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大脸狗  禾计划网络伙伴

初识社区参与

        社区参与是一种态度和立场，也是一种理想与道路，即，相信人的潜力、相信参与的价值，相信发声的意义。现在逐步涌现许多社区参与案例，每个案例深浅不同。有案例意味着有记录者。选择记录什么，意味着选择看见什么，这也是一种介入与推动。笔者用上班前的一两个小时，面对办公桌和电脑，把自己的感觉、印象和观察梳理出来，组织成实地经验，以供伙伴们参考与讨论。

       许多社区参与案例经常出现的情节是，工作者进入社区，起初不知所措或遭到误会，活动落地过程中也会经历很多动荡和挫折，同时也会感受到居民们的支持与温度。在介入和参与的过程中，工作者与居民，居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或组建小组、或持续运营场地活动、或挖掘在地议题并积极倡导等。有深度的社区参与案例都会强调工作者与居民之间的相互陪伴。为什么“相互陪伴”如此重要呢？这不是工作者的主观体验，如前期遭到冷遇以致格外珍惜贵人。社区参与本质上是提供一种新的关系、新的连接。

      人们日常忙忙碌碌，有各自的烦恼与关切，工作者的特别之处是受过相应训练，有意识地促成新的关系、新的连接，同时也是居民参与过程的主要记录者或见证人。更重要的是，作为职业，工作者需要对一次次活动的“成与败”、“有效或无效”负责，汲取成功与教训，更新知识与经验。我认为，工作者是促发新的关系、新的连接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有人会将工作者称之为“播种人”，潜在含义是，播下的种子大多都没有结果，并强调，只要持续播种，终会产生好的结果。既然有播种人，自然有“土壤”。与投资土地盖房子攫取价值截然不同的是，工作者的土壤是具体的人与社区脉络。商业可以透过各种手段对一块土地进行前景评估，运用财务分析评估公司表现，而我们难以对眼前的人和社区做趋势分析，社区参与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状态也没有标准。在这个意义上，工作者确确实实是“播种人”，需要冒着无果的风险投注自己的青春。

社区怎么参与？

       在中国语境下，社区是行政产物，是城市框架下的底层单位。从行政的角度来看，社会就是一张大网，而社区是密度最高的网，正如各个社区推动的网格工作。社区参与在这个意义上，是鼓励居民积极响应政府和国家的号召。

       从运动的角度来看，社区是公民或人民真实生活的地方，社区的地理边界是次要的，工作者与居民们反而要不断跨越身份和地理边界，推动解决共同关切的议题。在这个意义上，社区参与是一种超越既有框架的关系和连接，这个指向与项飙在《跨越边界的社区 : 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中的观点是一致的。区分这两种社区参与，有助于我们正本清源。

以下是笔者对社区参与方法的梳理：

1、建立社群网络

       起初，笔者想写建立组织，转念一想，严密的组织未必符合社区参与的立场与愿景，而且在流动的现代社会，也很难实现。因此，工作者积极构建的是开放、半开放的社群网络。社群网络的运作机制不是垂直的要求与规范，而是平面的对话与协作。

2、意识增益

       在学校，我们会谈“学习”。在过去的工作团队，我们会谈“意识教育”。这些用语过于日常或传统，但基本指向是新的连接意味着形成一种看待世界的新视角，且这种视角更具辨识力、更有公共精神，更肯定互助的意义与价值。

3、空间运营

       居民之间的互动需要活动场地、各式会面场所，并辅以线上连接。推动社区参与并非停留在“搞活动”，活动不是目的，而是动力和媒介，目的是增进居民与空间的情感，进而营造出“家”、“理想生活方式”等感觉或认同。

4、议题倡导

       我们不是为了连接而连接，与此同时，我们更需要传达共通的关切，用行动推动解决。可以用口述、访谈、田野调研、问卷调查等学术或半学术的报告，辅以各种形式的倡导活动，进而发出“边缘”和“角落”的声音，提出切实、有建设性的意见。发声不是单向的呼吁，而是为了引起交流与对话，推动改变。

5、跨越社区边界

       社工经常强调资源整合，听上去蛮高大上的，但往往陷入滑稽可笑的境地。社工不是区长，如何让街道一把手、辖区企业、居民及与之相关的利益方们乖乖地齐坐一堂呢？更别说达成共识了。说白了，“资源整合“强调工作者需要突破社区这一城市底层行政单位的框架，反对封闭在政策和服务对象小圈子里，强调有意识地“对外开放”。

社区参与案例

       接下来，笔者也提供一个案例观察和简述，以增进对社区参与的具体认识。

       时间：2016-2020，广州某流动人口社区。

       笔者所在公益团队主要面向制造业工人与当地居民，开展粤语、电脑、口才等公益课程。该社区位于广州边缘，“地广人稀”，公益团队与地方村委达成初步合作，村委发挥的主要作用是，1、不反对；2、提供免费活动场地。不过，该活动场地位置差，团队辅以外展宣传，与社区居民建立了初步连接，但总体拉新效果不好。后来，笔者以跑步为纽带，创办了户外运动社团。

        起初，只有 1-2 人参与活动。人少的好处在于可以深度交流。跑步后，同行者身心舒畅，更愿意分享自己。如，参与者 M 会分享自己性格孤僻、需要社交，以及没有户籍、积分入学难等议题。

       社区每周有了活动，一回生，二回熟，新的关系逐步建立起来。2、3 个月后，参与者逐步多了起来，形成了 20 人左右稳定的跑步参与者。这时我和同事召集大家选社长、投票社团名称。选举和投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业余的兴趣爱好社团，没有人想“出头”，每个人都不想麻烦和担责任。其次，参与边界难以划定，人群难组织。在选举现场，有些人没来，有些“一次性参与者”在群上看到信息来了。最后，大家也没有议事规则和习惯，工作者设定的流程与参与者的偏好是有张力的。所以，当时没有条件实现“真·民主投票”这件事。但是，从 4 年后的今天来看，选举这件事自有其价值，第一，确定了运动社团的名字，取“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之意，凝聚了社团文化；第二，民主选举的态度成为社团历史的组成部分，最近社团骨干组织 4 周年庆（笔者没有参与筹备），在微信推文会特别强调民选这段历史，彰显社团的公共性。

       1 年后，社团形成了 5-8 位核心骨干，及 30-40 位热心参与者，由核心骨干在吃饭喝酒时推选出真正做事的社长。社团的引领动力从笔者过渡到当地居民。期间，社团骨干们也积极参与公益团队其他活动，包括性别平权和流动儿童上学等议题倡导，还与区域之外的公益团队有少量交流。这些参与使居民从资源获取者逐步转化为共同行动者。

        善导在《让参与更容易——流动人口社区协作者指引》册子中特别强调“成人学习者”这一称谓。对于儿童和少年，上学和受教育是理所应当的。这对成人则不然，后者有一套经验与习惯，不是一张白纸，任工作者涂抹，更不能要求听从。笔者印象最深的是“开会与讨论”，社团进入成熟期，大家有条件开会了。笔者在会议前征询大家意见，准备议程和流程，并将其写在会议室白板上。开会时，笔者体验到“毛泽东在闹市中学习”的感觉，大家带着零食和啤酒来到现场，彼此嘻嘻哈哈、聊着八卦，骨干们看到笔者时能有意识地“谈正事”，但话题很容易跑偏到西伯利亚。在会议现场，笔者内心非常宁静，尊重并听着大家的嬉闹，努力捕捉可以谈正事的空隙，一点一点推进流程，接纳且尊重有差异的做事方式。每位骨干有自己的性情，笔者看见：Z 真诚、幽默，又过度谦虚；M 经历坎坷，爱玩爱交朋友；L 说话带刺，为人不坏；X 有点自卑，很有担当；T 外向可爱，是社团“吉祥物”；D做事严谨，认真负责；A 是酷酷的御姐，带着小孩跟大家一起玩；W 漂泊不定，经常失业，但特别喜欢为大家服务……

       2017 年，社团在森林公园组织 120 人的定向越野活动，每名骨干都鼓励同事、邻居参与，招募没有遇到任何困难，每个人将组织筹备面向社区居民的公共活动视为自己的事。T在印刷厂工作，请产线组长帮忙彩印 A4 活动指引，还特意将每一张过塑。活动当日，天还是黑的，大家五点准时集合，一起将活动物资运送到山上，布置好场地。现场主持、赛前拉伸、点位工作、拍照、活动收尾等工作推进的十分稳妥。

        许多工作者会发现，“决策”不一定由正式会议完成，“成人学习者”们更喜欢好的氛围和轻松的环境，这对非白领的制造业工人更是如此。不过，这并不是说工作者推动“选举”和“开会”不重要。在新的连接、新的关系中，成人学习者有一套经验和习惯，工作者也有一套经验和习惯，两者是碰撞、冲突和融合的过程。如果工作者不推动开会、决策和分工，那成人学习者们对决策与分工的意识、自信心和熟悉度会更弱。意识增益有助于成人学习者习得新的能力。

       笔者及所在团队于 2018 年由于种种原因离开社区，社团完全交由骨干们负责。期间，骨干们也有所变动，有人将孩子接到身边、有人分手、有人组建新的家庭、有人回老家等，但核心骨干团队规模扩大到 10 人以上，并以众筹方式解决活动饮用水问题。2019 年，社团与在地的一家公益性创业组织合作，作为外来打工者承办来穗局社区公益活动。2020 年，受疫情影响，户外运动暂停了几个月，但在年中立刻恢复，还创办了自己的公众号。社团骨干以初高中教育背景为主，对于文字撰写怀有恐惧感，但在彼此鼓励的氛围下，纷纷迈出第一步。撰写的推文达不到都市中产习以为常的逻辑和排版水平，虽然粗糙，但文字里吐露出一股“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公共性。10 月，社团以众筹的方式，组织 4 周年庆活动，延续社团公益文化，为居民们谋福利。众筹资金七八千元，由社团声望很高的骨干负责监管，活动后公示财务使用明细。

       小结：该户外社团体现了在地居民的社区参与，工作者与在地居民、居民之间形成了新的连接，且在工作者离开之后，社团不仅持续维护日常活动与聚会，同时坚持原初的公益与公共性，为整个社区提供新的连接机会。社团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工作者与在地居民的共创外，也受该社区拥有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影响。

①天时：该社区位于广州边缘，像一个小县城，呈现“工资不高，生活成本低”的特点，如 300 元就在村里租到一个单间，600 元可租到两房一厅。由此，该社区拥有很多“父母打工+流动儿童”的家庭居住者，且居住稳定。

②地利：社团活动主要依托附近工业园道路、江边、森林公园等社区公共场地，辅以个人出租屋、大排档、农家乐等聚餐场所，无须租赁室内场地。

③人和：居民之间的“和”是一个不断波动的过程。笔者不善于处理人际冲突，但社团成员之间由于“价值观”、“性情”和“误会”带来的冲突无法忽视，有些冲突达成和解，有些冲突造成离开。建构骨干团队本身是一个“气味相投”的过程，团队的凝聚力也意味着排他性。与之并存的是社团的公共性，为吸纳新同志的提供了开放条件。“对内凝聚+对外开放”是保持持续活力的核心要素。

       许多同行无意识地以“起-落-起”情节模式撰写社区参与案例，从而体现案例的“成功性”和“复制性”，这很容易陷入至一种浮于表面的成功。就笔者亲身参与发现，不同社区有很强的差异性，不同社区居民也各有特质，很多未曾明述的生活细节增进或阻碍着社区参与。又如，像是极富细节性和过程感的《跨越边界的社区 : 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研究者项飙见证也仅是一个历史时期，后续发展永远是个迷。工作者此时推动的社区参与，20 年、50年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说不好。总而言之，现在说结果还太早。

对社区参与再反思

        案例过后，想再与各位读者就社区参与这件事做进一步讨论，以下是笔者深感困扰的问题。

1、工作者身份

       笔者是社工专业出身，但很少自称社工。首先，社工的知识以套用外部体系为主，装饰胜于效用，缺乏在地生长的力量。其次，社工、志愿者和服务对象的身份区分有强行政化的倾向，相比之下，公益人、公益团队比社工、社工机构更具包容性、民间性。最后，社工证已经成为工具，头顶光环的大人物将其作为蛋糕，大城市民众将其作为积分入户渠道。

       后来，笔者以公益从业者或社区工作者称呼自己，这也容易引起误解。公益往往与慈善、与高道德性绑在一起，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社会里，人们对公益之心怀有疑虑，且强道德性所带来的高姿态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社区工作者则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行政味道，与社区工作站、居委会等具有很强的家族相似性，有时会被误解为公务员或事业编制。如果用协作者，感觉也很怪，协作是一种价值观和方法，与社工一样，知识体系在地化和成熟度不足，甚至更加抽象。由此，本文使用“工作者”这一非常通用性、无标示性的身份。现实中，笔者会根据实际情景混用社工、公益人、社区工作者。简而言之，身份称谓，即自我与社会的认同问题并未真正解决。

2、社区参与的限度

       前面谈到社区参与处于探索阶段，目前还没有标准。那么，是否只要有“参与”就是社区参与呢？比如，居民参与一次社区活动、做一次志愿者？肯定不是。社区参与的内核是居民之间的连接，基于社群关系涌现共通议题，并推动解决。从这一视角出发，公益团队与居民们的关系，不是“公益团队在上，在地社群网络在下”的架构关系，而是使自身成为社群网络的一部分。这里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公益团队与在地社群网络的张力，前者具有更强的目标性和推动力，而后者有其自然的连接和凝聚速度。

       从上述户外社团案例也可看到，居民之间的连接、熟悉度、行动力培养不是一个特别有效率的过程，该社团也不是由急迫的社会议题凝聚而成，这是社区参与路线的特点。对此，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社区参与的限度是什么。从社群网络规模来看，笔者对亲身参与和同行案例的观察是，由 4-10 人组成的公益团队，在流动人口租赁社区，做 3年-10 年。如果以公益团队为中心画两个同心圆，位于社群网络内心圆的积极参与者大约在200 人左右，位于次心圆的普通参与者大约在 800 人左右，次心圆人数与时间长短相关，但总体应该不超过 1000 人。当然，以上均是预估。我们也可以从另一面去评估社群网络规模，公益团队在社区都会培育志愿者团队，实际上，受公益团队人数、场地面积、行动议题、居住流动、外部管制所限，很少，或几乎没有机构能维护 200 人以上的骨干志愿者团队。我认为，仅在单个社区推动社区参与，缺乏不同社区社群网络的连接与互动，会陷入“内卷化”的状态，也就是发展到一定规模停滞不前。

        以上是以社区公益团队为中心画圆，如果以社群网络中各个节点——也就是以社区居民为中心会发生什么呢？像是孵化一个新公益团队，或是上述户外社团，属于少数运作机制良好的显性社群网络，由社区公益团队促进的大部分居民连接，主要沉淀在日常生活中，不是不存在，但公共性相对较弱。

       此外，社区参与是为了改变不合理、不公平的社会机制。比如，户外社团所在社区，连续多年，居民们为了孩子上学齐聚区府寻求更公平的解决举措；由于区域交通不便，自上而下推行禁摩限电引起热议；以及如何为孩子创建更安全、更有儿童视角的社区环境等。以上议题我所在公益团队试图与社群网络共同推动，但很难产生真正的改变。在流动人口租赁社区，绝大多数居民没有户籍和产权，与地方行政、与住所、与土地的关系很弱。当发生城市更新，如工业外迁、土地旧改、公寓改造等，居民不仅随着就业机会流动，也因不具有社区、业主身份而被驱逐。总体而言，居民们对政策改变的信心不强，进而对于议题倡导的期待值和参与度也很低。

       面对以上社区参与的限度，笔者未能找到突破的方式，各位伙伴有好的想法与建议，欢迎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