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有点意思，伦敦很有意思。我夏天去了一趟英国，待了几天在伦敦，感觉那里是一个和平笼罩而有生机的城市；然而实际上那地方的氛围除了比中国城市宁静得多之外，跟中国大城市其实差不多。那地方动不动就下雨，人也跟着天似的老是阴着，甚至还不如中国市民活蹦乱跳的。伦敦这和平与活力的感觉得益于巧妙的对比——你能感受到人们是活生生的，和平是如影随形的，因为死亡和战争就在它们身边。

在伦敦，这种小型的纪念碑一点也不稀有，在商业区内、在居民区里、路口旁、胡同中，时不时就会出现这样的小纪念碑。这种小型的纪念碑多是在纪念两次世界大战的士兵，而在这之中纪念一战的居多。信息很详细，无论纪念碑规模如何，纪念人数多少，纪念碑上的名字必是有名有姓，在此基础之上，纪念碑上可能会有士兵生卒年、所属军种、部队代号、参加战役（也就是他们的最后一场仗）。就像过去的士兵齐聚在这里，站好队形，默默立定。走过一片市区，发现一个纪念碑，走过两片街区，又是个纪念碑；它们就像是一个个岗哨组成的警戒系统，由过去的士兵制造的纵深防线，警戒着当今喧嚣的轻浮，防御着曾经肆虐的炮火，身后是日新月异的伦敦。

伦敦的英灵们可并不都在寻常巷陌的地底，他们守着伦敦的小巷，守着伦敦的马路，守着伦敦的河海。把街角的小纪念碑上的士兵们比作小乐队的话，既然有小乐队，相应的也就有合唱团。一开始我看到纪念碑，不以为意；后来发现它们简直随处可见，心中纳罕，拍了照片下来；直到见到了这样直面大道路口的“铜墙铁壁”，大惊。之前那种小纪念碑，完全可能是某个富人家或者组织所为；就我在中国二十载的认知里，到处给名不见经传的小卒子们建小纪念碑也不像是政府干的事情；但是在这堵墙面前，那些小纪念碑的归属问题也失去了意义：无论谁盖了哪个纪念碑，伦敦记得战争，伦敦人记得战争——穿着西装提着公文包的人记得战争，提着袋子往家里赶的主妇记得战争，踩着油门握着方向盘的司机记得战争——纪念碑纪念着战争中的士兵，一个个纪念碑凑成市区，一个个士兵凑成部队，曾经浴血沙场的军团如今在大街小巷中严阵以待，无声地告诫人们：伦敦曾被卷入战争。

这些纪念碑在大街小巷旁伫立，伦敦人们就径直从这些石与铁旁走过。穿正装的人行色匆匆地走过，打扮端正的女性结伴而行，有说有笑地走过。从现在的伦敦人脸上和眼睛里看不到战争，他们也像中国人一样，看着，想着自己的日子。我窃笑：铁打的纪念碑，流水的老百姓，大英帝国不过尔尔。但是再仔细看看那些纪念碑，便再度陷入哑然。仔细观察，那些小纪念碑或者在草坪里，或者用栅栏格开，让人无法与其近距离接触；纪念碑前的台子上若有花盆，则一定是货真价实，鲜艳盛开，找不出特例；纪念碑大小形式各异，但是陈而不旧，想看清士兵的名字根本不需费力。世界大战，大英果然还是记得的。

我被伦敦人隐秘的自觉性感染，把手机的相机调试了一番，仔细拍摄了起来。同行的亲戚急着赶路，我便跟她们打了招呼，她们瞟了一眼满是姓名的铁板，扭头对我笑道：“你对这个感兴趣哈”，把头扭回，朝着路的彼端行进。拍摄到一半，身后赶上一个本地人，他也瞟了一眼，就径直前往路的彼端。不过他瞟的是我，确切地说应该是短暂地看了我一眼，没有任何表示地与我擦肩而过；我旁边是纪念墙，墙上是英灵，英灵背后是世界战争。

伦敦的英灵不都是这样的“平民英雄”，也不止来自两次世界大战。在伦敦的大教堂里，英灵与圣灵是分不开的——伦敦的大型教堂都禁止游客拍照，我在表示理解的同时深感遗憾。在西敏寺长廊的尽头是无名烈士纪念碑，另一头礼拜堂中最绚丽多彩的是皇家空军礼拜堂；圣保罗教堂的耳堂里悬挂着拿破仑时代的步兵团军旗——它们的时代的战争，伦敦不可能不记得，伦敦人也不可能不记得。

然后伦敦人把眼光放在当下，作为一个当代的人去过一个人在当代的和平生活。与中国人无异，它们上班朝九晚五，回家锅碗瓢盆，有空馆子喝酒，没事街上遛弯。与中国人不同，英国街边的是纪念碑，中国街边的是广告牌。伦敦人记得战争，记得与想着不一样，他们不会时不时念叨什么口号，不会突然去翻史书然后指着其中的一段言辞激烈，他们不再想着战争了，但当他们行走在街上、静坐在教堂、驻足在泰晤士河边时，他们会记起一串串士兵的名字，他们会记起一段段战争的日子——不用去博物馆，也不用接受爱国教育。

等回到了中国，那种战争未远的沉重感便离我远去，过日子轻松多了。跨一个大洲便换了一副天地，网上娱乐花边五光十色，街上是花样百出的广告与辉煌灿烂的霓虹灯，目之所见，耳之所闻，皆当代事——花花世界，朗朗乾坤，当“战争”二字再度在中国浮出水面之时，已经是今天这样的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