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闲说
二十多年了，那眼神，那模样，那一瞬间的情景，总在不经意间撞进脑海。我总想把它抹去，却发现它早已像一根细刺，深深扎在时光的褶皱里，拔不掉，也磨不平。
2004年前后，我常跑欧洲，自认为旅途经验丰富，颇有几分心得。每次登机，我从不会立刻安坐于自己的座位，总是先放好行李，再悄悄溜到机舱最后一排，找个角落坐下。眼睛始终盯着机舱中间的空座，心里算着时间，等的就是舱门关闭的那一刻——只要那“咔嗒”一声落下，我便立刻起身，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向那些无人的空位。但凡能占上一排座，这趟十几个小时的飞行便算幸福满满了。找几条毯子叠成枕头，身上再裹一条毛毯，舒舒服服睡上一觉，旅途的疲惫便会一扫而空。那时候，我这招屡试不爽，心里竟还藏着几分小得意。
我永远忘不了那天的航班——国航，巴黎飞北京，机型是波音777-200ER。我照旧故技重演，放好行李后便守在最后一排，等舱门一关，箭步冲向前方，顺利占领了中间一排空座。正当我带着胜利者的得意，下意识地环视机舱时，那一幕，就这样定格在了记忆里。
我旁边的三连座上，坐着三个白人，看着像是一家人。靠窗的是位三十多岁的女士，中间是个十几岁的金发碧眼女孩，过道边坐着一位中年男士。他们安安静静地坐着，三个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我身上。那男士有一双浅蓝色的眼睛，目光斜斜的、冷冷的，清澈得没有一丝愤怒，也没有半句呵斥，却藏着我读得懂的轻蔑。那目光像一把薄薄的刀片，轻轻刮过我的皮肤，带来一阵细微却尖锐的刺痛。女孩的目光里带着几分诧异，像是在努力理解我刚才的举动。而靠窗的女士，眼神里的复杂，我至今也没能完全读懂。
就是这一眼，让我记了二十多年。
这些年来，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我几乎都去过，也在贫穷落后的非洲待过漫长的岁月。女儿在加拿大的二十六年里，我也常去小住，一住就是一年半载。常有人问我，在国外可曾真切地感受过种族歧视？每次，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在欧洲的陌生街巷问路时，素不相识的人会笑脸相迎，探着脑袋侧着耳朵，生怕漏听一个字。末了，他们不仅会为我指清方向，有的甚至恨不得亲自领我过去。在加拿大的偏僻小路上，迎面走来的陌生人，总会笑着点头致意，眉眼间全是不加掩饰的善意。这些细碎的温暖，与“歧视”二字，实在相去甚远。
可我也记得，在瑞士的一个小镇上，晚上吃完饭出来，车旁站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她对着我们嘟嘟囔囔说了一通话，上车后翻译才告诉我，妇人是在斥责我们占了残疾人的车位。
我也记得，在日本，我们乘坐埼玉县回东京的末班电车，车厢里没几个人，我们说话的声音稍大了些，便惹得一位日本人不高兴地批评了我们。翻译略带尴尬地解释，说这日本人定是喝多了，否则，他断没有勇气批评我们。
这两次记忆，我不知道算不算是歧视。
前年，姥姥有事，我去加拿大接她的班，负责接送外孙上下学。起初，我总担心他在路上乱跑，每到十字路口便忍不住抓紧他的手。可没过多久，我便知道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他仿佛早已训练有素，每到路口便会立刻停下来，先按一下那请求绿灯的开关，再安安静静地等待信号灯亮起。
出门散步时，他总是规规矩矩走在人行道上。见我偶尔走到快车道边缘，便会着急地朝我摆手：“姥爷，上来走，上来走。”
再往细处观察，他每次擦完鼻涕，都会把纸巾小心翼翼地装进口袋，直到路过垃圾桶才会丢弃。有时也会调皮，趁我不注意，偷偷把纸巾塞到我的口袋里，惹得我哭笑不得。
二十多年了，我走过无数地方，见过无数张陌生的脸，经历过无数温暖的瞬间。可每当我乘坐飞机，那三个人的目光，仍会猝不及防地冒出来。它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伤害，却偏偏成了我记忆里最执拗、最清晰的一个画面，像一根卡在时光里的细刺，不疼，却总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让你忽然想起。
我曾和女儿讲过这段经历。她在加拿大上学、工作了二十多年，一直身处白人的社交圈中。她听后，轻轻叹了口气说：“我们华人的理念是，让那座位空着是资源浪费，不坐白不坐；可白人却认为，我没花那一份钱，就不该享受那份服务。”
女儿的话，像一把钥匙，轻轻打开了我心中的锁，却又让我陷入了更深的迷茫。是文化的差异，还是价值取向的不同？直到现在，我依旧似懂非懂。
那飞机上的空座，到底该不该坐？也许答案并不唯一，但每一次选择，都映照着我们是更愿意成为“聪明”的实用主义者，还是“固执”的秩序守护者——而在异国他乡，这选择又常常与身份、尊严、与他人的目光交织在一起，或像是一盏照亮差异的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