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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身份政治》
表面而言,欧洲的“圣战”志愿者和美国的蓝领工人,二者风牛马不相及,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其政治选择似乎都与其直接“利益”背道而驰。就那些“圣战志愿者”而言,这些年轻人在欧洲可以说衣食无忧,至少物质生活水平远远好于战火纷飞的中东,但他们义无反顾地“弃明投暗”。
就那些“共和党的蓝领支持者”而言,纯粹从利益角度来看,他们的投票方向也令人费解:民主党才是那个更支持工会、更主张提高最低工资、更主张扩大政府医保、更支持扶贫济弱的政党,也就是更合乎蓝领工人的利益。但是,近年,他们中的多数却摒弃了利益考虑,“非理性”地给共和党投票。
历史并没有终结,它只是切换了一个跑道而已 —— 确切地说,政治斗争的主线从意识形态上的“左右”变成了身份认同上的“族群”。有时候,这种高涨的族群意识体现为民族主义或种族认同,有时候则体现为宗教情感,还有时候体现为性别或性取向意识,等等。人们惊异地发现,即使摆脱了意识形态教条,人类社会也并没有走向一种普遍的理性主义,而是陷入了一种碎片化的、易燃易爆的“新部落主义”。
似乎各国民众都从一场“理性的昏迷”中苏醒,重新拥抱自身的族群身份,甚至将其开发为一种政治武器。
这种为承认而展开的斗争,历史上曾有过各种形式。自由主义路径强调对“个人权利”的争取,因为在近代化的早期,“承认”的敌人是王权,所以“人权”是对“王权”的抵抗。社会主义路径则强调“无产阶级夺权”,因为当传统的王权隐退,有产者成为“无冕之王”,于是,将“无冕之王”拉下马来,成为新的政治目标。到了 21 世纪,通向“承认”的斗争则聚焦于身份认同,这时候的敌人不再是王权或资本,而是“他者”或“想象的他者”。
为承认而斗争之所以无比艰难,未必是因为这场斗争遇上了什么坚不可摧的敌人,而是因为每一轮斗争的胜利都引入另一种形式的失败。自由主义的斗争打倒了王权,但是它引入了高度不平等的社会权力;社会主义的斗争能够“打倒资本”,但它又可能引入高高在上的官僚权力;过度强调个人权利消解人的“归属感”,过度强调“归属感”又可能抑制个体自由。承认难以达至均衡,最终未必是因为反动力量的傲慢,而是因为一种形式的承认和另一种形式的承认可能相互格斗、相互消解。
在福山看来,将政治的核心议题从阶层转向身份,这是一封信被投寄到了“错误的地址”。真实的问题是全球各国不平等的恶化,是国家能力的缺失,是技术变革对劳动者的威胁,等等;但是,当下全球崛起的却是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及各种身份群体在“受害者金字塔”上竞相攀登。消防员在勇猛奋战,大火却燃烧在别处。
以对个体权利的尊重程度去衡量身份政治的利弊,使我们发现隐藏在“多”背后的“一”。近年,“多元文化主义”越来越成为多族群国家解决族群冲突的政治理念 —— 人们越来越相信,文化融合或同化是不必要的,各个族群各美其美不但可能,而且多样性是力量的源泉。但是,“多”之所以能够和谐共存,是因为背后有个“一”,即,允许不同观念、文化和宗教并存的自由空间。
信条身份”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因为它在持续地与“人性”作战 —— 排他的天性、党同伐异的天性、信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天性。遗憾的是,使我们爱的力量也常常使我们陷入恨,降低我们与同类交易成本的机制,可能会提高我们与“他者”的交易成本,当我们把同胞称为兄弟时,可能会情不自禁将“他者”称为“蛮夷”。
现代自由民主国家承诺并在很大程度上兑现了最起码的平等尊重,体现为个人权利、法治、参政权。但这些东西不能保证的是民主国家的人,尤其是在历史上曾被边缘化的群体成员,在实践中确实会得到平等的尊重。整个国家可能会觉得未被尊重,致使好斗的民族主义得以壮大;宗教信徒觉得信仰遭了诋毁,也可能如此。所以,平等激情会继续驱动对平等承认的渴求,而后者似乎不大可能完全满足。
普遍承认的概念自提出以来,一直面临种种部分形式的承认的挑战,如基于民族、宗教、宗派、种族、族裔、性别的承认,或者受一些希望被视作高人一等的个体所挑战。身份政治在现代自由民主国家兴起,是这些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除非我们走出一条路,回归对人类尊严的更普遍的理解,否则就难以逃脱持久冲突的命运。
无论是如俄罗斯等强国,还是美国、英国的选民,都相信自己有一种身份未被给予恰当的承认,要么是未被外部世界承认(对国家而言),要么是未被本社会其他成员承认。这些身份的种类可能且事实上多得令人难以置信,它们基于国家、宗教、种族、性向或性别。它们都是同一种现象的表现:身份政治。
贵族社会深信荣誉或尊敬并非人人应得,只有甘愿赴死的阶级应得。这种情感在今天仍然存在:我们这些现代民主社会的公民都会向为国捐躯的士兵、警察、消防员致敬。尊严和尊敬不是人人应得,尤其不应为那些以自身福利最大化为主要目标的商人和工人所得。贵族自视高人一等,他们拥有我们可以称之为优越激情的东西,即被承认为高人一等的欲望。在民主时代以前,各个社会以社会等级为基础,所以,某一阶级的人对自身内在优越性的信念,是社会秩序得以维系的根基。
激情是人性的一个普遍的方面,亘古有之,但是,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应被尊重的内在自我,认为周围社会不承认人的内在自我可能是错的,这是更晚近的现象。所以说,身份概念虽然植根于激情,但只有到了现代,当身份与内在自我和外在自我的观念相结合,与内在自我价值高于外在自我的激进观点相结合时,身份方才出现。这是自我的概念发生转变后的产物,也是在经济和科技变化的压力下迅速演变的社会现实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