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母亲开始下功夫教我学民用字母。她给我带来了好多书，其中一本是《国语》。我花了好几天，才从这本书里学会读民用字母写的书，可她马上又让我背诗歌，我俩的苦日子也就从此开始了。

      我背的第一首诗歌是这样的：

      大路宽又长，

      上帝赐地方。

      不劳斧锹铲，

      马蹄尘土扬。

      可我总是把“地方”念错一个音节，成了“平常”；把“铲”念成“砍”，还把“马蹄”的第三格错读成第二格。

      “你只要动动脑筋，”母亲打断了我，“这‘平常’怎么行啊？小笨蛋，应该说‘地方’，懂不懂？”我当然懂了，心里一直都念“地方”，可就是闹不明白，怎么念着念着就变“平常”了呢？母亲很生气，骂我是个不开窍的草包。骂得这么难听，谁受得了？我只好拼了命地背这首诗。在心里默记的时候，还一字不差，可一说出口还是错。

      我恨死这些乱七八糟的诗句了，得想法子报复它们。于是，就把一些读起来差不多的词堆在一块儿，乱编一通，谁也看不懂，这下我可得意了。

      不过，这个恶作剧也把我害惨了。有一天，母亲很满意地给我上了一课，让我背诗。我一不小心说漏了嘴，竟然嘀咕成这样：

      一条路，两个角，奶渣子，便宜货，

      马蹄下，牧师倒，洗衣盆……

      等我反应过来，哪里还来得及。

      母亲双手撑着桌面，猛地站了起来，一字一顿地责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我咕哝着，早已吓呆了。

      “你会不知道？快说！”

      “就那样了。”

      “哪样？”

      “好玩呗。”

      “站角落去！”

      “为什么？”

      “去不去！”她吼得更凶了。

      “哪个角落？”

      她没再理我，只是狠狠瞪了我一眼。吓得我手足无措，不清楚她要我干什么。

      在一个供着圣像的角落里，有张圆桌，桌上的花瓶插满了花草，虽已枯萎，仍然香气袭人。另外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口盖了毯子的箱子。第三个角落有床占着，第四个角落就是门背后了。

      “我还是不知道你要我干什么。”我说，我想破了脑袋也没弄明白。

      她往椅子里一沉，仍不开口，轻轻擦了擦额头和脸颊。

      “外公没让你站过墙角吗？”

      “什么时候啊？”

      “任何时候！”她没好气地叫了起来，重重拍了两下桌子。

      “没有，我记得没有。”

      “站墙角——是一种惩罚。你连这也不知道吗？”

      “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惩罚啊？”

      “天哪！”她叹了一口气，“过来吧。”

      “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大声嚷啊？”我走近了问她。

      “那你为什么故意把诗歌背成那样？”

      我极力解释说，闭上眼睛我也能按书上的背，可只要一念出声来，别的字也跟着蹦出来。“那是你装的吧？”我发誓没装。但很快我自己也吃不准了，心想可能真是装的吧。

      于是我不急不忙把诗又背了一遍，这次竟一字不漏。我自己也傻了眼了，顿时面红耳赤，羞愧交加。我站在母亲面前无地自容。泪眼蒙眬中，见她神色黯然，双唇紧闭，愁眉深锁。

      “这又该怎么讲？”她连问话的声音都变了，“还敢说没撒谎！”

      “我不知道，我不是有意要……”

      “你这人没法管！”她低着头，说，“走吧。”

      她让我背的诗越来越多，可我一首也记不住。不过，倒是很想将这些格律严谨的诗篡改成歪诗，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也容易实现。成群结队不相干的词招之即来，很快就同那些平平仄仄的呆板文字混为一谈。不管我怎样努力去记，那一行行对仗工整的诗句，都与我无缘，令我望尘莫及。

      有一首悲凉诗——大概是维亚泽姆斯基公爵所写——没少让我心烦。

      无论清晨还是日暮，

      垂垂老者鳏寡孤独，

      ……

      渴望面包降临窗口。

      我总是要忘记第三句：哀哀乞求伸出双手。

      母亲气得只好向外公诉苦，说我成天瞎编捣乱。

      “被惯坏了，他就那样！”他阴沉着脸说。

      “其实，他记性好着呢，祷告词记得比我都牢。记性能和石头比——刻上去，想抹也抹不掉。修理修理他就好了！”

      外婆也来凑热闹。

      “童话和歌词他都记得，这诗歌不就和歌词一样吗？”

      他们说得都没错，我也自愿认罚。可不知为什么，只要让我看见诗歌，一串串像蟑螂似的鬼魅字符也不知从哪个犄角旮旯里爬了出来，竟然都能连诗成行。

      白天和晚上，咱家大门口，瘸子和孤儿，停停又走走，为了讨面包，苦苦把人求，讨来卖给谁，彼得罗夫娜，她要这干啥？拿去喂奶牛，换来辛苦钱，醉酒山沟沟。

      晚上，我跟外婆一起睡，把书上学来的和自个儿编的全都讲给她听。偶尔她也会开怀大笑，但更多的时候还是会责备我。

      “瞧瞧，只要你肯用心，什么事做不成啊？不过，你可别嘲笑乞丐，连基督也要过饭，所有的圣人都要过饭。”

      我又咕哝出一首来：我被乞丐吓，我对外公怕，上帝快帮我，有啥好办法？不被他找碴，远离棍棒打……

      “小心你的舌根烂掉，臭小子，无法无天了！”外婆气急败坏地叫起来。

      “被你外公听到了还了得？”

      “谁怕谁啊！”

      “你为什么就不能让你苦命的母亲少担点心呢？你不添乱，就已经够她难受的了。”外婆好言相劝。

      “她难受什么啊？”

      “闭嘴！这不是你问的事儿！”

      “我知道，是因为外公……”

      “我再说一遍，给我闭嘴！”

    尽管日子暗淡，近乎绝望，可我不想被人觉察。所以，依然我行我素，装得满不在乎。

      母亲上的课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难对付了。数学我倒不怕，可不会写作文，语法更是一窍不通。

      最让我揪心的是，母亲在外公家里怕是待不下去了。

      她变得越来越忧郁，常常用陌生的眼光打量大家，一连几小时呆坐在朝花园的窗户前，整个人像要蔫了似的。

      她刚来的几天，动作利索，精神抖擞。可现在，眼睛下有了黑黑的影子，衣服皱巴巴，头发乱蓬蓬，连扣子也不扣。

      看她这么憔悴，我怎能不伤心？在我心里，她应该永远都穿戴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比谁都好看。

      给我上课时，她常常心不在焉地望望墙壁，或远眺窗外。提问的声音有气无力，还总是忘记听我回答。脾气也变得暴躁，时不时地朝我喊叫。

      有时，我问她：“你不喜欢和我们在一块儿吗？”

      “做你的功课吧！”她毫不客气地说。

      我还发现外公像是在准备着一件什么事情，让外婆和母亲都很害怕。

      他常常走到母亲房里，锁上门，不久就会传出他的尖叫声，像歪膀子牧人尼卡诺尔吹出的刺耳的木笛声。

      这时候，母亲也会大声嚷嚷，满屋子都能听见，“绝不可能，门都没有！”

      她重重地摔门而出，外公还在她身后吼叫。

      那时已是晚上，外婆正在厨房里给外公做衬衫，一边缝，一边嘀咕着什么。听到摔门声后，她说：“老天爷，她去找那些房客了。”

      突然，外公冲了进来，对着外婆的头狠狠一巴掌。过后，又甩了甩打疼了的手掌，劈头盖脸地骂道：“臭婆娘，什么时候才能闭上你那张臭嘴？”

      “你才老傻瓜呢！”外婆理了理被打乱的头发，说话时声音出奇地平静。“让我闭嘴？你那一肚子坏水只要让我知道，我就告诉她……”

      他怒不可遏地朝外婆扑了过来，雨点似的拳头噼噼啪啪地落在她头上。

      外婆毫无反抗，只是不停地说着：“打啊，接着打，你这老傻瓜！打重些，再重些！”

      我从炕铺上拼命朝他扔枕头，扔毯子，抓起地上的靴子也砸了过去。可他气疯了，什么都没注意。外婆倒在了地上，他还要踢她，直到自己也被绊倒，还打翻了一桶水。他立马跳起来，凶巴巴地吐了口唾沫，哼了一声，恶狠狠地扫视四周后，跑出厨房，回到他阁楼上的房间去了。

      外婆站起身，痛苦地呻吟着，慢慢地靠到长凳上坐了下来，梳理已乱得打结的头发。

      我从炕铺上跳下来，她生气地对我说：“把这些枕头什么的，全都收起来，放到炉炕上去。好啊，会扔枕头了！先管好你自己的事！那老鬼真是个十足的疯子！”

      忽然，她“哎哟”一声，攒起眉头，把我叫过去。

      “看看这儿，”她朝我低下头，说，“什么东西这么疼啊？”

      我拨开她厚厚的头发，发现一根发针已刺到头皮里去了。拔出后，竟然又发现了一根，吓得我浑身发抖。

      “我还是把妈叫来吧，”我说，“我害怕。”

      “你说什么？去叫你妈，你敢！”她摇摇手，大声喝住我。“谢天谢地，没让她听到，也没让她看到。你还敢去叫她，给我滚！”

      凭着她挑花边的灵巧手指，在自己乌黑浓密的头发堆里，慢慢地摸索起来。我壮着胆子，帮她拔出了两枚已被压弯的粗发针。

      “疼吗？”

      “不怎么疼。明天洗个热水澡，把伤口冲冲就好了。千万别告诉你妈他打我的事儿，行不，小乖乖？”她和颜悦色地哄着我，“这父女俩已经是冤家对头了。你不会再说了，是吧？”

      “我不说。”

      “你可别忘了！我们把这儿收拾一下。我脸上看得出有伤吗？没有？那就好，一切还是原样……”

      她开始擦地板，我心悦诚服地对她说：“你可真像个圣人，别人打你，这样折磨你，还跟没事一样。”

      “什么乱七八糟的话！圣人！亏你想得出来！”

      她在地板上爬来爬去地擦着，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什么。我坐在炉炕沿上，心里盘算着怎样报复外公，他得为今天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

      这是他第一次当着我的面，这样毒打外婆。

      在昏暗中，我眼前又浮现出他可怕的样子：抖动着倒竖的红毛，脸涨得血红血红。我的心被这奇耻大辱煎熬着，真恨不得马上想出一个足以报复他的好办法。两天后，我去了他阁楼上的房间里，他正坐在地上，面前有个打开了的盒子，他在整理文件。旁边椅子上放着他最心爱的教堂日历——由十二张厚厚的灰纸组成，每一天都被画出一个小格子，画有当天所有的圣徒像。

      外公可宝贝这本日历了，只有他对我难得满意的时候才允许我瞧上一眼。每当我看到这些可爱的小灰人，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他们当中有一些人的故事我是知道的，像基里可和乌莉塔、受苦受难的瓦尔瓦拉，还有潘苔雷蒙等。阿列克赛悲惨的一生更让我唏嘘不已，我尤其喜欢关于他的一些美妙的诗句，外婆常常动情地背给我听。当你看着这几百个圣人像，你就会感到莫大的安慰，原来受苦受难的人早已有之。

      但是，我现在却决定要把这本日历剪碎。趁外公走到窗口，去看一份印有几只老鹰的蓝色文件，我一把抓起几张，立刻逃到楼下，从外婆桌上拿起剪刀，爬上炉炕，开始剪圣人的脑袋。可我才刚剪了一排，就心软了，只好剪起格子的边线来。

      还没来得及剪第二排，外公已经冒出来了，他站在炉炕阶上，责问我：“谁让你拿走日历了？”忽然，他发现了散落在炕铺上的一个个小方格。

      他抓起一把看了个究竟，赶紧扔掉，又抓起另外一把，等他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气得下巴都扭曲了，胡子乱颤，呼哧呼哧地大喘粗气，把那些小纸片儿都吹散了。“你都干了些什么！”

      他终于怒吼了，抓起我的腿猛地一拉，我从炕铺上翻了下去，幸好外婆及时抱住我。“我非杀了你们不可！”外公咆哮着，挥拳向我和外婆袭来。

      这时，母亲来了。我躲到了一个角落里，她用身子挡住我。“别乱来了！”她边喊边推开外公乱舞的拳头，说，“你冷静点！”

      “我不活了！”外公一下子躺在窗边的长凳上，号叫着，“你们都跟我作对，你们！”

      “你还好意思这样闹吗？”母亲低声问道。

      外公边嚷嚷边一个劲地踹凳子，闭紧眼睛，胡子好笑地朝天花板上翘了起来。在我看来，当着母亲面的这一场胡闹，连他自己都觉得害臊了，所以才理亏得不敢睁眼。

      “我会把这些碎片都粘到白棉布上，不是更好看吗？比纸可牢多了。”母亲仔细瞧着这些纸片儿，说，“瞧瞧，又皱又旧的，还散了呢。”她跟他说话的语气，就像上课时教我不懂的地方一样。

      外公霍地站起身来，一本正经地整了整衬衣和马甲，清了清嗓子，说：“你今天就得粘好，明天我再把剩下的给你。”

      他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他欠揍！” 他弯曲着一个指头对着我说。

      “他是该揍。”母亲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她弯下腰来问我。

      “我偏要这样做。他要是再敢打一下外婆，我就剪光他的胡子！”

      外婆正脱着被撕破了的外套，无奈地摇摇头。

      “你不是答应过我不说吗？”她厌恶地朝地上吐了口唾沫，继续说道，“让你的舌头肿起来，看你还怎么嚼舌根！”母亲看了她一眼，走近了问我：“为什么打她？”

      “丢不丢人啊，瓦尔瓦拉？这种事情你好意思问他？没你的事！”

      “哎呀，妈，我的好妈妈！”母亲亲热地抱了抱她，对她说，“你是最好的母亲，别挡着我……”

      她们相视了片刻，走开了。过道里穿来了外公的脚步声，震得地板直响。

      母亲刚到的几天，就和快乐的军人妻子成了好朋友，几乎每晚都要去她那儿。在那里，她还结识了贝特连家的几位漂亮的姑娘和军官。

      外公讨厌这事，他常在晚餐桌上，朝他们家那个方向晃勺子，叽里咕噜地念道：“又是聚会，这帮该死的人！晚上又别想睡安稳觉了！”

      很快，他就让所有的房客全搬走了。然后，也不知从哪里拉来了两车旧家具，就放在空出来的房子里，把大门紧紧地锁上了。

      “不会再找房客了，从现在起，我要自己招待客人。”

      一到节假日，客人就陆陆续续登门来了。

      外婆的妹妹马特廖娜·伊万诺夫娜，就是其中常来的一个。她是个吵吵闹闹的大鼻子洗衣妇，穿一件条子花纹的绸衣，戴一块金闪闪的头巾。

      随她同来的还有她的两个儿子，一个叫瓦西里，是个绘图员，长头发，穿一套灰色衣服，是个很幽默、好脾气的人；另外一个叫维克托，穿得花里胡哨，长了张马脸，一脸的雀斑。他在门口脱套鞋的时候，像个小丑似的尖溜溜地唱着：“安得烈爸爸，安得烈爸爸……”这让我摸不着头脑，想想也怪可怕的。

      雅科夫舅舅带着他的吉他也常来，一起来的还有个秃头独眼龙，是个钟表匠。这人不爱说话，穿一件黑色长礼服，像个修道士。

      他老是笑嘻嘻地坐在角落里，头歪向一边，用一根手指抵着刮得光溜溜的下巴。

      此人脸色黝黑，那只独眼总是特别留神地盯着每一个人。他话不多，而且说来说去都是那句：“不麻烦您，一样的……”

      我第一眼见到他，就突然想起了很早（还住在新街）时候在哪儿也见过这个人。

      有一天，街上响起了一阵不祥的锣鼓声，一辆高大的黑车被士兵和人群团团围着，从监狱一直向广场缓缓驶去。

      车里的凳子上坐了一个人，戴了顶圆圆的帽子，手上的镣铐随着身子的晃动，不断地发出响声。脖子上挂了块写有很大白字的黑牌子。

      那人低着头，像是在读牌子上的大字……

      “这是我儿子。”母亲把我介绍给钟表匠，我害怕地躲开他，把手藏到了背后。

    “不麻烦您。”他说，一张油嘴可怕地歪到右耳根，一把抓起我的皮带，拖到他跟前，把我轻快地转了一圈。

      “很好，小伙子挺壮的。”他放开我，称赞道。

      我坐到一把大得可以躺人的皮沙发上，外公吹牛说，这曾是格鲁吉亚公爵坐过的。

      我从角落里看到大人们无聊乏味地应酬着，那个钟表匠的表情奇怪而可疑地变化着。

      他肥胖的脸上油光满面，像是油融化了，在不断往外流。他笑的时候，厚嘴唇咧向右边的脸颊，那小鼻子像是盘子里的饺子，也跟着滑过去。一对招风大耳居然也能动，时而向那只独眼上的眉毛靠齐，时而向颧骨聚拢。看起来，他要是想把耳朵当手掌去捂鼻子，也没什么问题。有时，他伸出黑乎乎、圆滚滚、像小棒槌似的舌头，在流着油的厚嘴唇上舔个圈。我倒不觉得这一切有多滑稽，不过，实在是怪异丛生，我好奇地盯着他想看个究竟。

      客人们喝着掺有甜酒的茶，闻起来有一股烧焦的洋葱味。他们还喝着外婆自酿的各种果子酒，有金灿灿的、绿莹莹的，还有像焦油一样黑黝黝的。他们喝着浓郁的酸奶，尝着裹有蜂蜜的罂粟籽甜饼。又吃又喝，热得满头大汗，不停地夸奖外婆手艺好。吃饱喝足后，坐到椅子上休息。一个个满面红光，鼓鼓囊囊，懒洋洋地请雅科夫舅舅为他们弹唱一曲。

      舅舅低下头，一边调弄弦，一边用他五音不全的嗓子唱了起来：

      “哦，曾经的日子有多美，

      吵吵闹闹从头到尾，

      面对喀山的小姐妹，

      我向你一一倒苦水……”

      我觉得这首歌太忧伤了，外婆也说：“唱点别的吧，雅科夫，唱首像样点的。莫特里娅，你还记得从前唱过的那些歌吗？”

      洗衣妇摆弄着她那件沙沙作响的丝绸衣服，神气地说：“我的老姐姐哟，您还不知道吧，如今，哪还兴那玩意儿啊。”

      舅舅眯缝着眼睛瞟了外婆一眼，好像她离他很远似的，仍不知悔改地拨弄着令人郁闷的老调，念着好难听的歌词。

      外公正在和钟表匠鬼鬼祟祟地说着什么，边说还边用手指比画，独眼龙抬起眉头，朝母亲瞥了眼，连连点头，油腻腻的脸上闪过难以捉摸的表情。

      母亲还是同往常一样，跟洗衣妇的两个儿子——谢尔盖耶夫兄弟俩坐一块儿。她挺严肃地跟瓦西里小声交谈，他叹息着说：“呣，是得好好想想。”

      维克托带着酒足饭饱的笑容，两脚不停地蹭着地板，尖起嗓子唱道：“安得烈爸爸，安得烈爸爸……”在场的人都不再说话，愣愣地望着他。洗衣妇振振有词地解释说：“这是他从戏班子里学来的，人家也这么唱……”

      这样沉闷无趣的晚会有过两三次。一个礼拜天的下午，刚刚做完午间祷告，那个钟表匠又来了。

      当时我正坐在母亲房里，帮她把小玻璃珠穿到一件破了的刺绣上。突然，门被推开了，外婆神色慌张地探进脸来，压低了声音说：“瓦里娅，他来了。”

      母亲一动不动，一点也不慌张。很快房门又被打开了，外公站在门口，一脸严肃地说：“穿好衣服，该走了，瓦尔瓦拉！”

      “去哪？”母亲既没起身，也没看，冷冷地问道。

      “走吧，上帝会保佑你的。别拗了，他为人沉稳，是钟表行里的能手，会成为阿列克赛的好父亲的……”

      “我早就告诉过你，门都没有！”母亲平心静气地打断了他。

      外公向她跨了一大步，伸出双手，像个瞎子似的，不知道要摸什么。

      “去！否则我揪住你的头发，拖也要把你拖去！”他毛发倒立，声嘶力竭地喊道。

      “拖我？”她站起来反问道。立刻脸色惨白，可怕地眯起眼睛。很快，她脱下了上衣和裙子，只剩下一件内衣，对外公说：“好了，来拖我啊！”

      外公龇着牙，举起拳头，吓唬她：“穿上衣服，瓦尔瓦拉！”

      母亲一把推开他，径直走到门口，说：“好了，你还走不走啊？”

      “我诅咒你！”外公恨恨地说。

      “谁怕了？你不走了？”

      她打开门，可外公抓起她衣服的下摆，跪倒在地。“你会毁了你自己的，瓦尔瓦拉，你这魔鬼，别给我丢人现眼！”他哀号着，“孩子他妈，孩子他妈……”

      外婆已挡住母亲，像赶小鸡似的把她赶回房间。

      “瓦里娅，你傻不傻！”她埋怨道，“回去！别丢人了！”

      她把母亲推进房里后，别上门钩，弯下腰一手拉起外公，另一只手指着他狠狠骂道：“哼，你这老鬼，疯子！”

      她把他往沙发上一按，就像“扑通”一声扔下一个破娃娃，他张着嘴，摇头晃脑。她又对母亲不客气地下令道：“还有你，还不快穿上衣服！”

      外婆把我推下沙发，吩咐说：“快去舀一勺水来。”她声音虽小，心平气和，却不可抗拒。

      我跑到过道里，听到有人在前屋沉重地踱来踱去。

      “我明天就走人！”母亲说。

      我走进厨房里，靠近窗边坐下，恍恍惚惚如在梦中。

      外公一边抽泣，一边呻吟，外婆在旁边唠唠叨叨。这时，房门“砰”的一声，屋里一片死寂，静得怕人。我忽然想起叫我来干什么，匆匆忙忙舀了一勺子水，走到过道里，正撞上那个钟表匠，低着头，一手摸着皮帽子，喉咙里不断发出嘎嘎的像鸭子的叫声。外婆跟在他背后，两手叠在肚子上。一边鞠躬，一边低声说道：“您也知道，这事勉强不了。”

      他在门槛上绊了一脚，朝院子扑了过去。外婆在胸前画了个十字，浑身发抖，我也不知道她是在偷偷笑还是在暗暗哭。

      “出什么事了？”我连忙跑上去问她。

      她一把夺过我的勺子，泼了我一脚的水，喝道：“去哪儿舀水了？还不把门关上！”

      她去了母亲房间，我又回到了厨房里。只听她们一个劲地在唉声叹气，也不知咕哝些什么，像是使劲在推一样重东西。

      那天，天气晴朗，冬日暖阳穿过挂满冰霜的窗玻璃，懒洋洋地探了进来。午饭已经摆好在桌上，锡制的器皿和两个盛酒的长颈玻璃瓶闪着冷冷的光，一个装着棕红色的克瓦斯，另一个装着外公爱喝的伏特加，绿莹莹的酒里浸着郭公草和金丝桃。

      透过冰雪消融的窗户一角，我看到了屋顶上雪光闪闪，围墙柱子和掠鸟笼子都像戴上了亮晶晶的白帽子。挂在窗框上的鸟笼沐浴在和煦的阳光里，而笼子里我的小鸟正沐浴在欢歌笑语里：乖巧的黄雀悠悠鸣啭；红腹灰雀啾啾不休；红额金翅雀娓娓歌唱。

      可婉转的鸟啼声和明媚的霁雪天都不能带给我丝毫快乐，仿佛日子是多余的，一切都是多余的。我本想把鸟儿放了，可刚取下鸟笼子，外婆就气冲冲地跑进厨房，两手拍腰，急忙忙奔向炉坑，嘴里还骂道：“该死的东西，让鬼吃了才好！你呀，阿库林娜，你真是老糊涂了！”

      她从炉子里掏出一个大馅饼，用手指敲敲已被烤焦的面皮，懊丧地呸了一口，说：“焦得跟块炭似的，竟烤成这模样！你们这些个魔鬼，活该把你们撕个粉碎！不许瞪着我看，死猫头鹰！信不信我把你们砸得像破罐子一样稀巴烂！”

      她终于哭出声来了，手拿馅饼翻来覆去，不停地敲打着硬邦邦的外壳，大颗大颗的泪珠涌出眼眶，滚落在烤干了的馅饼上。

      外公和母亲也来到厨房，她把馅饼往桌上一扔，盘儿碗儿被震得叮当响。

      “看看，弄成什么样子，你们惹的好事，去死吧！”

      母亲这时已神清气爽，她搂住外婆，好生劝她别再难过。

      外公萎靡不振，疲惫不堪地坐下后，在脖子上系好餐巾，阳光照得他浮肿的眼睛只好眯缝起来，讷讷念道：“得了，将就着点，好馅饼也不是没吃过。上帝就这样抠门，几年的老账却要在几分钟里算清……他才不管你什么利息呢。瓦里娅……你也坐下，凑合吃吧！”

      他的脑子好像出了问题，吃饭时说起上帝来没完没了，还滔滔不绝地谈起渎神的亚哈，谈起当父亲的艰难。

      外婆极不耐烦地打断了他：“吃你的饭，啰唆什么！”

    母亲笑了，清澈的眸子一闪一闪。她一边推推我，一边问：“刚才吓傻了吧？”刚才我并不怎么害怕，倒是现在很不自在，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顿饭他们吃了很多，时间也拖了很久，像是在过节。真不敢相信，半小时前，他们还龇牙咧嘴，吵得脸红脖子粗，险些动起手来。

      我也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是否真实，眼泪里究竟有几分伤心。反正，我已经慢慢习惯了他们的哭闹和喊叫，动不动就互相折磨，转眼又没事了。渐渐地，我对这些现象习以为常，它们越来越不能打动我的心了。

      许久以后，我才意识到，由于生活的贫困和无聊，俄罗斯人就像孩子似的常拿痛苦解闷，而很少有人会羞于自己的不幸。

      在无边无际的单调沉闷中度日，悲伤能成为乐趣，玩火也是桩乐事。仿佛不在好端端的脸上抓出道伤痕来，就空落落的没了点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