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自来先儒皆以‘学问思辩’属‘知’，而以‘笃行’属‘行’，分明是两截事。今先生独谓‘知行合一’，不能无疑。”
曰：“此事吾已言之屡屡。凡谓之‘行’者，只是着实去做这件事。若着实做学问思辩的功夫，则学问思辩亦便是行矣。学是学做这件事，问是问做这件事，思辩是思辩做这件事，则行亦便是学问思辩矣。若谓学问思辩之，然后去行，却如何悬空先去学问思辩得？行时又如何去得做学问思辩的事？‘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元来只是一个功夫。凡古人说知行，皆是就一个功夫上补偏救弊说，不似今人截然分作两件事做。某今说‘知行合一’，虽亦是就今时补偏救弊说，然‘知、行’体段亦本来如是。吾契但着实就身心上体履，当下便自知得。今却只从言语文义上窥测，所以牵制支离，转说转糊涂，正是不能‘知行合一’之弊耳。”
问：“象山论学与晦庵大有同异，先生尝称象山‘于学问头脑处见得直截分明’。今观象山之论，却有谓‘学有讲明，有践履’，及‘以致知格物为讲明之事’，乃与晦庵之说无异，而与先生知行合一之说，反有不同。何也？”
曰：“君子之学，岂有心于同异？惟其是而已。吾于象山之学有同者，非是苟同；其异者，自不掩其为异也。吾于晦庵之论有异者，非是求异；其同者，自不害其为同也。假使伯夷、柳下惠与孔、孟同处一堂之上，就其所见之偏全，其议论断亦不能皆合，然要之不害其同为圣贤也。若后世论学之士，则全是党同伐异，私心浮气所使，将圣贤事业作一场儿戏看了也。”
又问：“知行合一之说，是先生论学最要紧处。今既与象山之说异矣，敢问其所以同。”
曰：“‘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功夫，这一个功夫须着此两个字，方说得完全无弊病。若头脑处见得分明，见得原是一个头脑，则虽把‘知、行’分作两个说，毕竟将来做那一个功夫，则始或未便融会，终所谓‘百虑而一致’矣。若头脑见得不分明，原看做两个了，则虽把‘知、行’合作一个说，亦恐终未有凑泊处。况又分作两截去做，则是从头至尾更没讨下落处也。”
又问：“致良知之说，真是‘百世以俟[sì]圣人而不惑’者。象山已于头脑上见得分明，如何于此尚有不同？”
曰：“‘致知格物’，自来儒者皆相沿如此说，故象山亦遂相沿得来，不复致疑耳。然此毕竟亦是象山见得未精一处，不可掩也。”
又曰：“‘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若知时，其心不能真切笃实，则其知便不能明觉精察。不是知之时只要明觉精察，更不要真切笃实也；行之时，其心不能明觉精察，则其行便不能真切笃实。不是行之时只要真切笃实，更不要明觉精察也。知天地之化育，心体原是如此。‘乾知大始’，心体亦原是如此。”
【背景简介】
1526年，嘉靖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岁，在浙江。是年，阳明先生有多篇与诸生论学文章。四月，复南大吉书，答欧阳德书。八月，答聂豹书。《王文成公全集·年谱》载：“四月……德洪与王畿并举南宫，俱不廷对，偕黄弘纲、张元冲同舟归越。先生喜，凡初及门者，必令引导，俟志定有入，方请见。每临坐，默对焚香，无语。”此时，钱德洪和王畿已担任起“教授师”之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