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当药师｜小说
文/古剑
第7章 人间烟火
立春
公历2月3日前后。立春者，岁首也。阳气始升，万物复苏。然春寒料峭，不可骤减衣被。宜食辛甘发散之物，如韭菜、葱蒜，以助阳气生发。春属木，木克土，脾胃弱者当慎。
一
2021年的立春，来得比往年早。
2月3日，腊月二十二。店里挂上了红色的福字，橱窗上贴了“春节不打烊”的海报。霞姐说今年过年不放假，轮流值班。我问为什么，她说：“去年疫情教训太深了，谁也不敢保证春节会不会又来一波。公司要求所有门店春节正常营业。”
这是我在上海的第二个春节。去年春节，疫情刚爆发，我在店里住了一个月。今年虽然还在值班，但至少不用睡纸板了。
我已经习惯了。
立春那天早上，我推开店门，发现门口的梧桐树冒出了新芽。嫩绿色的，小小的，在晨光里透着亮。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小苗从后面走过来：“看什么呢？”“树发芽了。”“年年都发芽，有什么好看的。”“今年不一样。”“哪里不一样？”我没回答。
今年确实不一样。去年的这个时候，街上空无一人，只有外卖骑手和快递员在跑。今年街上有人了，虽然都戴着口罩，但至少有人在走。活着就好。
二
2021年春天来的时候，王老师回来了。
王老师是我们店的老顾客，七十多岁，退休中学教师。2020年初，她去武汉看女儿，结果疫情爆发，被困在那里整整两个多月，直到4月8日解封后才回到上海。但回到上海后，她女儿一直不放心她一个人，又把她接回武汉住了一段时间。这次回来，是2021年3月初，她说这次是“真的要定下来了，不走了”。
那天我正在店里整理货架，门被推开了。王老师站在门口，拖着一个行李箱，背着一个包，头发白了不少。
“王老师？”我愣了一下，“您回来了？”
“回来了。”她笑了笑，“在武汉待了两个月，终于回来了。”
她女儿跟在她后面，三十多岁，戴着一副细框眼镜。母女俩长得很像，连走路姿势都一样。“妈，您先坐一会儿，我去办点事。”“好。”女儿走了。王老师坐在店里的休息椅上，长出了一口气。
“王老师，您还好吧？”“还好。就是有点累。”她看着我，“陈忆，你不知道，这两个月怎么过来的。”“您说说。”“腊月二十三，我到武汉。本来想过了年就回来。结果腊月二十九，武汉封城了。”她顿了顿，“那时候害怕啊。街上没人，店里没东西，连菜都买不到。”“您女儿呢？”“她也不容易。她在医院上班，天天加班。我一个人待在她家里，不敢出门，不敢看电视，一看就哭。”“后来呢？”“后来，社区开始送菜了。志愿者把菜放在门口，敲敲门就走了。我隔着门喊‘谢谢’，也不知道他们听不听得到。”“再后来，方舱医院建起来了，确诊的数字开始降了。我每天看新闻，盼着解封。”“4月8号，解封了。我买了第一趟车的票，回来了。”她说着说着，眼眶红了。“回来就好。”我说。“是啊，回来就好。”她擦了擦眼睛，“活着就好。”
这时候，她女儿推门进来了。“妈，走吧，回家。”王老师站起来，走到门口，忽然转过身，抱住了女儿。“妈……”“没事。妈就是想抱抱你。”母女俩在药店门口抱了很久。我站在柜台后面，没有说话。小苗在旁边小声说：“王老师哭了。”“嗯。”“她女儿也哭了。”“嗯。”我们都看着她们。
那一刻，我觉得这间小小的药店，不只是卖药的地方。它是很多人生命中的一个坐标。出发、归来、重逢、告别，都在这里发生。
三
王老师回来之后，来得更勤了。以前她每周来两次，现在几乎每天都来。量血压、买药、聊天。
有一天，她量完血压，问我：“陈忆，你上海话听得懂伐？”“不太懂。”“侬要学，不然听勿懂老年人讲啥。”“您教我？”“行啊。今朝教侬第一句：‘侬好’，侬晓得啥意思伐？”“您好。”“对的。第二句：‘谢谢侬’。”“谢谢侬。”“发音不对。舌头不要翘，平平的。”“谢谢侬。”“好一点了。多练练。”她笑了，我也笑了。
后来她真的每天教我一句上海话。“再会”“对勿起”“没关系”“侬姓啥”“我叫王老师”。我记在本子上，下班后背。老杨在宿舍看到我在背上海话，笑了：“你学这个干嘛？”“王老师教的。”“你跟一个老太太学上海话？”“她教得好。”“那你学吧。学会了帮我翻译，有时候我听勿懂老年人讲啥。”“好。”
上海话的调子软绵绵的，像春天的风。王老师说，学会了上海话，才算真正在上海扎了根。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在上海扎根，但至少，我在学着听懂这座城市。
四
2021年3月底，医保个人账户改革的消息传开了。那天下午，好几个老人来问。“陈忆，听说医保卡里的钱要变少了？”“是有这个事。从今年开始，医保个人账户的计入办法要调整。以前是按工资的一定比例划入，以后会减少一些，但统筹基金的报销范围会扩大。”“那我不就亏了？”“不能这么说。以前卡里的钱只能自己用，以后可以给家人用。而且门诊报销的比例也会提高。”“我不要什么报销，我就要卡里的钱多。”“阿姨，这是国家政策，我们也没办法。”她很不高兴，买了药就走了。
霞姐在旁边说：“这几天天天有人问。解释一遍又一遍，还是有人不懂。”“慢慢来。”“你倒是耐心。”“他们都是老人，接受新事物慢。我们多解释几遍就好了。”
医保改革只是开始。那段时间，新闻里不断出现新政策——集采扩围、门诊共济、DRG付费——每一个字都在告诉我们，这个行业正在被重新塑造。药店的利润空间在压缩，医保监管在收紧，靠信息差赚钱的日子正在过去。但顾客们不懂这些，他们只关心卡里的钱会不会变少。我们只能一遍遍解释，像水滴在石头上。
五
夏天的故事，从梧桐树开始。
四月底，梧桐飞絮飘进店里，落在柜台上。顾客一边打喷嚏一边抱怨。小苗戴着口罩说：“我过敏，受不了。”我也过敏，但没她严重。有一天下午，一个年轻女人走进来，抱着一个婴儿。“你好，我想买退烧贴。”“孩子多大了？”“六个月。”“发烧多少度？”“三十八度二。”“什么时候开始烧的？”“今天早上。”我拿了退烧贴，又问：“还有其他症状吗？咳嗽、流鼻涕、拉肚子？”“没有。就是发烧。”“那您先物理降温，贴退烧贴，用温水擦身体。如果烧到三十八度五以上，要吃药。六个月大的婴儿，建议用对乙酰氨基酚滴剂。”“那个药你们有吗？”“有。但您先物理降温，实在不行再用药。”她买了退烧贴，抱着孩子走了。
霞姐说：“你怎么不推荐药？”“没必要。三十八度二，先物理降温。能不吃药就不吃药。”“你呀，总是跟别人不一样。”“我只是按专业做。”“专业归专业，指标归指标。你一个月没推几单了。”我知道。但我改不了。
有时候我想，药店为什么要有指标？为什么卖药的人，要把药当成商品去推？但这问题问出来太天真了。没有指标，药店活不下去。没有药店，那些需要药的人，又该去哪？药和商品从来就是同一件东西——只是我们这些站在柜台后面的人，必须记住哪一面朝上，哪一面朝下。
六
2021年夏至前后，李阿姨的故事来了。
李阿姨是我们店的老顾客，六十多岁，独居，儿子在澳洲。她每天来买保健品——鱼油、卵磷脂、维生素、钙片，每个月花两三千。以前我觉得她傻，被保健品洗脑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些保健品是她跟儿子打电话的借口。
“妈，你又买什么了？”“买了鱼油，听说对脑子好。”“你少吃那些，没用。”“有用的。你帮我看看说明书，英文的，我看不懂。”然后她儿子就会花十分钟给她翻译说明书，再花十分钟劝她别乱买。
她说：“陈忆，我知道那些保健品没什么用。但我买了，他就会打电话回来。不买，他一个月都不打一个。”我沉默了很久。“李阿姨，您儿子在澳洲做什么？”“做IT。忙得很。有时候我给他发微信，他第二天才回。”“那您想他吗？”“想。有什么办法呢？他要在那边发展，我不能拦着。”
六月底，李阿姨的儿子终于回国了。航班少，机票贵，他折腾了一个多月才回到上海。隔离期间，李阿姨每天来店里买消毒液、体温计、口罩。“陈忆，你说我要不要给他送点吃的？”“不行。隔离期间不能送东西。”“那他想吃什么怎么办？”“酒店会安排的。您别担心。”“我怎么能不担心？他是我儿子。”她每天都来，每天都问同样的问题。我每天都回答同样的话。
隔离第十四天，她一大早就来了。“陈忆，今天他出来了！”“恭喜您。”“我要去接他。你说我带点什么？”“带束花吧。”“花？男孩子要什么花？”“那您自己看着办。”她走了。下午，她带着儿子来了。小伙子高高瘦瘦的，戴着眼镜。“妈，您来药店干嘛？”“来谢谢陈忆。这段时间他一直帮我。”“谢谢你啊。”小伙子伸出手。我握了握：“不客气。您多陪陪您妈，她很想您。”“我知道。”李阿姨站在旁边，看着儿子，眼睛里有光。那种光，我已经很久没在她眼里看到了。
他待了一个月，又走了。李阿姨又来了，买了一瓶鱼油。“送走啦？”“送走了。”“他下次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他说过年争取回来。”她说“争取”的时候，声音很轻，像在说一件不太确定的事。“李阿姨，您想过过去跟他住吗？”“不去。”她说，“他在那边过得好好的，我去干嘛？不去给他添麻烦。”她拎起鱼油，走了。我看着她的背影，想起一句话：父母的爱，是一场渐行渐远的离别。
七
秋2021年秋天，骑手小文来了。小文是安徽阜阳人，二十五岁，在饿了么送药。我们店是他取药最多的地方，一天要来七八趟。他个子不高，黑黑瘦瘦的，说话很快，总是笑眯眯的。“陈哥，又来了！”“来了。订单号多少？”“XXXX。三单。”我帮他拣货、打包、递给他。“陈哥，你们这行真稳。”“怎么说？”“你们不用风吹日晒，不用赶时间，不用担心差评。”“我们也有指标，也有压力。”“那也比我们强。”他把药装进箱子里，“我们送一单才几块钱，超时了还要扣钱。一天跑下来，腿都是软的。”“那你还干？”“不干怎么办？没学历，没技术。”他笑了，“攒够钱就回去了。开个小店，不用这么累。”
他攒钱很快。每个月只花一千多，住集体宿舍，吃最便宜的盒饭，剩下的全存起来。“陈哥，我算了，再干一年，就能攒够十五万。”“十五万够干嘛？”“回老家开个小超市。我表哥开了一个，一年能挣七八万。”“那不错。”“是啊。比在这强。在这干一辈子也买不起房。”
2021年10月，他的愿望实现了。那天他来店里，不是来取药的。“陈哥，我来告别。”“告别？”“不干了。攒够钱了。明天回老家。”“这么快？”“不快。干了两年多了。”他笑了笑，“陈哥，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我没照顾你什么。”“你每次拣货都快，我从来没在你这里超时过。”“那是应该的。”“陈哥，你们这行比我们稳。”他认真地说，“真的。你们有技术，有证，到哪都能找到工作。我们不行，吃青春饭。老了就跑不动了。”我沉默了一会儿。“回去好好干。小超市也能做成大连锁。”“借你吉言。”他伸出手，“陈哥，再见。”我握住他的手。“再见。”他走了。推门出去的时候，阳光照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我站在柜台后面，看着他骑着电动车消失在街角。
小文走后，来了一个新骑手，也姓陈，我们叫他小陈。他比小文毛躁，有时候会弄错订单。“陈哥，对不起，这个单我拿错了。”“没关系。你换一下。”“谢谢陈哥。”“以后看清楚再拿。”“好。”有一次，他在店里等订单，我问他：“小文你认识吗？”“认识。他是我老乡。他说你们店的人好，让我来这边。”“他回去了吧？”“回老家了。开超市了。”“那你呢？你打算干多久？”“不知道。先干着吧。攒够钱再说。”他没有小文那种笃定。他说“再说”的时候，眼神是迷茫的。
八
冬天，赵叔来了。
赵叔六十八岁，退休工人，老伴去年心梗走了。他一个人住，每天下午来店里坐一会儿，不买药，就是坐坐。第一次来的时候，他量了血压，然后坐在休息椅上，看着窗外。“赵叔，您今天不买药？”“不买。坐坐就走。”他坐了半个小时，走了。第二天又来了。第三天也是。
霞姐说：“这个赵叔，每天来，又不买东西。”“他老伴走了，一个人在家闷。”“你怎么知道？”“他说的。”“那你就让他坐吧。反正店里也没人。”
赵叔成了店里的常客。每天下午三点，准时来。量血压，坐一会儿，有时候跟我聊几句，有时候不说话。有一天，他问我：“陈忆，你说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我愣了一下。“我老伴走了以后，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他看着窗外，“以前觉得活着是为了她。她走了，就不知道为了什么了。”“赵叔，您有孩子吗？”“有。女儿在外地，一年回来一两次。”“那您可以去跟她住。”“不去。她有她的家庭，我去添乱。”“那您一个人……”“一个人挺好。自由。”他笑了笑，“就是有时候闷得慌。来你们这坐坐，有人说说话。”
冬至那天，上海降温了。零下三度，风很大。赵叔还是来了。他穿着厚厚的棉袄，戴着帽子和手套，进门的时候，脸冻得通红。“赵叔，这么冷的天，您还来？”“不来干嘛？在家也是一个人。”他量了血压，高压一百四，低压九十。“血压有点高。您吃药了吗？”“吃了。可能是天冷的原因。”“您注意保暖。这几天别出门了。”“没事。走习惯了。”他坐到休息椅上，看着窗外。我倒了杯热水，递给他。“赵叔，喝点热水。”他接过去，捧在手心。“谢谢你，小伙子。”“不客气。”他喝了一口水，说：“我老伴走了一年了。”“嗯。”“一年了。时间真快。”“您还经常想她？”“天天想。”他看着杯子里的水，“以前冬天，她给我倒热水。现在没人倒了。”“只有你们这，还有人跟我说话。”他站起来，把杯子放在桌上。“好了，我走了。你们忙。”“赵叔，明天还来吗？”“来。天天来。”他推门出去了。外面的风很大，吹得他的棉袄鼓起来。
九
2021年12月底，公司开了年会。
那是我入职以来第一次参加公司的年会。疫情拖了两年，年会也停了两年。今年终于恢复了，地点在普陀区一家酒店的大宴会厅，摆了三十多桌，灯火通明，人来人往。
霞姐说：“公司今年赚了不少钱，光口罩和防疫物资就卖了几千万。老板高兴，说要好好犒劳大家。”我换了一件干净衬衫，去了。到了会场才发现，来的都是各个门店的店长和骨干——大概三百多人，有认识的，有陌生的。
晚会的男女主持人，是市场部万迎和工程部标哥。万迎穿了一件酒红色的长裙，声音又亮又甜：“各位同事，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2021年度S公司年会！”标哥穿了一身深蓝色西装，领带打得端端正正：“今晚有节目、有抽奖、有奖金——大家放开了玩！”
第一个环节是表彰先进。优秀门店、优秀店长、优秀员工、销售冠军……一拨一拨人上台领奖，合影，下来。我旁边一个药师悄悄说：“今年奖金比去年多了两倍。”另一个说：“防疫物资那一块，去年我们店光口罩就卖了一百多万。”他们说话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藏不住的得意。我知道，这份得意是熬出来的——去年春节，他们也是睡在纸板上过来的。但此刻，在灯光和音乐里，没人提那些了。
然后开始抽奖。特等奖是一台最新款的iPhone，一等奖是现金五千，二等奖是购物卡，三等奖是公司定制的礼品套装。每念一个名字，台下就一阵欢呼。我没中奖，但看着旁边一个年轻店员拿着手机激动得跳起来，也跟着笑了。
十
抽奖结束后，主持人万迎的声音忽然提高了一个八度：“接下来——是今晚的重头戏！让我们有请，公司四美——展娟、蒋玉、黎静、马丽——带来的表演！”
四美上台了。领头的展娟，市场部的，平时总穿西装，今天换了一身缀满亮片的短上衣和流苏长裙；蒋玉是配送中心的，大家都说她腼腆，此时却大步走在第二个；黎静是财务部的，戴眼镜，但她把眼镜摘了，散开头发，像换了个人；马丽是店员，刚入职不久，站姿还有些拘谨，但音乐一响，她的腰肢先动了——四个人里她跳得最软，像水做的。
音乐响起来——是一首节奏感很强的拉丁舞曲。四美开始跳肚皮舞。腰肢扭动，裙摆飞旋，亮片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像碎银子撒了一地。台下安静了两秒，然后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口哨声和欢呼声。有人站起来鼓掌，有人举着手机录像，有人喊着“再来一个”。老戴坐在我旁边，看呆了，手里的啤酒杯举在半空忘了放下。“这……这是我们公司的？”“对，”我说，“市场部、财务部、配送中心、门店，各出一个。”“看不出来啊，平时都那么正经。”“正经久了，才需要放开。”
一个男同事喝多了，站起来喊：“蒋玉！蒋玉！再来一个！”他旁边的同事笑着把他拽下来，按回椅子上。大家哈哈大笑。
我在台下看着。那些平时坐在格子间里对着电脑的人，那些每天对着账本和表格发愁的人——在这一刻，把一整年的压抑、疲惫、焦虑、恐惧，全都甩了出来。肚皮舞不是好看——是解气。
十一
年会结束后，我在酒店门口等车，看到展娟和蒋玉站在台阶上抽烟。展娟披了一件羽绒服，里面的亮片裙还没换下来，在路灯下一闪一闪的。“跳得不错。”我说。展娟吐了一口烟：“练了两个月。每周三晚上下班后留下来练到十点，肩膀都酸了。”蒋玉在旁边笑：“不过今天值了。你没看到下面那些人，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两人相视一笑，掐灭烟头，转身走进夜色。
回家的路上，我坐在出租车的后排，车窗外的霓虹灯一块块掠过，脑子里还在回放那支舞。忽然想起刚来上海的时候，觉得自己跟这座城市隔着一层玻璃——能看见，摸不着。两年过去了，玻璃慢慢碎了。不是因为经历了什么大事，而是因为这些小事——王老师的上海话课、李阿姨的鱼油、小文告别时的握手、赵叔的“明天还来”，还有今晚那些亮片在灯光下哗啦作响的声音。它们像雨水一样落在身上，一点一点渗进皮肤里。
十二
2021年的最后一天，跨年夜，我在店里值夜班。
晚上十点，街上还很热闹，人们在等新年，在倒计时。店里很安静，只有打印机偶尔响一声。我站在柜台后面，看着窗外的霓虹灯。
手机震了一下，是姐姐：“新年快乐。”我回：“新年快乐。”又震了一下，老戴：“新年快乐，明年发财。”我回：“新年快乐。”又震了一下，星哥：“陈忆，新年快乐。创业了，还在摸索中。”我回：“祝你成功。”又震了一下。是怡然。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她发了一条：“新年快乐。”只有四个字。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然后回：“新年快乐。”她又回：“你还好吗？”“还好。”“那就好。”停了一下，“等疫情结束了，别忘了大理。”“没忘。”
窗外有烟花升起来，在夜空里炸开，五颜六色的。我靠在窗边看了很久。想起去年这时候——街上空无一人，连烟花都没有。今年有了，人也有了。也许一切真的会好起来。也许不会。但至少，那支舞跳过了，那些笑声响过了，那些话——也说出去了。
清晨回到宿舍，我打开手机备忘录，写了一段话：“又一年过去了。王老师从武汉回来了，李阿姨的儿子回国又走了，小文攒够钱回了老家，赵叔每天来店里坐一会儿。人来人往，聚散离合。我们站在柜台后面，看着这一切发生。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递上一盒药，倒一杯水，说一句‘保重’。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写完，我关了手机。窗外，太阳正升起来，新的一天，新的一年，新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