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写作《幻影公众》的年代，单向传播还是时代的主流，无论是新闻媒体追求新闻专业主义，还是宣传机构的宣传鼓动，都有相对职业化的人去从事，职业的固定化使得“社会归位”相比比较容易实现。但当下双向传播逐渐替代了单向传播，拟态人际传播逐渐替代了大众传播，每个人都是一个媒体，职业化逐渐被普世化所替代。在这种情况下，做到“社会归位”的门槛显然比之前要高很多。
大众传播的泛化，使得新闻专业主义逐渐被消解，最终民主政治也岌岌可危。一方面，大量宣传手段被运用到新闻领域中来，理性的报道难敌感性的宣传，情绪是共通的，这打破了知识鸿沟，情绪是无需习得的，这打破了知识链条，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情绪传播的方式对参与任何话题，“社会归位”越来越被“乌合之众”取代，最终“乌合之众”被“意见领袖”以抽象的符号凝聚，形成暴民政治；另一方面，泛化的发声平台消解了社会事务的严肃性，众声喧哗之下，危机被消费，在二次传播中逐渐失去了本身的面目，政治波普消解了政治，新闻媒体越来越难以持续关注一个事件，甚至无法设置议程、构建框架了，最终流于极端自由主义。“伟大社会”转型的问题依旧存在，但程度越发复杂。面对这种现状，政府秉持着左派施政理念，更多地采取以舆论控制的方法制造“社会归位”，推崇新威权主义的学者负责宣传事务，舆论风口逐渐收紧，希望以左的手段达到右的结果。
但，压缩甚至失去社会舆论这一环境监测的晴雨表，对民主政治本身是否有益，是否会收到左的结果，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回顾历史，映照当下。笔者所能提出的想法，和李普曼的所差无多：将李普曼时期局限于新闻传播学院对新闻从业者的培训扩大到全体公众层面，广泛开展媒介素养教育，让公众了解媒介的作用机理，区分新闻与宣传的边界，加强对舆论的了解，不被所谓“意见领袖”带着跑。而新闻媒体更要努力去产出持之以恒的理性稿件，在舆论中发挥“坚实核心”（hard core）的作用，推动社会舆论良性发展，在自己“社会归位”的基础上，影响广大受众“社会归位”。正如高颂雅在《虚无不是停滞的理由——李普曼<幻影公众>阅读札记》中所说：“如何从创作内容、展现形式上促使人们拿出时间关注公共事务，如何用平衡的观点激发理性讨论，如何把舆论带到决策层、执行者那里；更重要的是，如何能让公众能够看清舆论成长、发展的轨迹，而不让他们感到自己的意见最终沉入数字时代的信息海洋，也许就是媒体更应该努力的方向。”
当然，李普曼在《幻影公众》中所提及的问题不独存在于新闻界，而是广泛根植于整个社会。在现今，民族主义的叙事模式依旧存在，社会人格化的宣传依旧拥有广泛受众，工业化带来的异化使程序正义难以落实并不鲜见。这些问题或许是步入“伟大社会”的改革阵痛，或许是“伟大社会”的常态。但无论如何，用教育去提升每一个人的公民素养，从个人起开始“社会归位”，也应当是努力的方向。
这些解决方案，依旧带着理想主义的色彩，依旧像李普曼一样限于混沌乃至虚无。但将这些思考代代传递下去，就像李普曼持续进行政论写作一样，或许不能说是完全徒劳的吧，在坚持之中，应有些理想的闪光。
与传统民主理论中合格、理想的公民开象相违,我们往往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意愿参与政治决断(不止是个别的公共事件,因为那缺少广泛而共同的社会意义,而是指全面的公共事务)。而面对这样在民主意义上讲充满缺陷如同幻影的公众,优生学、教育和道德都是无能为力的。民主制度本身也存在问题,比如多数原则,不过是君权神授的种新面目,因为51%的多数实际上并不能代表美德与智慧。但公众并非全然的无力,公众舆论可以在危机出现时维护底线,以及能够辨别出可以处理这些危机的个别人(政治精英)。这时就需要一个以法律和道德为基础的社会契约作支撑,特别注意,这个规则应该是能够以实践作为检验的、是得到充分说明以使违背无所遁形的,并且要为规则的修订设置规范的程序,还要公开进行。否则社会只会为部分党派群体的利益服务。当然,到最后我还是觉得公众舆论还是宁滥勿缺,尤其是在每个人专属于自己的思想、灵魂与目标都应得到尊重的前提下,更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