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保定后，父母一直带我到保定电影院看电影。1956年时首次带我去了河北影剧院。由于上一场还没散场，我便在门前的小广场玩儿。小广场中间是个花坛，花坛里种着树，那树树冠很大，却不高；叶子长椭圆形，比一般树的叶子要大一些；已结了果实，圆形，绿皮上布满小白点。我不知这是什么树，就在树下观察。这时来了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也跟着我观察，然后争论起这是什么树。争论不出结果，他们决定摘个下来剥皮看看，我让他们也给我摘了一下，跟他们一起剥。包着包着，我发现手变黄了（后来还变黑了），以为中了毒，赶紧把它扔到了花坛中。不过我已知道它是什么树，那层绿皮很薄，去掉绿皮，里边就是核桃。
在保定市，我只发现了这一处核桃树，不知别处有没有，反正我没有见到过。
2016年，我在街上散步，发现某小区内有树桠伸到了铁栏之外，上面吊挂的花序像杨树花序，但它明显不是杨树，一是树冠大却很低矮，二是叶子也不一样，我没猜出它是什么树。过了不久，我看到了它的果实，原来是核桃树。
后来，我多次去盘山旅游，都看到了核桃树。核桃树在盘山就是寻常树，一点儿也不稀奇。一次我从那儿买了一塑料袋刚摘的青核桃，到家后有些外皮已变黑，就担心坏了。剥去外皮，砸开硬皮，里边的仁一点儿都没坏。
后来看《中国植物志》，发现核桃的正名是胡桃Juglans regia，通称是“核桃”，所在科属是胡桃科胡桃属。
中国古代一般称北边或西域的民族为胡人，从胡地传入的东西也多在名字前加“胡”字，一般名字中有“胡”字的都是外来物种，可书中说它的产地却是中国的华北、西北、西南、华中、华南和华东，这不中国本土的物种吗？怎么回事？
后来查了一下资料，发现“核桃是外来物种”的说法始于晋代。西晋张华在《博物志》中说：“张骞使西域还，乃得胡桃种。”据说，它因果实像桃，而又来自西域，故名“胡桃”。
此后历代基本都沿用这一说法，直到1937年出版的《中国树木分类学》还这样说：“据传原产亚洲西南部，汉时移植中国。”有人据此认为，中国不是胡桃的原产地或起源地之一。
由于西域包括新疆，而新疆的额敏、霍城、昭苏、巩留、新源一带的山谷中有大片核桃野生林，也有人据此认为核桃原产新疆。如1981年出版的《中国主要树种造林技术》就说：“我国核桃原产新疆天山北坡。”
不过考古发现推翻了以上说法，2025年，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距今10万—5万年）出土20余枚完整核桃及碎片，埋藏于距今8万—6万年的地层中，部分与远古木器共存。后经植物考古鉴定确认为核桃，这直接证明旧石器时代的中国先民已开始食用核桃。该发现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彻底推翻了“张骞引入说”。
据2011年新华社石家庄10月16日电（记者曹国广 王炳美）报道，考古专家在河北省武安市距今８０００年前的磁山遗址内发现大量已经碳化的核桃壳。河北省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乔登云说，在对磁山遗址多次发掘中，“均发现有碳化的核桃壳，而且数量相当可观，几乎所有含有磁山文化堆积层的地层或灰坑中均有发现。”“这比中国核桃引自西域的说法早了６０００年。”
胡桃作为作物栽培，不会晚于晋代，晋代郭义恭所著《广志》提到：“陈仓胡桃，薄皮多肌。阴平胡桃，大而皮脆，急捉则碎。”（见唐代《艺文类聚》卷八十七）。
有人说晋代之后，“胡桃”就改名为“核桃”了，原因是胡人当权后忌讳“胡”字。明代朱国桢《涌幢小品》（二十七卷）提到：“又有青色、黄色，而形类越瓜者，本名胡瓜。 晋永嘉后，五胡乱中原，石勒僭号于襄国，讳胡尤峻，因改为黄瓜。胡荽为元荽，胡麻为芝麻，胡桃为核桃，江南曰羌桃。”
可能是因为残暴的石勒后赵羯族政权存在时间过于短暂，羯族又被灭族，人亡政息，核桃之名未能取代胡桃，此后的文献中提到这种植物仍称胡桃。本人猜测到了宋代核桃之名才流行起来，南宋孙奕的《履斋示儿编·杂记·因物得名》（卷十五）提到：“胡人常食核桃而名胡桃。”从语气看“核桃”已成不用注释的通用名。
但明代的《本草纲目》仍把“胡桃”作为正名，而将“羌桃”、“核桃”列为别名。由于《本草纲目》在“核桃”之名的后边还没有注明出处，我猜测宋代之后，“核桃”是作为俗名在民间流行的，人们在见诸文字严肃论述时仍用“胡桃”。大概也是基于这个原因，《中国植物志》仍将“胡桃”作为正名。
胡桃的种仁含油量高，可生食，亦可榨油食用。木材坚实，是很好的硬木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