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六十年末青石婶一家从五福庙迁到东垄庄后，陆陆续续又有多户人家迁入。东垄庄的农田慢慢地减少，石头房子一座一座地盖起来，每家每户都有三、五、七个孩子。附近的居民大多男人在单位上班，女人们或做家属工，或居家做手工帮补家用，日子一天天地过着，孩子一茬茬地长着。
捡猪粪的孩子
家里的孩子会读书的就让他读着，不会读书的小学毕业、初中毕业就各谋一份出路。60年代初出生的遇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来回城自然有了工作。个别读到初中、高中的顶了父亲的、母亲的工作，补员参加工作了。60末的到70年代出生的长大后，读得好的，考了中专、大专，引人羡慕，考不上也没有心焦。对于孩子的学习大家都顺应天性，心平气和的。说的是：每人头上都顶一块饭碗，老天饿不着人。
会吓唬孩子的妈妈最多说一句：若不好好读书，以后就去捡猪粪。
我们这个居民区里就有几户人家养猪，大多因为这家女人没有正式工作，而且是来自乡下的，所以家里就会养一头猪，吃一些附近农田里捡来的烂地瓜、地瓜叶，再买一些米糠呀麦麸喂猪，养只猪等于是家里有个储蓄，等过年杀了有猪肉吃，还能攒一点钱。
猪圈就挨着住家房子，每天清晨就会有附近农民的孩子一手拿着竹提篮，一手提着耙子，钻进猪圈把猪粪捡走，他们家有农田，猪粪是极好的肥料。捡猪粪的孩子大都脏兮兮的，十来岁的样子，有的拖着长长鼻涕。他们捡了一篮子软乎乎、稀溜溜的猪粪，有时用粪耙子把猪粪扛在肩上。所以母亲们就用这个吓唬不爱读书的孩子：不好好读书，就要去捡猪粪。每个时代都有卑微的职业。只是现在卑微的职业似乎越来越多了：什么奶茶妹、外卖员。其实，他们靠劳动来赚钱，没有任何令人嫌弃的理由。
卖“一米糖”的人
南北两段围墙的连接处有一座旧房子，据说是解放初的旧医院的太平间，小时的我们经常听到各种鬼故事，所以围墙边也是神秘的存在。围墙边是一块低洼的空地，渐渐成为周围居民的垃圾场，物质匮乏的年代垃圾也是极少的，除了每天打扫留在畚斗里的一点尘土，垃圾堆里鲜见他物。
家庭生活中凡是能利用的都被利用，孩童的我们收集挤用过的锡纸牙膏皮，家养鸡的鸡内金，生锈的马铁钉，等着那个挑着＂一米糖”的走街串巷的＂居林＂。“居林”个子瘦小，大概四十多岁吧，佝偻着腰，挑着一副箩筐挑子，箩筐下小，口大，下面等着收废旧物品，上面一个笸箩盛着一盘螺纹状白白、香香的一米糖，上面还盖着一张当时很稀罕的薄膜纸遮挡灰尘，薄膜纸下的“一米糖”若隐若现，诱引得门前屋后的孩童们直咽口水。“居林”一手扶着挑子，一手拿着两片铜板，边走边敲着铜板，发出“锵、锵、锵”的响声，孩子们一听到这声音，若家里有待换的物品，马上冲出来，叫住“居林”，买卖人就把挑子停下，接过待换的物品瞅一眼，揪住一米糖的头，拧住拉长，原先两指宽的糖块，拉成一指宽的，他拿起刚才敲打发声的铜板，一个做切断的工具，另一个铜板停在半空，思考着要在哪里敲下，孩童眼巴巴地看着，巴望他能把拉长的全都敲下，可是铜片一欠，就敲了寸把长的一截递给孩子，孩童既欢喜又不满地接下这截糖，忍不住的先舔一口，若是旁边有弟弟妹妹，还得把这好不容易换来的一寸糖几个等分，让每个兄弟姐妹都尝那么一点。若有私心独享了这甜蜜的糖块的，或许会引起兄弟姐妹的不满，物质匮乏的年代凡事都有争端。
没有旧物换糖的孩子恨不得把家里的牙膏挤空，把老酒瓶里的老酒倒到碗里，翻箱倒柜尽想着能找个换糖吃的。
若是废铜烂铁，小生意人就拿出个秤仔细地称一称，估个价，然后敲下或大或小的糖块，这是平潭小商人做的以物易物的小生意。后来家里用的器物若用报废了，大家就说这个是等着换一米糖。
买粪人
童年的记忆里每天清晨都会被“买粪哦！农田分到户，家家户户要耕耘贫瘠的土地，想要从土地里获取更多的农产品，那就要让土地具有肥力。农村人家家户户都建有简易厕所——“粪池”，那些厕所就在路边，而且露天，所以才有欣桐写的被她家八叔公在厕所里问候的趣事。而我刚毕业在农村教书，一个叫“阿辉”的老人家（听说打小就有点不清楚，好不容易娶个老婆，稀罕得很，抱着老婆的脚说，她的脚有煎酥糕的香味）因此成为“古传”，此人每个早晨必上自家粪池，（每一泡屎都极其珍贵）。看着从大路上走来的老师，他有时就那么蹲着，有时是边系裤带边问候:“先生，吃饱没？”女教师们尴尬极了，一路小跑着经过那可恶的粪池。时间长了，后来也不以为意，只要你不觉得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再说到买粪人，他们都是周边乡下人，挑着两只脏兮兮的粪桶，扯着各种各样的嗓门——大多都是比较尖锐的，在居民区一排排的石头房子里，房前屋后一遍又一遍叫唤。此时家家户户门前也都放着一两个粪桶，一大早家庭主妇就提着家里的马桶把污物倒进门前的粪桶，再倒进一些水刷刷，把水也倒进粪桶，有精明的主妇就在此时做些手脚，多兑了一瓢半瓢的水，等买粪人来时，这一桶半真半假的粪肥就卖了时价一毛钱，等于家里母鸡多生了个蛋，城里人变废为宝。农民买了粪就在两个粪桶上盖上两片菜叶子，免得看到秽物，也预防粪泼洒出来，农民吭哧吭哧、忽忽悠悠走个3、5里或者更远10里8里的，放到自家粪池里沤着，再慢慢逐日地挑到田里泼洒，增加土地的肥力。
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初国家实行的是人民公社制，生产搞的是大集体，最基层的生产单位是生产队，农民出工就记工分。工分，除了用来作为分配口粮、油料、柴草等依据外，如果收成好，年底还能凭工分总数到生产队领取分红。谁家的劳力多，工分多，谁就是富裕户，相当于现在的“土豪”。可是家里缺少劳动力的家庭整年下来不但所剩无几，一家人能吃饱就已经很好了。
挑粪人中就有我的外公，一个清瘦、干净，面容和善的老人，头上戴一顶窄沿草帽。他给我们带来了地里种的地瓜、花生，大多时候是一些蔬菜。所以他的到来总是让我们欢呼雀跃。
母亲心疼老人家一大早就挑了粪桶，走了10里地来城里，招呼他进来吃饭，可他却说早已吃过饭了，死活不肯进家门。倒了粪桶，母亲从屋里拿了些米呀、面的挂在他的扁担的一头。老人家就一手抓着后面桶绳，一手搭在扁担上，双膝用力挑起粪桶，步履略带蹒跚地走远了，看着他负重的背影，我小小的心感到了酸楚。外公在我小学毕业那年更加消瘦，舅妈带他去福州检查，查出患了食道癌，那个年代，这病是没得治的。外公从福州回来后吃着“新广片”，过不多久，外公就去世了。
挑粪人在清晨还来着，声音悠长，房前屋后地绕着。80年代农民分到土地后，土地种植的经济作物和粮食都归农民所有，大大的提高了农民对种地的热情，农民积极性高了，肯下苦力，地里出产的东西就多了。不几年，有了化肥，房前屋后再没了买粪人。时代的车轮轧轧地向前走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