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表现“天”的图像在史书里早有描述：《史记》记载秦始皇陵“上具天文，下具地理”，《鲁灵光殿赋》记载灵光殿里“图画天地，品类群生”。但目前能看到的“图画天地”的例证集中在汉墓室画像中，其表现“天”的方法可以归纳为四种：
第一种类似《河图》《洛书》那种符号，图形简单、但根据规则推演起来则含义复杂；第二种是借用神话系统的动物来象征天象图，用内有阳鸟的圈对应日、内有蟾蜍的圆对应月，用青龙白虎等神兽对应星辰；第三种是将天象拟人化，用神人的形象象征风、雨、雷、电，就像《西游记》的处理方式，某种自然气象都对应一个掌管的神。徐州洪楼汉墓墓顶的画像石，因为图像描绘的是驾车、擂鼓的场面，所以在出土时曾被描述为“乐舞百戏”，后经研究判断这是拟人化的天象图，虎头人身的擂鼓者与王充《论衡》中对雷神的描述吻合。
对于用神话中的动物来象征和用神来拟人化天象的做法，可以联系起024、025写到人类对神的模样的猜想，以及神话学对世界观的建构。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会在写到《搜神记》和《伊索寓言》的章节中进行分析。
第四种表现“天”的方式就是祥瑞图。在汉代以前，人的“目力”还局限在“天道远，人道近”，图像还围绕在人类活动的地面世界：商青铜的纹样是以猛兽兽面为母题的饕餮纹；至东周，一方面是由于抑商“巫”扬周“礼”，饕餮纹演变成二方连续的抽象云雷纹、蟠螭纹；另一方面，表现人类活动的纹样大量出现，动物不再是单一的主角，而是与人类对抗、搏斗的对象。至西汉，随着现实中城邦的建设、农耕的稳定，图像中的动物不再作为威吓和需要降服的对象，而是作为象征天道的征兆，多被视为祥瑞。
汉代文化的一个特征是谶纬之学盛行，“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和“天地交感”的巫术观。与商时期用龟甲占卜未来不同，汉代谶纬之学是对已发生的行为的裁判，它与儒道秩序和政治合法性休戚相关。这是因为汉代统治者始终面对一个难题：都是起义军出身，如何证明自己是承天命、顺天道而另立新朝？这与048写到图拉真继承罗马皇位属于一类难题。汉代起义者选择用以祥瑞征兆为基础的天命论来奠定自己的政治基石。比如陈胜、吴广用鱼腹字条，刘邦用斩白蛇传说，王莽篡汉以井中白石所著符命自立，而刘秀推翻王莽也是用谶纬之术。
董仲舒创造出以“天人感应”为基础的完整的政治体系，用宇宙观的框架来解释朝代更迭和历史循环模式。上天会对人类的活动作出评判，以降下祥瑞或灾异的方式显示出来。《礼记·中庸》说“国家将兴，必有祯祥。”董仲舒将祥瑞之象称为“受命符”。于是，天象被抽象成一个个符号，用以指示上天的意志。因此，汉代的天文观是一种对人的社会的象征，美术史学者巫鸿总结汉画像是一种宇宙象征主义的图式。
但是《孝子传画像》所在的石棺并非是出自王室墓葬，其墓主人只是一介儒士，为什么要在自己的棺椁上用祥瑞图来表现天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