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丽，你好！
大学已经开学几个月了，这段时间我自己也不知道在忙忙叨叨些什么，我想你大概也差不多吧，都是外语学院，估计很多套路都是相同的吧。
我对北外的第一印象居然是失望，因为校园真的不大，也没有比西安中学大多少。我们一起去过西工大，我也去过西安交大，相比之下这两个学校才像是一个真正的大学，而北外真的太袖珍了。我们这个地方，在北京三环的西北角，出了校园就是魏公村。因此，接新生的师兄师姐告诉我们，北外的外号叫做“魏公村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其实顾名思义，魏公村是地名，女子是因为学校里女多男少，估计你们那里也差不多吧。反正这就是一种调侃，我发现这是北京的一种特有表达方式。和“魏公村女子职业技术学院”对应的，还有“三义庙男子技工学校”，那当然就是北理工了，因为北理工北门口的公交站，就叫三义庙站。
相比北外的袖珍，北理工算是比较符合我对大学的期待，从靠近北外的的南门走到正门，至少十五分钟，公交车也得设两站。当然这样肯定有好有坏，池杉说他们有一天的课程，就是一二节正门旁的教学楼，三四节在三环外的北区教学楼，几乎所有学生全都迟到，因为实在太远了，二十分钟课间没有自行车肯定赶不到。但在北外，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教学楼之间距离都很近，就算要回宿舍拿点东西都来得及。
说到北理工和北外，有个很有趣的事情。带着北外校徽，进出北理工完全是畅通无阻，但是反过来就不行了，多半会遭到门卫的盘查。就连女生宿舍楼下贴的安全警示，除了你能想到的防火防盗以外，还有一条“谨慎和自称北理工的男生来往”，真不知道这个外交原则是怎么来的。
我们宿舍据说有12个平方，比我在家里的房间稍微大一些，但实际感觉完全不是这样，因为这里面要住6个人。三张高低床，一张写字台，一个巨大的柜子分成六格，每人一格就是全部了。这样行李自然是不可能全都放在宿舍里的，宿舍楼下有个储藏室，每个人都可以放一到两个箱子在里面，到了换季的时候，就拿着柜子里的衣物到储藏室去调换就行了。
宿舍里第一个来学校报到的，自然是北京本地的。李玉森是一个瘦瘦的长脸女孩，我高度怀疑她家里有满族血统，反正相貌上就是有那么点和其他人不一样。作为北京女孩，李玉森颇有些优越感，对她来说我们其他人都是“地方上来的”。不过不得不说，她的穿着打扮确实显得要时髦很多，单看每一件衣服都不觉得有什么，但是她穿出来就是显得与众不同。
第二个是我的上铺，172的大高个，山东女孩高雪。她的头发比你还短，应该说比李涛和池杉还短，我进宿舍时她从上铺探出头，吓了我一大跳，还以为是个男生。高雪性格豪爽，加上她确实比其他人要大了一岁，因此当仁不让的扮演起了大姐姐的角色，我很快就和她成了好朋友。
第三个是个湖北来的刘圆，她身材瘦削，连脸颊也有些凹陷。但和我的描述不同，她的这种瘦弱赋予了她一些林黛玉似的柔弱美，加上她总是一袭长裙长发齐腰，很有些文艺青年的味道。
我是第四个报到的人，和我同一天比我稍晚到的是周萍，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浓眉大眼，典型的陕西人长相，没想到她却是个来自湖南常德水乡的女孩。多相处了几天，我发现她的性格和外貌很相配，豪爽大方到有点没心没肺。
最后一个来的，是个只拎了一个小包的圆脸女孩，她叫赵颖，自称家在北京所以带了几件衣服就来了。后来班级见面会上，辅导员介绍新同学的时候，说了她是河北考生。她又改口说，她住在北京的亲戚家，高中也是在北京上的，只不过高考是在石家庄参加的。
我想外语学校的课程设置都是差不多的，无非是思想政治、马列主义等一批公共课程，加上英语演讲、英语辩论、精读泛读等一批专业课程。稍微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有一门第二外语的必修课，不管选什么都必须选一个。既然你考了法语专业，我就决定选择法语作为第二外语，这样以后咱们就可以用法语交流了。
我们有两门专业课，是由外籍教师担任的。我们的外教老师叫做Adam，是一个来自美国的中年帅哥。第一次上课，他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给自己起个英文名字。为了不让名字重复，他直接按照当时座位顺序，给每个人分配了一个字母。坐在第一个的A，第二个的B，以此类推，每个人都必须用该字母作为名字首字母。由于我们宿舍去教室最早，坐的最靠前，就得到了ABCDEF这六个字母。
于是，经过了一个晚上，我们都有了新名字。山东短发女孩高雪Amiliia，我自己Bessie，湖北文艺女孩刘圆Clara，北京女孩李玉森Daisy，湖南浓眉大眼女孩周萍Emily，石家庄女孩赵颖Flora。从此以后，在学校里上课下课，老师同学都互相喊英文名字，时间长了，突然有一天有人喊我中文名，我居然感觉很有些陌生。
开学以来，最让我不适应的是，所有的专业课都用英语讲授。由于中学都是哑巴英语和聋子英语，一开始几个星期，我几乎都听不太懂。除了听还有说，最初从精读，快速阅读，听写，用自己的话复述原文开始，过渡到笔译和口译。
每周六下午的听力课，是我最喜欢的课程，因为这一天可以合法地看电影。为了提高听力，这个课就是放各种美国电影，都是英语原版，也没有字幕。其实大部分的电影我都是看过的，再看一遍却有了别样的感受。
电视上放的都是配音版，《北非谍影》里伊尔莎，中文配音温柔深沉，这个声音已经和英格丽褒曼的形象一起在我心里定型了。然而，突然切换到原版，我却很长时间不能适应，总觉得英格丽褒曼的声音有些过于沙哑。
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乱世佳人》里的郝思嘉，特别是从亚特兰大逃回陶乐后那段独白，译制片配音声音虽然也传达着倔强的不服输，但原版中费雯丽的声音更加有爆发力，更加像一个经历过颠沛流离生活后的郝思嘉。
相比高中，每天上学上课放学回家的生活，集体生活虽然多有不便，食堂饭菜虽然比家里的要差不少，但是还都在可接受范围之内。最大的变化，还是多出了不少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但这种自由，却让我感到迷茫。从小学开始，爸妈几乎天天教育我，好好学习以后上个好大学。现在这个目标实现了，却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以后该干什么。
宿舍里的卧谈会上，大家也会讨论这个问题。身为北京女孩，Daisy见识最多，这方面的困扰也最小。她宣布，她大学四年有两个目标：第一是谈几场轰轰烈烈的恋爱，第二是准备托福考试做好出国准备。
你没看错，她说的就是“几场”恋爱。按她的说法，北京的中学生，没有谈过恋爱的绝对是少数，中学六年时间，足以让大部分学生情侣从热恋到分手，因此“几场”恋爱甚至在中学阶段也不是什么过分的形容。同理，大学同学都还没认全的时候，她就已经做好了分手重新开始的准备。
不过，在北外谈恋爱并不容易，因为男生太少了！我们班20个女生，只有1个男生，其他班也没多几个，非要去往阿拉伯语、塞尔维亚语这些小语种专业，才会有比较多的男生。不过，按照Daisy的说法，大学的交际圈是不限于本校的，出校门向北过马路就是北理工，再往北跨过三环就是人民大学。坐几站公交车到学府路，就是北航等更加密集的高校，当然换个方向也就稍微远一点，就是清华和北大。总之，北京是中国高校密度最大的城市，也是男性大学生最多的城市。
我告诉Daisy，我有个同学在北理工，他们班上是24男8女，已经是北理工女生最多的一个专业，有一个系甚至全年级只有一个女生，有大量急需她去拯救的男生。结果Daisy用很不屑的口吻说了一个字，“土”。
你别说，“土”这个词还真的是很贴切的形容了池杉和他的同学们。我以前觉得池杉就够“土”了，一年四季都那么几套来回换，每一套都是灾难级审美，全都灰不溜秋的看不出颜色。结果有一次他邀请我去看他们班的足球赛，我见到了他们班的男生，才发现他居然在里面算是好的了，有些男生只能用“憨态可掬”来形容了。
顺便说一句，那天比赛池杉他们班被人打得妈都认不出来了，池杉还就在我面前一米多点的地方，犯规送了对方一个点球。赛后，趁着他还没下场，我就溜了，可不想让别人看到我认识他，真是丢人！
除了池杉，我还联系到了几个西安中学的校友，不过几个清华北大的，明显不是很愿意跟我们一起玩。也就是在中国政法大学的陈岚，还有在广播学院的王宇晨，算是在学校里交情多一些，可是她们的学校实在太远了！不是一般的远，这么说吧，她们来北外找我玩，我还得给她们找地方住，否则当天回不去。所以，虽说西安中学考去北京的有十多人，但我平时可以接触的，也就只有池杉而已。
说到北京，让我觉得和西安差别最大的地方，一个是食物，另一个是思想。先说食物，我一直以为老北京小吃也是很丰富的，结果却大大的出乎意外。Daisy有一个周末带着我们几个人去了隆福寺吃小吃，结果我不但没吃好，甚至说连吃饱都没有。豆汁就是馊了的豆浆，炸灌肠就是炸巨硬的面片，炒肝就是下水杂烩胡辣汤，卤煮就是下水杂烩泡馍……我能吃但也谈不上喜欢，味道还行的也就是豌豆黄和驴打滚，但是这两个西安也有。
想当年高中的早读课上，池杉讲了很多次各种北京小吃，当时口水哗哗，现在想起来是眼泪汪汪。过了一个星期我在北理工见到他，质问他吃过这些东西没有，才发现这家伙其实压根就没吃过，当年说的那么热闹完全是从梁实秋的《雅舍谈吃》上抄袭来的，到现在他也没吃过。
另一个思想上的差异，具体应该说这里各种什么样的思想都有，甚至一些完全相反的思想也能和谐地共存。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新生教育的时候，老师先说“在校期间不要轻易谈恋爱”。这本来是非常常见的老师家长观点，但紧接着老师就说“要有待价而沽的想法”，合着“不要轻易”是为了“卖个好价钱”。紧接着老师又说“就算谈恋爱也不要越轨”，这算是老生常谈的论调了，但马上老师又说“至少不要怀孕”。好家伙，这底线可够灵活的啊！
这里插一句题外话，据说大学不再干涉学生谈恋爱是从1990年开始的，原因是怕学生们“闲则生事”，干脆谈谈恋爱发泄一下精力。我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真的喷了饭。一点都不夸张，因为我是在食堂听隔壁桌两个辅导员在聊天。
一个人说：“咱们又是晒太阳又是饿肚子的结果，真没想到放开的是谈恋爱，让这帮孙子赶上了好时候！”另一个说：“可不就是，那时候做学生不让谈，现在学生能谈了，咱们他喵的成老师了。”
还有一个例子，是在英语演讲课堂上的，Adam随机抽取正反两方进行辩论，我和一个来自深圳的女生Jazmin是对手，辩论的题目是“是否应该允许随手丢垃圾？”我想这个题目简直是送分题，想都没想就选了“不应该”。结果Jazmin的论据让我目瞪口呆：
“我认为应该允许，因为中国城市中有很多清洁工，他们没有其他技能，依靠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生存。没有了随手丢的垃圾，就等于减少了这些人的工作机会，断绝了很多人的生存机会。”
Jazmin这个名字非常的罕见，我去查了字典才知道是茉莉花的意思，而且这个名字的发音，和她的中文名贾子悦正好差不多，真是一个绝妙的好名字。因为这场辩论，我跟Jazmin熟悉了起来，她也成了除了高雪以外我最好的朋友。后来我发现她真的是这样想的，而不只是辩论的需要。
Jazmin是这个么解释她的想法的：“清洁工这个例子也许觉得不好，但改成低端劳动力岗位，一切就说得通了。中国有大量的低端劳动力，如果没有这些低端岗位，他们就不得不回到更加低端的农业岗位。因此尽管这些工作可能不太体面，而且薪资微薄，但依然非常重要。”
为了说服我，Jazmin告诉我一个故事。Jazmin爸爸在东莞开了一个工厂，有几百个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很多人的工资都是每小时2元，拿多少钱全靠疯狂加班。生意最忙的时候，工人没日没夜全月无休，一个月能拿到600多元。按照任何阶段政治课本上的定义，她爸都属于“惨无人道的剥削剩余价值”，但他的工人都很开心，见到他会尊称一声厂长。
Jazmin的英语口语非常的好，可以毫无障碍地和Adam聊天，一些俚语和简称是我从未听过的。她解释说，她从小就是看着香港电视长大的，很多电影电视都是英文原版，看多了自然就会说了。不过，她的这个解释，反倒是让我明白了，她那些和我截然相反的思想是从何而来。
来了北京，我发现了一个以前从未遇到的问题，而且你在西安也不大可能有这个感受，那就是“打电话难”。
宿舍楼有一部可以打入的电话，有事家里可以把电话打到宿舍楼，然后宿舍大妈就会用内部传呼机向宿舍喊话：“344宿舍的苏木下来接电话”。显然，这么多人住在一个宿舍楼里，电话占线那就是常事了。宿舍楼下还有一部可以打外线的公共电话，这是一部偶尔出现在电影电视剧里的，时髦的投币电话，投入5毛钱硬币就可以拨外线电话。但很快就没有人用这个电话机了，因为它无缘无故的吃硬币情况实在是太严重了。
真正难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打长途电话。中秋节那天，我想打个电话回家，就和高雪一起去了魏公村邮电局。没想到，这里排队人山人海，都是北外、北理工还有民族学院的学生，队伍已经排到了大门外几十米。幸好有个下班的邮电局大妈指点我们，这个队伍已经长到晚上下班也不一定能打上电话，不如去苏州桥邮电局，那边虽然靠着人大，但是人大学生里面北京本地的比例高，没那么多人打长途。
果然，等我们用了一个小时找到苏州桥邮电局，这里只有二十来个人，听上去也是北理工的学生居多。打电话要先填个单子，写上要拨叫的号码，然后交二十元押金。轮到我的时候，值班的员工让我进到一个小亭子间里面，拿起电话等着就行。果然，过了几秒钟电话听筒里面传来嘟嘟的拨号音，又过了几十秒钟，拨通了医院总机。从出门去打电话，到听到妈妈熟悉的声音，我用了几乎两个小时，而且这还是在爸妈在家，且分机没有占线的情况下，被折磨得精疲力尽的我，本来并没有多少想家，这会瞬间就泪眼模糊了。
写了那么多不开心的事情，在结尾前写一个让你开心的事情吧。国庆节期间，我去北广找王宇晨玩了一次。北广校园和北外差不多大，但是她们那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就是“我爱我家”的拍摄现场。
其实这个电视剧已经都拍完了，但是场地一直维持在了当年拍摄最后一幕的状态。我们去的那天，并没有其他人，也没有什么工作人员管理。因此，我到老付的办公桌前坐了坐，又在葛优躺过的沙发上也躺了一下，其实沙发特别硬还有一层灰，真的是一点都不舒服。不管怎么样，能够在自己喜欢的电视剧里走上一圈，我觉得那天天不亮就出门到天黑才回到宿舍的奔波，全都是值得的。
你最好的朋友
苏木
1994年10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