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名夷吾，又名敬仲，子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做过宰相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思想家。以管子思想为基础形成和发展的管子学派兼容道、法、儒等诸子百家之思想，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笔者结合多年阅读《管子》之体会，撷取五个桥段，尝试刻画一个我心目中的管子。
一、“管鲍之交”铸就永恒友谊，
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真诚、信任和胸怀
管仲一生得到忘年之交鲍叔牙的多方关照。据《列子·力命》载，管仲尝叹曰：“吾少穷困时，尝与鲍叔贾贾，分财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大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后来，管仲和鲍叔牙分别侍奉齐公子纠和小白，管仲帮助纠同公子小白争夺君位，曾以箭射杀公子小白未遂，结果公子小白得胜，即位为齐桓公，管仲被鲍叔牙设计从国外押会囚禁。经鲍叔牙竭力保举，齐桓公不计前嫌，任用管仲为上卿，尊称“仲父”。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鲍叔牙与管仲结下了深情厚谊。
“管鲍之交”成为国人代代相传的历史佳话，形容自己和好朋友之间彼此信任的友好关系，成为真诚而永恒之友谊的历史象征。这里，首先要肯定管仲确实具有治国理政的真才实学。否则，无人敢举荐、无人敢任用。其次，要赞颂鲍叔牙的谦虚大度、无私助人荐贤之仁举。最后，还要为齐桓公不计前嫌重用贤才的勇气和大度而点赞。
二、管子思想兼容百家，
博大精深，可谓百科全书
《管子》并非管仲一人所著，乃管子后学汇聚管子言论及管子学派思想而成，其理论基础是哲学，核心则是政治和经济理论，是先秦时代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不同于儒家的孔孟之道和道家的老庄哲学，《管子》的鲜明特色在于其思想的融通性，它是一部汇聚百家学说的著作。著名史学家罗根泽在《管子探源》中研究指出：“《管子》八十六篇，今亡者才十篇，在先秦诸子，裒为巨轶，远非他书所及。《心术》《白心》诠释道体，老庄之书未能远过；《法法》《明法》究论法理，韩非《定法》《难势》未敢多让；《牧民》《形势》《正世》《治国》多政治之言；《轻重》诸篇又多理财之语；阴阳则有《宙合》《奢靡》《四时》《五行》；用兵则有《七法》《兵法》《制分》；地理则有《地员》；《弟子职》言礼；《水地》言医；其他诸篇亦皆率有孤旨。各家学说，保存最夥，诠法甚精，诚战国秦汉学术之宝藏也。”
三、管子协助齐桓公对内改革、发展
经济、富国强兵，对外尊王攘夷、九
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王之业
《管子》“大匡”、“小匡”篇记载了管仲辅佐齐桓公的四段史实：其一，桓公即位之前齐国公子争位，管仲、鲍叔牙各为其主以及桓公得立、不计前嫌接纳管仲；其二，桓公不听管仲之言，屡次兴兵，败于宋鲁；其三，桓公开始采纳管仲建言，修内政、缮甲兵、赏诸侯，然后勤王事、伐狄人，从而成就霸业；其四，桓公按照管仲建议，任命鲍叔牙、晏子、高子、国子等人管理官吏、士农、工贾等阶层，选贤任能。
管仲拜相后，对齐国内政外交政策进行了全方位改革，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富国强兵、尊王攘夷的方针策略，协助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齐国成为“五霸之首”。《史记·管晏列传》高度评价说：“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之成功自然源自于其政治思想的辩证统一和治理措施的综合有效。
管子提出了“治国富民”、“国富兵强”的治理目标。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管子告诫齐桓公必须树立“以民为本”的理念。他指出：“齐国百姓，公之本也”。“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管理百姓，管子提出：“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一方面，在政治制度方面，管子整顿行政管理系统，按照“参其国而伍其鄙”划分行政区划及管理等级，目的是“定民之居”，使士、农、工、商各就其业，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管子将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认为“四维不张，国家乃亡”。这里包含着经济建设与道德建设相结合的意味。管子认为，国家单靠强制不足以立，重要的是对民众“轻税租，薄赋敛”，发展经济。同时在用人上要做到德当其位、功当其禄、能当其官。管子提出“政教相似而殊方”，强调把政令与教化结合起来。
管子认为，执政治国应当把握好“五辅”，即“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法有五务，权有三度”。一是体现“德”的六项措施：改善民生、输导财货流通、改善交通、减税宽刑、救人之急、救济穷困之人；二是体现“义”的七项行为准则：孝悌慈惠、恭敬忠信、公正友爱、端正克制、勤俭节约、敦厚朴实、和睦协调；三是保证八个方面有“礼”：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四是五个方面不同地位之人（君主、大夫、官长、士、庶）各尽其职；五是综合权衡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顺。”即天时地利人和。这是管子为君主设计的一套综合性施政纲领。
管子以“心术”描述国家行政职位设置及运行机制，认为“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强调国君处于核心地位，各级官吏各安其位、各司其职。管子提出君主必须先了解百姓疾苦，而后可以立法行政，同时要善于根据时俗变化制定政策，即“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为了突出君主、官吏在德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管子提出了“治官化民，其要在上”的命题，认为“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
管子被誉为法家的先驱者，提出“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县命也”。法在治国中的重要地位，法的本质及功能阐述的十分明确。管子强调“圣君任法不任智。任数必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主张实施“法禁”，确立法律以实现令行禁止，法令的权威不可侵犯，要求君主以身作则，依法公正、严格、诚信地办事。其所论法、术、势关于君主如何驾驭群臣和控制百姓的策略，为战国法家继承和发扬。
管子把发展经济和农业看作富国强兵的基础。《管子》中有数篇讨论“轻重”的问题，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学论著，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货币等均有论述，是研究我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其所谓“轻重”术，简单地说，就是利用市场物价波动的规则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以粮食与货币的关系而言，当年成好的时候，粮食丰收，同样的钱能买好多粮食，粮食为“轻”，货币为“重”。相反，年成歉收，则货币就“轻”，粮食就“重”。孰轻孰重，总是变动不居的。国家的统治者应当顺时而动，把握时机，争取在这样的波动、变化中获取最大的利益。同样道理，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待民众、人才不好，就很可能是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机会，利用优厚的条件，就可以把民众、人才吸引到自己的国家或地区来。《管子》“奢靡”篇，倡导大力扩大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认为奢侈消费能够极大地促进劳动就业和改善底层民众的生活。因而主张饮食、车马、游乐、丧葬等生活消费，都应提倡奢侈、发展奢侈。甚至提出先把蛋品彩绘然后煮食、将木柴雕刻后再焚烧。这在儒家、道家、墨家纷纷倡导节俭的中国古代思想界，无疑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经济学说。尽管没有区分合理消费与奢侈消费的界限，但却深刻地看到了消费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这一经济学说在世界政治经济学史上独树一帜，即使放在今天看仍属非常“前卫”的观念。我们可以就此设想，能够产生如此经济学说的齐国在当时是何等发达。重视发展经济与法治的齐文化与重视道德礼仪文化的鲁文化之区别由此可见一斑。另外，《管子》“治国”篇明确提出“粟者，王之本事”的重农思想，详尽剖析农业为国家根本的道理，指出伤农必生大弊，强调利民利国必自农业始。这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大国而言，于今仍有一定的警诫意义。
管子不仅在政治提出了“以民为本”的理念，而且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主张。他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故上明则下敬，政平则人安，士教和则兵胜敌，使能则百事理，亲仁则上不危，任贤则诸侯服”。“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基于这一“人本”思想，一方面，管子高度重视人才培养，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他将“选天下之豪杰，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看作“战胜之器”。另一方面，管子提出了按照取信于民的实际政绩来选拔任用官吏，而不靠虚假的、表面的政绩的用人原则，即“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国者；功力未见于国家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强调用人的关键是“察能授官，班禄赐予”。管子还以马厩之事，“傅马栈最难”为喻，告诫桓公“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傅，直木无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无所施矣”，强调一开始就要坚持公正用人。管子认为，“知时者，可立以为长；无私者，可置以为政；审於时而察於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
管子言兵法，阐述作战目的不仅要胜利，没有伤亡，而且要不用尽国内之财、管理好所占领的敌国土地。这与春秋末期孙子不战而胜的军事战略思想是相通的。
四、“病榻之问”、临终嘱托
意味深长、警钟长鸣
公元前645年，管仲病危之际，齐桓公探望并发出“病榻之问”，管仲则留下一番临终嘱托。桓公问仲父去世后可将政事托付于谁，管仲仔细分析了几个相关人才的性格特点及能力状况，推荐隰朋等人。管仲死后，继任的隰朋、鲍叔牙两位相国继续沿用管仲制定的政治经济制度，在一段时期保持了齐国的霸主地位。
管仲还告诫桓公“近贤人，远小人”，要疏远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开方。他指出，易牙不惜烹煮自己的儿子满足国君的口味；竖刁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不惜阉割自身以侍奉国君；常之巫装神弄鬼欺骗国君；启方自己的父亲死了都不回去奔丧。如此丧失人之本性的残忍之人，他们对国君又会有什么爱心？管仲死后，桓公先是免去易牙、竖刁、开方，但从此吃饭五味不佳、宫中生活秩序混乱、身边没有了甜言蜜语，于是禁不住又召回了三人。三人相互勾结，谋杀百官，拥立公子无亏为君。最终导致桓公死后六十七天没有入殓、九个月没有安葬的悲惨下场。
只是这样的悲剧竟然在历史上时有重演。宋朝以前，宦官、外戚、权臣，可以说是历史上对皇权威胁最大的几股势力之一，其中两汉以外戚最为严重，唐朝则以宦官最为严重，而权臣则穿插于其中兴风作浪。这让我们想起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一段剧情：大贪官和珅不断在皇帝面前说刘墉的坏话，甚至欲致其于死地。结果，皇帝在御花园当场左右开弓打了一套拳法，问和珅看明白没有。善于察言观色的和珅看出其中意思，回答说：一手是罗锅刘墉，一手是奴才和珅，乃皇帝的左膀右臂。的确，荒淫无度的封建皇帝既需要刘墉这样的能臣干活，更离不开和珅这样的奴才伺候得花天酒地、飘飘欲仙。电视剧虽为戏说，但其中含义颇为深刻。
五、如何辩证评价“屈身成仁”的管子
国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向来都是见智见仁的。但或褒或贬，始终离不开仁义、气节之儒家伦理规范。《论语·卫灵公》中，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子认为，志士仁人的最高道德境界应该是不为求生去损害仁德，必要时要不惜牺牲生命去成全仁德。后来，人们以此比喻为了正义事业而牺牲的壮举和气节。《礼记·儒行》强调“儒者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为政者则应做到“不失士节”，即不要失去士大夫应有的节操。在君主更替、改朝换代之际，士节主要表现为儒家所倡导的“忠臣不事二君（主）”。《史记·田单列传》最早提出：“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宋儒编撰的儒学通俗读物《名贤集》有言：“既读孔孟书，必达周公礼……一马不鞴双鞍，忠臣不事二主。”就此而言，南宋末年政治家、抗元名臣文天祥被元人俘虏后，屡遭威逼利诱，仍誓死不屈，留下一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慷慨悲歌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之“正气歌”，从容就义，成为千古称颂的“忠臣不事二主”、“杀身成仁”的民族英雄。
以儒家传统伦理标准来衡量，管子自然会成为一个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以孔子对管子的评价为例，就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起初，崇德重礼的孔子对管子评价并不高。《论语·八佾》中记述了孔子三十岁左右到齐国去时与人的一段对话。有人问：“管仲俭乎？”“管仲知礼乎？”孔子说，管仲是一个没有大出息的人。他批评管仲有三处封地，家里生活陈设、用具几乎同国君一样，怎么能说管仲简朴呢？如果说管仲知道礼仪，那还有谁不知道礼仪呢？及至后来，孔子自身达到耳顺之年特别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的人生境界之后，其对管仲的评价就开始变得越来越辩证了。
《论语·宪问》中，有孔子师徒之间围绕如何评价管仲的两段对话写得极为生动而深刻。一段是：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另一段是：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凉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子路、子贡都认为管仲不但没有追随其主子公子纠殉身而死，反而又去辅佐齐桓公，有辱士节，实乃不仁之举、不仁之人。孔子评价说：“管仲辅佐齐桓公多次召集各诸侯国盟会，没有使用武力，便匡正天下，称霸诸侯。这都是管仲的智慧和功劳，人民到现在还在享受他带来的治理成果。”孔子重复强调：“这就是他的仁德！这就是他的仁德！”孔子进一步设想并反问：“假如没有管仲，我们大概都会披头散发、衣襟不整地过苦日子。难道要管仲这样的智者像普通男女那样守着小节小信，到山沟里上吊自杀而不为人知道吗？”孔夫子不以小节小信而以大节大信及其对国家治理和人民生活贡献大小来评价管仲的辩证法，为我们客观全面评价历史人物树立了光辉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