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亲有舅
一
明天县里有会，晚上杨征从乡里回到县城家中，刚打开门，母亲就迎上来说:“你二舅刚才来了的。”杨征一怔，问他有什么事，母亲回答说没讲什么，随便吃了点饭就走了。杨征哦了一声说：“二舅来你怎么也不多买点菜？”
俗话说，娘亲有舅，舅舅无论是在现实还是传统文化中，都是亲缘关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存在，杨征对此也是十分认同，因而潜意识中对舅舅这些母亲的兄弟姊妹历来还是比较重视的。尤其是二舅，因为住在城郊，加上交游相对广阔，以前联系就相对较多，尤其在杨征母亲刚从远在偏远山区乡镇的老家来县城帮带孩子时，往往上街来就顺便来杨征家看看，很多时候，也不一定有什么事。
每次二舅来，杨征的原则就是遇上饭留吃饭，杨征自己不抽烟也不大能喝酒，他知道二舅抽烟且喝点小酒，因此每次二舅来照例都是先奉上一包吃酒后回礼的“黄王”烟，吃饭时则一定要安排酒，若家中没有，也要特意到院外小商店买瓶二两装的小瓶子酒，虽然平时最不喜欢陪酒，但这种情况下有时候自己也象征性地倒个一两钱酒作陪。
二舅似乎也对这份随意、轻松颇为惬意，来得更多。杨征也很舒心。白天自己和妻子上班去了，母亲往往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二舅来他们姐弟俩拉拉家常，可以帮母亲排解不少寂寞。但后来杨征单位集资建房搬到了相对偏一点的河对岸，二舅来不再那么方便，来得相对就少些了，往往都是有点什么事才来。因此杨征感觉二舅这次来应当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果然晚上二舅打来电话问：“杨征，听说我们这种身份的人如今也可以买社保，是不是有这么回事？”杨征认真地检索了一遍自己的大脑库存，全无印象，但他不敢怠慢，回道：“我暂时还没听说过，不过或许这是城关镇才有的政策，等我帮你问问。”杨征挂完电话马上拨通了曾和自己一道当乡镇长现任社保局长的李局长的电话，得知果然新近出台了个关于城镇小集体职工参保的政策，就是不知道二舅身份是否符合。杨征想了一下，明天上午十点县里才开会，正好有个空档，于是约第二天上班后就带着二舅去找他。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杨征带着二舅准时到了李局长办公室，刚想开口，李局长摆摆手说：不急不急，坐坐坐。接着蹲下身在办公桌旁边的小柜子中捣鼓一会，拿出个小长圆盒说：尝尝我特意带回来的君山银针。杨征在乡镇习惯了快节奏，关键是也不想耽误、麻烦别人，就指着旁边茶几上的普通办公用茶说：就这个挺好的嘛。李局长不急不慌地特意拿出两个玻璃杯泡好两杯茶端了过来，嘴里说道：“我知道乡镇事多，但你既然下来了，就不要还像在乡里‘赶山狗’似的那么火急火燎，也还要讲点劳逸结合。”李局长当乡镇长时，因为和杨征是隔壁乡镇，县里开会基本座位都是挨在一起，乡情也大差不差，因此两人经常沟通交流，加之又是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系的师兄弟，因此说话十分随便。
杨征接过茶来一看，不由得叫一声绝。只是一经冲泡，茶水已然泛着淡淡的青绿，煞是好看，一根根茶叶悬立在杯中，真如悬着的大号针一般，又似欧楷的特小号“悬针竖”。这哪里是茶，分明就是艺术品嘛。杨征从来对茶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对人痴迷于繁琐的所谓茶艺很是不解，此时也不由得由衷地说：“真漂亮！你可真会享受生活。和你一比，我们真成了粗蠢的莽夫了。”聊了会天，切入正题，李局长熟知政策，三两下问清了要点，告知符合政策。杨征喜不自胜，连忙起身告辞。
二人从人社局出来，更没见过这种世面的二舅还在回味刚才喝的君山银针的清香，啧啧称赞不已。杨征打断了他的思绪，简单嘱咐了他几句，打的走了。杨征心想，这可真是个好政策，只要一次性交了钱，农民也成了像当年梦寐以求的“吃商品粮的”有保障的人了。他不由得又自然地想到了幺舅。听父母说，疼爱自己的外婆去世前几年曾不止一次叮嘱他们她死后要多照顾幺舅。
杨征眼前不自禁地又浮现出了外婆的模样，外婆中年后患了青光眼双目失明，儿时的他每次从山里来到县城幺舅家，外婆必然是惊喜地说：征儿来了！然后把杨征拉到跟前，嘴里念叨着“看你又长高了没”，那张在岁月的风刀霜剑刻蚀下沟壑纵横的脸笑成了一朵花，把杨征从头摸到脚。饱经沧桑的外婆的手即使手心都像是枯树皮，老实说，摸在身上的感受并不是很好，然而每当此时，杨征心里却感觉格外舒坦，觉得外婆的手格外温暖；外婆那张脸早已没有年轻时的一丝美貌留存，但在杨征心目中，却是世界上最慈祥的脸。杨征对外婆最突出的印象，就是外婆攥着自己的手，绘声绘色地给他讲她早年看戏曲掌握的一些故事，诸如“薛丁山三请樊梨花”之类。杨征惊叹于外婆超强的记忆力和卓越的语言表达能力，虽然没读什么书，那么多年了，还能把这些故事讲得细致入微、活灵活现、扣人心弦。
外婆一生坎坷，是俗世人眼中前半生悠闲而后半生清苦的不好的“命”。杨征的外公曾是国民党的县党部书记，县城解放前夕，他几个部下决计去台湾，多次苦劝他同去，他没有同意。他们不死心，在出发的当夜还特意拐到他家作最后一次努力，但他依然没有动摇。外公的心境不得而知，但杨征从母亲口中得知、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根据外公当时家里的情况，以外公的为人，他是不可能抛下外婆和几个年幼的孩子不管的。外公是个大学生，心怀慈悲，乐善好施，常资助本家族的困难家庭子女读书，母亲印象最深的就是吃饭时桌上往往会有好多来自外公老家的她不认识的困难家庭的孩子。毅然决然留下来的外公选择投向人民的怀抱，但却在初解放时的镇反运动中错误地被“处理”。此时已人到中年的外婆境况急转直下，靠给人洗衣服赚取微薄的收入艰难地抚育几个孩子，尝尽了人间辛酸。好在幺舅朴实本分，外婆在他们夫妇的奉养下，晚年虽不丰裕，但也还算得上平静。
想到这里，杨征不自觉地拿出手机拨通了幺舅的电话。果然幺舅就不能和头脑活络的二舅相比，他根本还不知道有这码事。这时的士车已快到会场，杨征三两句简略地说了个大概，挂了电话急匆匆下车了。
晚上，杨征又拨通了幺舅的电话，然而幺舅一听要那么多钱，根本没有兴趣。他虽然也存了点钱，可那是准备翻修房子用的。用这个钱来搞这事，幺舅舍不得。杨征心想，果然这人和人比就是有区别。换作是别人杨征可能也就到此为止了，可对幺舅他不能就这么撂下不管。他耐心地给他讲道理、算账，好半天，幺舅终于想通了，答应第二天就去办。杨征长舒了一口气，比办妥了自家的一件大事还要轻松。
几天后的晚上，二舅又来了。这次精神状态和以前相比明显地显得更加轻松而愉快。杨征明白这是因为他买了社保解决了晚年“搞不动”后的经济保障问题。按惯例，杨征留他吃晚饭，席间，二舅开心地抿着小酒，一边同往常一样和杨征说着他从社会各方面网罗来的一些见闻。突然他把杯子往桌上一顿，用似乎略带总结性的口吻加重了语气说道：“国家现在的政策那真的是没得讲的了，而今要是还有哪个‘勥脑壳’说国家的政策不好，说共产党不好，我都不喜欢了！”
杨征闻言一乐，险些喷饭。杨征知道二舅说这话绝不是因为他是体制内“共产党的人”而特意迎合说的假话，而是确实是发自内心。外婆家在那场变故中被抄家，几岁的二舅就饱尝了从小康之家到贫困家庭“两重天”的酸、苦、辣。如果说全县只剩二舅一个人对共产党不满，也不会让人感到奇怪。国民党的“狗崽子”居然说共产党好，是杨征都没有想到的。他想，难怪我党当年能得到广泛的支持取得革命成功。杨征很满意二舅能有这份觉悟，举起杯子和他的碰了一下：“对，今后遇到说共产党‘寡话’的你就这么讲！”
二
二舅晚年生活有了保障，杨征感觉心里隐隐悬着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虽然只是外甥，但不夸张地说，他对二舅晚年生活的担忧离他儿子也差不太多了。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
多年前，也是一个晚上，杨征回到家，发现气氛有点异样。进来一看，才发现二舅垂着个头闷声不响，父母则围在他的身边，气氛很是有点沉闷。杨征问怎么了，父亲说：“你要他自己说！”对于父亲这种兄长式的语气，杨征一点也不奇怪，他知道父亲和二舅的感情很是特别。老家有个“窑货”（陶器）厂，二舅小时候跟着父亲的干爹学做窑货，因为二舅，父亲才认识了母亲。父亲常半开玩笑地说，他和母亲走到一起，是二舅的牵引。因此，他和二舅之间的感情，远不是简单的“郎舅”关系那么简单，而是混杂着郎舅、兄弟、朋友、发小等多重复杂的感情。见二舅还是低着头不做声，母亲揭开了谜底：你二舅喜欢上了别人，想和二舅娘离婚。
杨征闻言很是吃了一惊。他的第一反应是这事不对。二舅其时已是四五十岁的人了，三个儿女都已成家立业，二儿子还是省城一所民办大学的教授，在世人眼里是个和美幸福的家庭；关键是二舅娘虽说或许算不上特别出众，但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可挑，两人一直以来也没听说有什么大的矛盾。因此他这个想法无论叫谁来看都是荒唐、不可理喻的。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麻烦：杨征家已经不可避免地要牵扯到这件棘手的事中。
父亲曾当过多年的“片校长”，负责管理老家山顶上方圆几十里范围内的小学，因为辈份高，又是个文化人，本家族里的家庭邻里矛盾也往往来找父亲协调处理。对此，杨征向来不以为然，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应当管人家的闲事。但今天这事有点特别：不能说二舅不该来，而且也不可能完全做到置身事外。可要命的是，看样子，二舅似乎已经是下定了决心，万一今后成为事实，二舅娘和表兄妹们岂不是要责怪自己家？万一二舅今后晚年生活境况不佳，各方都不管怎么办？只是一转念的功夫，杨征想到了这些，马上果断地对父亲说：爸，你不能让二舅这么搞。父亲也回过神来，开始劝解，并以兄长的口气把二舅教育了一通。可惜的是效果并不佳。二舅似乎决心大得很。
杨征有点急了，只好自己上阵。虽然是个晚辈，在这件事上似乎不大好说，但这时也顾不得太多了。他深入浅出、语重心长，把所有的利害关系和道理说得十分清楚且透彻。作为一名老资历的乡镇长，平日里，难度系数比这大好多倍的难事杨征也面对过不少，大都处理得很漂亮。他今天的这份说辞，条理清晰、语言精炼、寓情于理、无可辩驳，连“久经战阵”的父亲都投来赞许的目光。可问题是依然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二舅倔强地说：“我要再创一份家业，老了没人管路死路埋！”看来二舅决心还不是一般的大，分明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这下杨征是彻底傻眼了。二舅这哪里是来问主意的，分明就是来下告示的嘛。杨征使出了“杀手锏”，说如果二舅实在要离婚，他只会认二舅娘，不会认后来的。又反复劝说一番后，二舅依然不为所动。夜已深，只好“鸣金收兵”。
二舅走后，杨征又和父亲商议了一番。父亲说：“我哪天去看看对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杨征一听马上反对：“你千万别去，这样只会更加复杂、更加麻烦。”可父亲终究还是没听劝。几天后再见面，父亲绘声绘色地用他一贯的详细到近乎哆嗦的风格从头至尾详述了他“现场考察”的经过。提炼一下“中心思想”就是：人家似乎有意要分开，二舅却坚决不愿放手。父亲还特别说到个细节：二舅跪在地上，声泪俱下地向天哭诉：“我就不应该有老婆？”杨征一听，感到既好笑，又感觉他确实着魔了：明明有二舅娘和那么多孩子，他这话是从何说起？父亲也无奈地感叹说：“他这是真爱！”杨征赶忙问父亲怎么表现的，父亲回答说当时人很多不便说太多，简单地劝了二舅几句就走了。杨征不由得暗自叫苦：正如他所料，他家果然是越陷越深了。父亲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好，事已至此，杨征也不忍心说他什么，只能寄希望于对方态度坚决一点。
事态终究还是没有按照杨征希望的那样发展。又过了一段时间，杨征从父亲那里得到“情况通报”：二舅一意孤行，已经“晓谕”各方亲友，在走离婚程序。二表哥威胁说，如果二舅离婚他只管娘不会管他。一直对二舅颇为照顾的大舅则更是粗暴，声言二舅敢离婚就要打断他的腿。他这话可不仅仅是“外交辞令”，没多久，两人一照面，已六十多岁的大舅二话不说，真的挥起老拳使出“无派无路拳法”将二舅胖揍了一顿，揍得二舅抱头直叫“哎哟”。别人问大舅：“他也是那么大年纪儿孙满堂的人了，你怎么还真下手打？”大舅脖子一梗：“他不行正路！”旁人问二舅：“他打你你怎么不跑？”二舅答：“我做了错事当然得让他出气呀。”人又追问：“那你还离不离婚？”“离！”这是杨征不愿听到但又有心理准备的结果。同时感觉心里隐隐压了一块石头：二舅现在身体很好，是个捞钱手，眼下是不用担心，但不知今后年老多病、没有收入时境况如何？
在杨征心目中，二舅算得个能人：虽说没上几天学，可他十六岁就当了生产队长，是当时全公社唯一的有名的“伢儿队长”，特别是人聪明，无论什么拿起摸几天就会了，吹拉弹唱无所不能，扬琴、萨克斯这么洋气的乐器都不在话下，还曾经在省里的电影制片厂来县里拍摄一部故事片时出演过“土匪头子”一角，后来又领办企业，再后来主要在建筑队干瓦工，当小包工头，虽则辛苦一点，但收入不菲，也因此才修了楼房，养大了三个儿女并为他们婚娶，尤其是还培养二表哥学了个烧钱的专业——画画，并考上了北京的艺术学院。虽然二舅的能力不用怀疑，但毕竟年龄已经大了，对于他重新担起一个家的重担，特别是今后要面临的风雨，杨征还是隐隐有些担心的。至于他的“再创一份家业”的豪言壮语，杨征都为他感到沉甸甸的压力。
三
二舅很快就正式离了婚又结了婚，过上了新的生活。组建新家庭后二舅有了新的责任，每天都很繁忙，加之杨征说了不认后来人的话，来得就更少了。一次在街上偶遇，只见他西装毕挺、皮鞋锃亮、意气风发，看起来日子过得不错。晚上杨征和妻子闲聊时讲到了这事，还调侃说，莫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爱情的力量”？后来杨征才知道，原来二舅和新对象还有个小孩，这下杨征彻底理解了他为什么立场如此坚定。无巧不成书，杨征知道这个消息也很富有戏剧性。一天上小学的女儿回来，疑惑地问：“咱班上有个男同学，说是我们的亲戚，怎么从来没听你们说过呀？”杨征既感惊讶也有几分好奇，忙问是怎么回事。原来女儿当了个小组长，负责对本组同学学习上的把关，一个男同学经常课文背不熟，女儿严格把关，好几次放学后不放他走。一天他突然对女儿说：“杨晓月你别神气，你知不知道咱们是亲戚，我还是你长辈！”父母听了才告诉杨征这个意外的事，他们也是才知道不久。
日子仿佛从指缝中溜走一般，过得很快，转眼杨征的女儿就已经长大上了大学，二舅的小儿子听说也考上了一所二本，毕业后又去了深圳，还找个了医生女朋友。杨征工作很繁忙，关于二舅的信息主要来自时常上街溜跶偶遇二舅的父母。二舅再婚几年后，听说就在城郊的一个回迁小区买了套三居室的新房供新的小家庭居住。想起多年前二舅说的要“再创一份家业”的豪言，杨征也不由得打心底里暗暗为他竖大拇指。一天，已经很长时间没见到二舅的杨征问起他的现状，当问到他的身体时，父亲简捷地用了一句土家族常用的形容与较大的年龄形成强烈反差的健康状况时常说的话来回答：打得死老虎！而且感叹二舅依然精神抖擞显年轻，一点也不像六十多近七十岁的人，每日里生龙活虎，还能像年轻人一样天天在工地干活，仍然在不知疲倦地为他的新小家庭源源不断地发着热和光。
二舅的新生活似乎一切都很顺利而且圆满，唯一的美中不足是与以前的子女联系相对减少了。杨征也时常好奇地问起这个话题，得知表兄妹们对二舅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一个由冰冷逐渐升温的过程。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杨征他们这个家族的努力。杨征定居省城的姐姐回来，会定期请舅舅们聚一聚，不过这种时候二舅这一方邀请的是原来的二舅娘。在杨征他们心目中，二舅娘虽然和二舅在法律上已解除了婚姻关系不再相干，可她现在一个人生活，和二舅共同生活过那么长时间，又和二舅共同养育了那么多子女，所有这一切都有着沉甸甸的份量，不是区区一纸离婚协议就可以轻易地抹煞干净的。两杯酒下肚，二舅也曾几次带着愧意发自内心地对坐在身边的二舅娘说：“我这辈子唯一对不住的人就是你。”杨征他们听了也不禁动容。
在省城大学当教授的表哥后来又升任系主任。他回来杨征他们接待他则更要邀请二舅他们同聚。杨征还记得一次小聚，表哥说起他事业上的进步：在省城兰草洲举办了他的钢铁艺术雕塑专场展览，社会反响很好，分管省长都专门去视察并和他合影，展出后社会上前来找他们联系这种雕塑业务的很多。杨征看了他拍的照片，全部采用各种废旧的钢铁零件拼接成造型奇特、大胆夸张的艺术形象，果然别出心裁，独树一帜。表哥和二舅脸上此时都洋溢着幸福。杨征想，这样的成绩不和父母亲分享和谁分享？这些活动也对他们父子感情的复苏和逐渐回暖起到了促进作用。曾发誓不理二舅的表哥，从过年发短信到时常发微信，到主动邀请二舅见面，到给二舅拜年，到时常探望，只是还是守着最后一道防线：不进二舅的屋，而是把礼物放在他所在的小区门卫处。就二舅家的特殊情况而言，做到这一步，已经可以算是“邦交全面正常化”了。
眼看着二舅年龄逐渐变老的父亲还记着二舅当年那句“路死路埋”的让人有点心惊肉跳的话，时常提起这个话题，尤其是在二舅和杨征原来的表兄妹们尚未“关系正常化”的时期，似乎很是为二舅“百年之后”的问题忧心，担心到时谁都不管，真要“路死路埋”。对于这个，杨征心中倒是很笃定，自始至终就没有担心过。每当父亲表现出担忧时，他总是坚定地用四个字作答：血浓于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