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治词业绩平议

——《人间词话译注》前言二

对于王国维的治词业绩，尤其是词论，八十年来，学界不断展开讨论。至今，有关《人间词话》的注本已有五种：

（一）靳德峻注本《人间词话笺证》（北京文化学社，1928年印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人间词话》，除靳氏原笺外，尚有蒲菁补笺）。

（二）许文雨注本《人间词话讲疏》（南京正中书局，1937年印行。成都古籍书店1983年将许氏《诗品讲疏》及《人间词话讲疏》合为一册印行，并将徐调孚所辑《人间词话补遗》收为附录）。

（三）徐调孚注本《校注人间词话》（上海开明书店，1940年第1版， 1947年增补重印。1955年3月，北京中华书局用1947年上海开明书店原版重印）。

（四）徐调孚注、王幼安校订本《蕙风词话·人间词话》，即通行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4月北京第1版）。

（五）滕咸惠注本《人间词话新注》（齐鲁书社，1981年11月第1版，1986年8月新1版）。此外，有关《人间词话》的研究文章，则难以计数。

第一，关于境界说。

境界说是王国维《人间词话》论词的理论核心，也是八十年来有关讨论的一个“热点”。

实际上，在《人间词话》中，所谓“境界”，是作为一种批评标准而提出的。

诸如“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本编第一则）云云。

十分明显，王国维对于词的评价，是以有无“境界”定优劣的。

因此，探研境界说，似应当在“就事论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放在诗歌批评史的发展过程中重新加以评判。

我国诗歌批评，历来注重教化、注重美刺。《诗大序》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教化（或风化）、美刺（或风刺）已成为我国的传统诗教。

《诗三百》自汉代开始，即被奉为经典，《国风·关雎》一直被解释为对于后妃之德的赞颂。

而传统诗教的批评标准是“比兴”二字。“比”与“兴”是手段，诸如“比者，比方于物也”, “兴者，托事于物”云云。这就是民间歌谣的表现方法或日常语言的修饰方法。

同时，“比”与“兴”也被看作是目的，诸如“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云云。

这就是对于现实政治“失”与“美”的批评，也就是教化与美刺。以比兴论诗，将诗歌创作纳入封建统治阶级所谓“正得失”“美教化”（《诗大序》）的轨道，这就是我国诗歌批评史上共同遵循的一条原则。

用“比兴”二字作为批评标准，即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又强调诗歌的艺术特质，“比”与“兴”，至今仍然是诗歌创作的重要方法。

但是，以比兴论诗，也有其流弊，即易于出现以政治鉴定替代艺术批评的偏向。我国诗歌批评史上所谓牵强附会、深文罗织等现象，就是这种流弊的具体体现。

我国诗歌批评史上所出现的兴趣说和神韵说，以为“诗有别材”“诗有别趣”，应当注重其特殊的艺术功能，这对于以比兴论诗所出现的流弊，无疑有一定的纠偏作用。

但是，随着我国封建统治的不断强化，诗歌批评中的比兴原则也随着遭到曲解，其流弊越来越明显。

因此，所谓冤假错案，层出不穷，严重危害了诗歌的发展。这一偏向，在词学领域同样也未能免。

据载，鲖阳居士论苏轼《卜算子》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此词与《考槃》诗极相似。”苏轼这首词，明明是一首自写寂寞之感的抒情作品，却被断章取义，支解成一首无限忠于君王的政治诗。这是词史上曲解比兴原则的一个范例。

清代常州派首领张惠言以“意内言外”之旨论词，倡导寄托说，完全继承鲖阳居士的衣钵。

王国维反对寄托说，反对以比兴论诗词。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当作“蓦然回首”），那人正（当作“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王国维的境界说，帮助人们摆脱传统诗教的束缚，改变传统批评标准和方法，令人眼界大开。王国维境界说在中国诗歌批评史上的地位是应予充分肯定的。但是，王国维的境界说仍然有着严重的缺陷：王国维以境界说词，往往将思路引向词的外部，在词外求取“解脱”办法。这一点，使王国维自觉不自觉地走向自己的反面，在新的分道口上，与自己的对手会合。这就是说，王国维倡导境界说，本意在纠正比兴说、寄托说所出现的偏向，结果自己在某些问题上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为填词诸公所不许的现象，即难免牵强附会

王国维的境界说仅是一般的艺术批评标准，尚未能成为词本身的本体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