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总在每月十五煮一碗夹生生的白饭， 逼我当着她的面一口口咽下， 二十年来我视之为最痛苦的折磨， 直到整理她遗物时发现那张泛黄的诊断书： “患者味觉丧失，建议每月味觉刺激训练以保持功能” ——日期是我三岁生日那天。
---
每月十五，傍晚时分，天色将沉未沉之际，一种熟悉的、令人胃袋微微痉挛的气氛便会无声地笼罩住这个家。
母亲开始在她那间狭小却异常洁净的厨房里忙碌。没有丰盛的配菜，没有诱人的香气，只有米和水，以及电饭煲按钮按下时那一声单调的“嗒”。她做饭的过程像一场沉默的仪式，脊背挺直，每一个动作都精准而刻板，容不得半分差错。我靠在厨房门框上，看着她的背影，那股熟悉的、混杂着厌烦与恐惧的情绪便开始在胸腔里沉淀，越来越重。
客厅的老式挂钟当当敲响六下，像是敲在我的心上。
碗筷被端上桌。永远是那只边缘有个小缺口的白瓷碗，筷子摆得一丝不苟，垂直于桌沿。
“吃饭。”母亲的声音平直，没有任何起伏，像一块被熨烫过度的灰布。
我磨蹭着走过去，在桌前坐下。瓷碗里，米饭冒着稀薄的热气，但那种热气都透着一股不情愿。米粒看上去似乎也是白的，可只要眼光稍一凝聚，就能看出那一种僵硬和生涩，缺乏熟饭应有的温润光泽。不用尝，那股特有的、生生硬硬的米腥气已经钻进鼻子，勾起以往无数次吞咽时那种刮擦食道的痛苦回忆。
母亲就坐在我对面。她不看我，目光落在我额头后方某片虚无的空气里，双手叠放在腿上，坐姿端正得像个正在听课的小学生。但我知道，我每一秒的迟疑，每一次细微的蹙眉，都逃不过她那种无言的、却密不透风的监视。
我拿起筷子，指尖发凉。拨动一下碗里的饭，米粒之间粘连得极其别扭，不是熟透的软糯，而是一种心不甘情不愿的、半生不熟的黏滞。
第一口。
牙齿碰到那些夹生的米芯，一种熟悉的抵抗感传来，细微的“沙沙”声通过骨骼传导进耳膜深处。唾液本能地抗拒包裹它们，需要比平时多用好几倍的力气，才能勉强将它们揉成一团。咽下去的过程漫长而清晰，能感觉到那团粗糙的混合物如何缓慢地、摩擦着喉咙，一路沉下去，沉进胃里，留下一条清晰的不适轨迹。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放慢了咀嚼的速度，试图用拖延来减轻这种痛苦。
“嚼细点，咽下去。”母亲的声音立刻响起，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冷硬，像鞭子轻轻抽了一下空气。
我喉头一哽，加快了动作。第二口，第三口……每一口都是重复的折磨。那寡淡的、带着生涩感的饭粒堵在嘴里，也堵在心口。胃里开始泛起轻微的恶心。
窗外的天光彻底暗了下去，屋里的白炽灯显得格外刺眼，照亮我脸上每一丝难以掩饰的难受，也照亮母亲脸上那种近乎残酷的平静。她看着，或者说，她监督着，确保每一口都经过充分咀嚼（但再充分，也无法改变那夹生的本质），确保它们都被咽下去，确保这每月一次的义务或曰刑罚，被不折不扣地执行完毕。
有时候我会试图反抗，用一种消极的沉默，或者极其缓慢的动作。
但这种反抗从来无效。她会不说话，只是看着，时间仿佛在她那边凝固了，她可以永远这样坐下去，直到我完成。那种沉默的压力比任何斥责都令人窒息。空气凝滞得像块铁板，压得我喘不过气。
偶尔，极其偶尔，在她神情或许会流露出一丝极其细微的、难以捕捉的波动时，我会冒出一个念头：为什么？到底为什么非要如此？但这个问题太虚无，答案似乎又明摆着一—她就是这样一个刻板、冷漠、甚至以某种方式折磨我的人。就像她坚持毛巾必须按花色深浅排列，就像她要求我考试必须考第一否则便是彻底的失败，就像她永远批评我的一切选择。这碗夹生饭，不过是她控制欲和怪癖的又一个延伸，一种月度复习，提醒我这个家由谁主宰。
一碗饭终于见了底。嗓子和胃都残留着那种粗糙不适感。
母亲会伸过手，拿过空碗，指节不经意间擦过桌面，冰凉。她站起身，把碗筷送进厨房，水流声响起，她开始一丝不苟地清洗。整个过程，她不会再看我一眼。
仿佛任务完成，舞台落幕。
我冲回自己房间，锁上门，常常会干呕几下，然后猛灌凉水，试图冲掉嘴里喉咙里那顽固的生米味和那种令人作呕的感觉。心里充满了屈辱、愤怒，和一种深切的、无法理解也无法摆脱的困惑。别人家的母亲变着花样给孩子做好吃的，我的母亲，却每月固定用一碗夹生饭来提醒我生活的难以下咽。
年复一年。
我长大了，离家去外地读大学，工作了。每月十五的阴影却从未远离。有时我会故意在那天安排加班，或者和朋友聚会，很晚才回家，手机调成静音，以为能躲过去。
但母亲的电话总会如期而至。铃声执着地响着，一遍，两遍……接起来，她那边是长长的沉默，然后是说一句：“这个月的饭，还没吃。”
不是问句，是陈述句。是通知。
她甚至会算好时差，如果我在外地出差。那种固执，穿透千里，冰冷依旧。
也曾有过一次，我积蓄已久的怨愤终于爆发。“我不吃！那根本没法吃！你为什么总要逼我吃那个？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在电话里几乎是吼叫，声音因激动而撕裂。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静得我以为她已经挂了。良久，传来母亲的声音，语调没有任何变化，甚至没有因为我的顶撞而有一丝一毫的波澜，只是重复了那句话，像复读机按下了播放键：“这个月的饭，还没吃。”
然后便是挂断的忙音。
嘟—嘟—嘟—
我握着手机，浑身发抖，一种彻底的无力感席卷而来。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也永远无法说服一个根本不愿解释、只是固执地执行着某种荒谬程序的人。
那一刻，恨意像藤蔓一样缠绕上来。我恨这碗饭，恨这种每月一次的被强制，更恨她的不可理喻。
后来，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妻子温柔，厨艺很好，家里的饭菜总是热气腾腾、香味扑鼻。每月十五，成了我一个隐秘的、不愿提及的噩梦。我依旧会找借口回去，或者在她打来电话时，认命般地赶过去。
妻子偶然得知过一次，惊讶得说不出话：“为什么呀？妈她……是不是味觉有什么问题？”她尝试着委婉地问过母亲，是否需要她来做饭，或者出去吃。
母亲只是淡淡地看她一眼，摇头：“不用。他得吃我做的。”
语气里没有丝毫商讨的余地。
妻子后来私下对我说：“妈是不是……这里有点……”她指了指太阳穴，没再说下去，眼神里带着怜悯和一丝恐惧。
我没有反驳。或许吧。或许她只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维系她那令人窒息的控制权。我甚至开始怀疑，她是否以看我痛苦为乐？否则，如何解释这长达二十年的、毫无道理的坚持？
直到那天下午。
医院打来的电话冰冷而程式化。母亲心脏病突发，没抢救过来。
措手不及。尽管与她关系疏离冷淡，但她的骤然离去，依旧像抽掉了某种我一直以为坚不可摧、实则或许早已摇摇欲坠的支柱。心里空了一块，风呼呼地往里灌，说不清是悲伤，还是某种未解的怨愤终于失去了目标。
处理完后事，站在她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里，空气里还残留着她身上那股淡淡的、混合了肥皂和某种药霜的味道。一切物品都摆放得一丝不苟，像军营，整洁得没有一丝人气。
妻子默默整理着衣柜，把衣服一件件叠好，放进捐赠箱里。我则负责书房那个旧写字台。抽屉里都是些旧票据、户口本、一些我小时候的成绩单和奖状（她甚至连我小学的奖状都按时间顺序叠放得整整齐齐），还有几本厚厚的、页角发毛的家庭账本。
我拉开最底下那个抽屉，里面塞满了各种牛皮纸文件袋，鼓鼓囊囊。我一个个拿出来，抖落灰尘，准备粗略看看就直接处理掉。
一个颜色更陈旧的、薄薄的档案袋混在其中。袋口是用那种白色的棉线绕在纸扣上的，缠得很紧。我费力地解开。里面滑出几张泛黄的纸片。
最上面一张，是某种检查报告单。格式很老，纸张脆硬，边缘微微卷起，字迹是蓝色复写纸留下的那种略显模糊的印迹。
顶头是医院的名称，日期。
我的目光落在日期栏上——那串数字像针一样刺了我一下。那是我的阳历生日。年份，则是我刚满三岁的那年。
往下，患者姓名：母亲的名字。诊断结论栏，是一行略显潦草的钢笔字，但每一个字都清晰得残酷：
“重度味觉失灵。建议：每月定期进行强味觉刺激训练以维持基本功能，防止功能彻底丧失。”
“强味觉刺激训练……”
我的目光死死钉在那行字上。耳边嗡的一声，世界所有的声音瞬间褪去，变得无比遥远。
呼吸停滞了。心脏却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然后又猛地推开，疯狂地、失控地撞击着胸腔。
我捏着那张纸，手指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纸张发出细微的簌簌声。
猛地抬起头，视线撞上书房门口的妻子。她显然也看到了我骤然变化的脸色和手里那张过分古老的纸，她停下动作，担忧地望着我。
目光交汇的刹那，二十年的岁月猛地倒灌回来。
那些每月十五傍晚令人窒息的沉默。
那碗硬涩难咽、带着生腥气的白饭。
她坐在对面，监督着我一口口咽下时，那平静到近乎残酷的表情。
我每一次的抗拒、拖延、厌恶，乃至后来隐藏不住的恨意。
她电话里那句永不更改的、冰冷的通知：“这个月的饭，还没吃。”
我所有的愤怒、所有的委屈、所有“为何如此折磨我”的质问……在这一刻，被这张轻飘飘的、泛黄的纸片击得粉碎。
轰然倒塌。
碎成的齑粉，不是释然，不是解脱，而是另一种庞大到无法形容、无法承受的东西。它排山倒海般地砸下来，瞬间将我淹没。
喉咙里，猛地涌上那熟悉无比的、夹生饭粗粝刮擦的触感。那么真切，那么锋利，一路从胃里灼烧上来。
我咽了又咽。
那哽在喉间的，不再是米粒。
是二十年错位的时光，是她从未说出口的挣扎与孤独，是我那些再也收不回的怨怼，是所有我未曾察觉、她亦从未表达的……一切。
它们堵在那里，庞大，酸涩，滚烫。
咽不下去。
我扶着冰冷的抽屉边缘，手指用力得几乎要嵌进木头里，指节泛出青白色。另一只手紧紧攥着那张诊断书，脆弱的纸张在掌心蜷缩。
妻子快步走过来，她的手轻轻放在我的背上，声音带着惊慌：“怎么了？你没事吧？”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发现喉咙被那团无形的东西堵得死死的，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有粗重而压抑的喘息，在死寂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
窗外的夕阳斜斜地照进来，落在老旧的写字台上，灰尘在光柱里缓慢地飞舞。
光斑的边缘，恰好触碰到那只边缘有缺口的白瓷碗。
它静静立在桌角，刚被妻子擦拭过，干净得，像是等待着下一次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