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完了杨绛先生写的《我们仨》，看完是毫无征兆的看完，只到了看到最后一个字，才发现是看完了，全书文字朴实情切，如一个老者将家事娓娓道来，没有了年轻时的躁动，经历过的一切都变得平静。看完这本书，我看到了一种真正的诗与远方，那就是有永恒的追求和平平淡淡的爱。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有个阿媛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微有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三个是不寻常的遇合。”
“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我们年轻不谙世故，但最谙世故、最会做人的也同样遭到非议。钟书和我就以此自解。”
“阿圆懂事后，每逢生日，钟书总要说，这是母难之日。可是也难为了爸爸，也难为了她本人。他是死而复苏的。他大概很不愿意，哭的特响。护士们因她啼声洪亮，称他MissSingHigh，译意为“高歌小姐”，译音为“星海小姐”。”
“钟书通过了牛津的论文考试，如获重释。他觉得为了一个学位赔掉许多时间，很不值当。他白费功夫读些不必要的功课，想读的许多书都只好放弃。因此他常引用一位曾获牛津文学学士的英国学者对文学学士的评价：“文学学士，就是对文学无识无知。”钟书从此不想再读什么学位。我们虽然继续在巴黎大学缴费入学，我们只按各自定的课程读书。巴黎大学的学生很自由。”
“钟书在巴黎这一年，自己下功夫扎扎实实地读书。法文自十五世纪的诗人维容读起，到十八、十九世纪，一家家读将来。德文也如此。他每日读中文英文，隔日读法文、德文,后来又加上意大利文。我们初到法国，两人同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他的生字比我多。但一年以后，他的法文水平远远超过我，我恰如他《围城》里形容的某太太“生小孩儿都忘了”。”
“沦陷区生活艰苦，但我们总能自给自足，能自给自足，就是胜利，钟书虽然遭厄运播弄，却觉得一家人同甘共苦，胜于别离。他发愿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我们沦陷上海时期，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我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当做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钟书曾说：“一个人二十不狂没志气，三十犹狂是无识妄人”。”
“我们的阅读面很广，所以“人心惶惶”时，我们并不惶惶然。”
“我们如果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学，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