囊括。也即是说，惯喜跳槽的千禧一代，很难再因一次“成功”的年会而对公司产生归属感。这样，也便导致了公司将本应在平日积累的感情寄希望于一次年会创造的策略的失败，也导致了员工将年会所应当传递的企业文化与精神视为无物。
由是，传统年会的意义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不少人认同的“开年会不是为了抽奖吗”。更因此，在年会中“放肆”可以变得光明正大，揭开平素佩戴的面具而展现出部分真实，反而成了某种政治正确，至多不过成为日后工作中的调侃作料。
更深层次地来看，即便用千禧一代惯喜的跳槽思维来解释公司年会策略的失败，恐怕并无法依此来解释企业文化的日渐低俗。不少人吐槽年会中领导我行我素的“开会腔”，以及员工节目表演的恶心奉承，这些当然不能算是企业文化，但这些又恰恰是不少公司真实的“企业文化”水准。
曾看过央视的年会段子，白岩松等人在表演节目时以辛辣的嘲讽宣泄平日里在电视前绝不会说出的语句。这种宣泄可以视为正当。同样，他们也是在揭开面具，但同一种行为的不同目的，变成了问题的关键。
可惜的是，后者毕竟是“高级”的少数，多数企业的员工既没有必要嘲讽什么，也没必要在喜庆的年会中平添一分苦恼。那么，一场不那么出格、不那么辣眼的年会究竟是如何逐渐变得稀有的呢？
正如俗话所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无论是公司还是员工，一旦将一场年会“搞砸”，双方都无法逃脱被指责的命运。又或者说，双方不可避免地同时成为了施害者与被害者。
一个企业，要造就一种深得员工喜爱的文化氛围，远比成立一家公司本身要难很多。我去过那种多一天都待不下去的无比压抑的公司，也去过那种纵向横向都可以畅通交流的公司。员工同样身为被剥削的劳动者，被剥削的程度在今日已然不重要，重要的是被剥削的过程。
在城市中产阶级亦即白领阶层主控职场话语权的今日，参与公司年会的绝大多数人员都不掌握生产资料，这种飘浮于城市上空随时可能坠地“身亡”的感觉，需要同等力度的“安慰”才能得以抵消。任何一个公司，在这样的情况下，最低限度要求——同时也是最高限度——的企业文化也就成了物质安抚。公司没有足够的耐心与精力，员工同样也不会给予分外宝贵的时间，而一旦精神的追求与物质挂钩，做出任何奇葩、出格的事也就不奇怪了。
于是乎，奢求年会办好的同时还能传递企业文化，无异于缘木求鱼。
嘲讽的是，出于最大化剥削员工的物质起点，同时也成了安抚的最后手段。当然，这并不是为了否定工业社会以来的一切成就，只是说，在这样一个彼此心知肚明的职场斗争中，我们本可以很简单解决物质的问题，又最终为了物质而深陷零和博弈的困境之中。浓缩到年会这一个点上，我们惊讶其中发生的一切诡异的事件，正如我们惊讶今日的城市文明，两者实无不同。
2018.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