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读物几乎就要呼之欲出了，因为这时候存在几个相当尖锐的问题。

一是学者们不研究自己工作的出版，不重视知识的规范性输出。当时的巴贝奇是“自动计算机”的发明者，他说，科学界只是在搞“敷衍式”的出版工作 ，比如当时英国皇家学会714名会员只有10%的人在学刊上发表过两篇以上的学术论文。

二是学者们不注意保存自己的智力成果。比如，格林尼治天文台有5吨重的宝贵天文手册，竟然被当成废纸卖了。

三是还没有教科书这个概念。英国社会还在普遍沿袭工匠学徒制，宝贵的知识只能通过口耳来低效传播。

这样问题导致的结果是社会知识根本无法有效累积，下一代年轻人没有足够机会了解科学事业，更不会为之献身。

气愤的巴贝奇反手一指隔壁的法国，看看人家，法国科研人员的学术出版总是能得到国家和政府部门的鼎力资助。

在这个背景下，英国学者和出版商一拍即合，带有商业性质与大众性质的“知识生产”工程开始了。

但“知识生产”是个从未有过的巨大的难题。

并不是学者和出版商“情投意合”，一个没日没夜写文章，另一个玩儿命地印刷书就可以了。

要想吸引大众的关注并且愿意付费，第一步是让图书从奢侈品，变成平价商品。

解决这道难题的关键是一系列技术进步。

过去印一本书，如需要插图，要么是手绘，要么是木雕刻印，总之费时费力。

但机器彩印在19世纪出现了，不仅成品更精致，而且价格更低廉。

当然，科普出版物最主要的还是文字部分，好在当时有了机械制动的印刷与排字工序，极大提高了书刊生产效率。

还有，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一些出版商梳理统合了生产流程，把印刷这项传统的手艺活儿，变成了高效的流水线运作。

但知识出版物，除了装帧好，更重要的是内容得过硬。

这就涉及知识原料的提供者——学者们了。

绝大多数学者都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有更多人关注，可惜过去的出版要么是学者自己掏钱，要么得有人赞助。

一些手头不宽裕的学者，只能断了出版的念头了。

但维多利亚时代的出版大环境变了，学者、出版商、政府都意识到知识出版的重要性，一个巨大的改变发生了，这就是国家与教育机构主动承担起责任了。

我们举个例子，19世纪涌现出一批重量级的大学出版社。

大学出版社，相当于在学者和出版业之间连起一条最短的线，它们能第一时间获得学者的研究成果，然后编辑印刷。

186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管理合伙人就宣布，他们不仅要出版“世界经典”，还要出版“与大学研究更密切相关的书籍”。 

正是从19世纪60年代起 ，牛津大学出版发行了大量科学教科书，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如今“牛津通识读本”依然是世界上最流行的科普读物。

不过，降低价格、保证质量、及时出版，仍然不一定能吸引到足够多的消费者。

最初的知识出版物有个特点，侧重“博览”，忽视了专精领域的“探索”。

打个比方，某个落后地区开了第一家小卖铺，那小卖铺主打的一定是牙刷、毛巾、脸盆，货物齐全，绝不会只是电动牙刷就上200种。

我们今天很熟悉的顶级科学刊物《自然》最初就很有小卖铺的感觉，定位不够明确，出版商的想法是绘制一些科学家画像，再加一些简单的科普绘画，各类知识都写点儿就卖出去了，结果差点把公司搞破产了 。

所以，当时的出版物纷纷开始寻找自己的读者群体。

《自然》这家刊物的策略是，瞄准科学新闻和科学讨论，并附上相关专家的研究报告 ，也就是说前沿性、权威性是它的锚点。

再比如有一本名为《哲学杂志》的刊物，刚开始任何科学话题都讨论，最后聚焦了物理和化学，这是当时最热门的学科 。

总之，一些刊物都快速锁定专精领域，瞄准“死忠粉”，为自己的知识产品付费。这些产品也因此能活得更长久。

到这儿还没有完，“知识生产”只是保证了准确性，时效性还不够，就像我们拿到一篇最新的数学论文，咱未必能看得懂它。

换句话，“知识生产”需要照顾受众的知识储备。

答案是要生产更多面向大众的书籍。

我们前面介绍的出版物，主要是学术刊物。

没错，维多利亚时代“知识生产”的首发阵容，并不在图书领域，而是学术刊物。

直到维多利亚后期，知识类出版物，仍然由学术期刊主导 。

那时的出版业还远没有今天发达，所谓“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最初的知识生产是为了积累并传播最新科研成果。

学术期刊恰好满足这一点，时效性强、问题针对性强，编辑格式相对统一。

不过，就像我们不关心“如何研制出能接受导弹撞击的特殊材料”一样，维多利亚时代的普通民众大多也不会关心最前沿的学术难题。

也就是说，到这一步，知识生产是不到位的，它没有实现大众化。

对于出版商来说就是，占绝大多数的普通人的钱，还没有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