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我出生在浙江的一小山村，父亲在一农村合作社单位工作，母亲务农，兄妹三人，上有哥哥和姐姐，当时，我家的经济条件，在村里的排行榜上，可以说是排在榜首的。但和现在来比，相差却是巨大的。

自我有记忆开始，我深刻地感受到在我身旁，中国经济、交通、通讯、文化等方面翻天复地的变化。

在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大概是1977、1978年左右的时候吧，我哥哥在外地上大学，家里有事需要和哥哥联系，可用的联系方法是写信。妈妈不认字，爸爸不在家，姐姐做完作业要帮家里做家务，写信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我肩上。

记得那时候，吃过晚饭，在昏暗的白炽灯下，从作业本中撕下一两页纸，绞尽脑汁地给哥哥写信，完成妈妈交给我的光荣任务。第二天，妈妈怀惴着信，去往五里之外的镇上寄信。

一封信，等哥哥收到后要五六天，哥哥回信，来的路上又是五六天，一来一回，十天左右的时间。

好在那个时候的生活是慢节奏，换现在，估计无人可以忍受。那时候的乡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吃过晚饭后，大人们串串门，聊聊天，孩子们野的满村跑，我能想起来的最浪漫的事，是能找到一本没头没尾的连环画，几个小孩你挤我，我挤你的挤着一块儿看，看完后仰躺在草垛上，看星星，听耳旁昆虫此起彼伏的“唧唧”声。

后来再年长些，大概是我上小学四年级，1980年左右，妈妈到镇上供销社（集体合作商店）食堂当炊事员，我也随母亲转学到镇小学，那段时期，留在我脑中印象最深的是供销社的公用电话。

印象中，那个电话机作为一大物件摆放在供销社会议室里，会议室最显眼的是一张红色的方凳，凳上铺着金丝绒布，电话机就那么“端庄”地坐在丝绒布的“专座”上。

那种电话，现在只有在电视电影或者博物馆中能觅得它的影踪了吧。每当要打电话的时候，每拔一个数字，电话机上的数字键盘就刷啦啦啦转一大圈。

一个单位虽然有电话机，但人们也是不通常使用电话机的，因为电话机旁不会有固定接电话的人，即使打通了，还要满世界的找人，谁都不好意思经常麻烦别人。

电话带来的通讯的快捷，令通讯前进了一大步，但电话的普及的脚步却并不是那么快。

1989年，我卫校分配工作，第一年月收入30多元，除了买件衣服和伙食费，所剩无几。

1992年9月份，男朋友去北京上学，除了两地书之外，电话也是一个联系的方式。那时候，电话不再只有企事业单位有，有些富裕的家庭也装上了电话，甚至是街头有了磁卡电话。打电话方便了很多。但电话费用也是贵得惊人。1992年、1993年的时候，我的工资收入不到百元，而电话费用是每分钟1.1元，所以异地相恋的我们来说，打电话也要严格计划，一周一次电话，每次控制在五分钟内。

现在想来，那时候爱情的甜蜜也因为经济的拮据，也是节制的。

1998年我随先生调往南京，1998年年底，电信部门有一个活动，交1998元可以装一部家庭电话。1998年我的月收月1000元左右，所以1998元对我们来说虽是一笔巨款，但省吃俭用几个月，除添些其他的生活必须品，电话这奢侈品还是被隆重地请入我的家庭。每逢周日或者过年，就给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报个平安。

如今，科技的进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手机也不再是稀奇物，从第一个手掌大小的“摩托罗拉”，到小到袖珍型的五彩缤纷的翻盖手机，再到4G智能手机；从以买外国品牌为时尚到现在支持国货的华为手机；从手机是大款的象征，到小到小学生、老到老年人，人人有手机。

前年的时候，给八十岁的、目不识丁的老妈买了智能手机，现如今，老妈微信视频已经用得非常熟练。

这不，刚吃过晚饭，老妈又和老姐又开始微信视频了，话题天南海北，谈得最多的是老妈老姐相互嘱咐要注意保健养身。

保健养身，这在四十年前会是一个老百姓的主要话题吗？

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通讯的高速变化，是一个真实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