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追问“工业革命为何首先发生在西方”时，答案常指向地理、资源或制度。《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这部由2025年诺奖得主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撰写的著作，却给出了一个更为深刻且富有启发的回答：现代经济的起源，根植于一场深刻而独特的文化变革。
核心论题：当文化成为增长的土壤
在莫基尔看来，1500-1700年的欧洲，特别是其知识精英阶层，逐渐孕育出一种全新的“增长文化”。这种文化并非笼统的“欧洲文化优越性”，而是一套具体关于知识的信念、价值观与偏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书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概念是 “有用知识”。莫基尔将其分为两类：
· 命题知识：解释自然现象、揭示普遍规律的抽象知识，如物理学原理。
· 规范知识：运用命题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和技艺。
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掌握这两类知识的群体——“文人”（哲学家、科学家）与“工匠”（工程师、技师）——是彼此分离甚至轻视的，这是技术长期停滞的原因之一。而早期现代欧洲发生的革命性变化，正是这两种原本疏离的文化开始交汇、融合并相互激励。
关键机制：文人共和国与知识的公开竞赛
这种融合是如何实现的？莫基尔引入了 “文人共和国” 这一核心历史机制。这是一个跨越国界的知识精英共同体网络，通过活跃的“书信贸易”紧密相连。在其中，知识分子的声誉和地位，不再来自对知识的隐秘独占，而是取决于发现与传播新知识的贡献。这使得知识得以：
1. 在广泛交流中反复检验和证实。
2. 像滚雪球一样不断累加，催生更多新知。
这种将知识探索视为公开竞技场的文化，与欧洲政治上的分裂与竞争格局相结合，为创新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温床。各政权需要实用知识来增强实力，因而竞相吸引和庇护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这在单一集权帝国下是难以想象的。
文化企业家：撬动历史的支点
莫基尔的分析颇具个人色彩，他强调了 “文化企业家” 的关键作用。如弗朗西斯·培根和艾萨克·牛顿这样的人物，不仅是知识的创造者，更是新文化范式的倡导者和奠基者。他们成功倡导了“通过服从自然来命令自然”的新态度，即将进步建立在理解和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这些精英有意识地进行“文化营销”，改变了社会对创新、实验和进步的看法，为后来的工业革命铺平了思想道路。
学术贡献与争议：文化的力量及其边界
本书是近年来将文化维度系统引入经济史研究的标杆之作。它有力论证了，深层文化信念的变迁是制度变革与技术爆发的先导，而不仅仅是其结果。
当然，这一视角也引发讨论。有学者认为，莫基尔或许将过多的解释权重放在了少数知识精英身上，相对淡化了更广泛的社会经济结构、人口因素及普通民众实践的作用。此外，本书通过中西比较（例如分析中国明清时期）来反衬欧洲路径的特殊性，这一比较的维度与结论也一直是学术界深入探讨的领域。
结语：对当下的镜鉴
《增长的文化》最终回答的，不仅是“增长从何而来”，更是“持续的增长何以可能”。它揭示，最强大的增长动力，可能不是某个具体的技术或投资，而是一个社会是否拥有这样一种文化：它崇尚理性、鼓励对未知的探索、尊重实践智慧，并建立了一套能让知识自由碰撞、累积和回报的开放体系。
在今天我们思考创新驱动发展时，莫基尔的这部著作提醒我们，比投入资金和建设实验室更基础的，是培育一种滋养创新的文化生态。它关乎我们如何评价知识的价值，如何对待创新中的失败，以及是否真正相信，通过理解世界的规律，人类可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这正是这本著作历久弥新的核心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