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登封办博物馆,接触三教九流,耳濡目染,对禅有所悟,记录如下:
一、禅源于内
禅宗的方法,就是教人“自得之”,就是自省,不用人教,自己去悟。教人知道人人皆有佛性,莫向外驰求,故禅不需用嘴来宣说什么大道理。
古印度民族十分重视内向自省,摒虑静思式的修炼,在释迦牟尼诞生前《奥义书》即有多种静坐沉思的方法。古印度哲学里,也有以瑜伽经为经典的一派,其实践即“瑜伽”,也即“调息静坐、冥思入定”的修行。佛教兴起后,便吸收了这种修行方式,以之为追求解脱的一种途径。《经集》是现代印度佛教研究者们公认的最早资料之一,是佛祖言说的结集,其中心含义即坐禅和冥想。
坐禅有“五大法门”:
调息:修行者静数呼吸,排除杂念,集中注意力默思冥想。
不净:观察不净之物,静思其变化因由,以抑制内心欲望的扩张。
慈悲:观察美好的事物,求得欢愉宁静的心境,以抑制内心的忿怒、嫉妒、仇恨。
因缘:对一切事物都用理智、冷静的态度来分析,以求得正确的解悟,用理性来战胜欲念的产生和行为的过激。
念佛:观想阿弥陀佛的姿势,赞诵它的名号,以摆脱恐惧,战胜欲念,以达到清净本和的心境。
又有“四禅定”(坐禅修行的四阶段):
在“初禅”阶段能排除烦恼欲望的干扰,得到一种从烦嚣的现实中脱身而出的喜悦;“二禅”阶段这种喜悦逐渐纯化,成为身心的一种自然属性;在“三禅”阶段,这种带有外在物色彩的喜悦消失,只留下内心的、纯净的、自然的乐趣,一种平静适意的乐趣。到“四禅”阶段,这种乐趣也归于无有,达到无欲无念、无喜无忧的境界,达到无欲无念、无喜无忧的境界,得到了澄澈透明的智慧。此种即无上境界,可意会不可言传。并可具有天眼通、天耳通、如意通、宿命通等神通。
以上为印度佛教中的禅学,严格说只是印度佛教中多种修行方式中的一种,并未形成一个具备完整世界观、实践方法、认识论的教派体系。
中国禅宗植根于印度禅学,却融汇了印度佛教其他方面的种种理论,并与中国土生土长的老庄思想及魏晋玄学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既是精致的世界观理论又具有与世界观相契合的解脱方式和认识方法的宗教流派。
中国禅宗特点:首先,它有一个关于“梵我合一”的精致周密的世界观理论。在中国禅宗看来,我心即佛,佛即我心,世界万物无不是我心幻化。对科学的无知给这种世界观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但对佛教来说,引导对苦难的现实感到困惑与恐惧的人,使其忘却世俗纷争,自我麻醉却是其产生的根源。
其次,它有一套自心觉悟的解脱方式。要达到“梵我合一”,必须坐禅渐修或心下顿悟。二者都需发掘人本就有的佛性--本心。只要认识到“我心即佛”,“我心即山河大地”就能彻悟佛法真谛。
再次,它有一套“以心传心”的直观认识方法。达到“梵我合一”“无内无外”,虚幻神秘,万象森列而又一切皆空的境界,绝非语言文字可解析,只能靠人的内心的神秘的体验,从总体上直觉地去领会。即“以心传心,皆令自解自悟”。
中国禅宗是从印度禅学中衍生的,故带有许多印度佛教的痕迹,从经籍中随处可见。
二、禅是生活
禅宗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经久不衰,有许多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有千千万万小农经济存在。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产生自己解脱的宗教思想,是十分自然的结果。禅宗从五祖弘忍开始,便制定了教团的生活规范。一方面是宗教训练,修心:一方面是从事生产,自己养活自己。从事农业生产,既锻炼了思想品质、克服怠惰习惯,又为僧团积累了财富。他们用日常生活用语启发门徒,“运水搬柴,无非妙道”。“运水搬柴”是每天都要接触的生活经验。这类教学经验,在法相宗、华严宗就不曾用过,因为禅宗是农民的佛教。运水搬柴,既然都是妙道,由此再进一步,事父事君又为什么不可以成为妙道呢?禅宗与儒教合流,直接参与政治生活,儒教把禅宗消融了。经过五代、北宋,禅宗文化逐渐变成文人禅、参话禅,与士大夫合流,与在朝的文人日趋接近,远离泥土,走向市廛,混迹庙堂,被儒教所合并、消融,就不足为奇了。土大夫参禅,皇帝也参禅。
三,禅宗与皇家合流,帮扶天子教化民众,是政教合一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