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门窗紧闭，我的额头还是感觉有风。睡了个回笼觉也无好转，老老实实起来喝药。昨天请中医馆的杨医生开了一袋子的药回来。嗯！无妨。喝药这种事对我来说早就不是事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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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糟糕的状态从上月初的流感开始，接着脑袋也上演了一次许多年未发生的剧痛，虽然期间也读完了井上靖的《敦煌》，但是读书笔记上记着12月14日开始读的《黄河青山》到今日也只读到第393页，我不太满意这个进度。即便译者也会说“看到黄仁宇用英文写的回忆录时，第一个反应是：翻译这本书的人好可怜。”事实上作为一个阅读爱好者（一个时常头疼脑热的普通阅读爱好者[捂脸]）要利用所有余裕时间来阅读此书（厚达583页36万字），书中提及的一大堆人名及组织名时时要停下来去百度一下才能理解，还是相当考验我的。也许我也可以说拿身体不适和年底工作强度增加来搪塞自己的疏懒，但我可能会特别记住1970年底的黄仁宇，记住这一年奔波在哈佛普吉西奥本尼波士顿还有剑桥，每个月完成一章关于明代赋税与政府财政研究，即便是在回程地铁上也已经在构思下一章内容的五十二岁的黄仁宇。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甚至停下来想了想身边五十二岁的人。我想了想我的五十二岁有可能会成为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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