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流行语叫做“出生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到了当下，流行的则是“投胎是个技术活”。无论说法如何改变，我都是一个选择不了出身，没有好的投胎技术之人，在流行上山下乡的前夜，在娘胎里就“上山下乡”，开启了苦我心志，劳我筋骨的人生之旅。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农民的儿子当然是早干农活。五、六岁的时候，我干的第一场农活是随母亲去煍秧田。秧田就是下秧苗的水田，为满足秧苗的顺利移载，其土壤必须松软。让土壤松软最原始的方式，就是把已点燃又没明火的牛粪放在其他没有燃烧的牛粪中，再用较大的土疙瘩架在牛粪上面，最后用农具将细土拢在最上面。目的就是让干牛粪燃烧的烟雾将土壤煍酸软，便于秧苗的拨起。我干的是既轻松又简单的活，用火钳把冒着烟的牛粪拈到干牛粪中当火种，如果大人们忙不过来，还会帮忙把土疙瘩堆好。我的首个工作日似乎得到了零点五分，不到男劳力标准工分的一成。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干过的农活也越来越多。收割、犁田、耙地、插秧、喷药、施肥、积肥、挑担、打场，等等。
最累、最苦也最难忍受的是“双抢”。那年头，为了“农业学大寨”，本已被湖北省委主要领导定性为不能种双季稻的桐柏山下，在他靠边后，也拿出了与天、地、人全面斗争的英雄气概，冬季不种小麦种草籽（紫云英），春夏改插早晚稻。为抢农时号召村民夜以继日，玩命劳动，做到不插“五一”、“八一”秧。
众所周知，桐柏山地处江淮分水岭，我的故乡虽在南麓，但四月的天气，仍是春寒料峭，“倒春寒”经常光顾，抢插早稻要上穿棉袄、下穿单裤，尤其是清晨，赤脚踏进冰冷的水田，肯定不是“若非一番寒澈骨，那得梅花扑鼻香”的浪漫，让你体验的一定是寒冷刺骨。抢插晚稻则是七月流火之前，特别是正午，骄阳似火，烘烤着你弯曲的脊梁，如芒在背，灼热难忍；脚下的泥水又被强光照射，变成了腾腾岩浆，如笼在胸，闷热难当。身上的粗布衫，早已被汗水湿透，散发出浓烈的汗臭、盐酸味；收割半天的稻谷或者插上二、三个小时的秧苗，你的腰不仅伸直困难，还有折断似的疼痛感。
学生们背着“农忙假”的美名，从课堂中“解放”出来，投入到“双抢”的战斗中。此假期非彼假期，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
因为我们半大不小，干不了犁、耙水田及挑担等技术和力量要求高的农活，收割及插秧就成了学生的专利。
先说抢收早稻。收割时，田小的一人一块，田大的自己组合两人或多人不等，确保当天全部割完，便于稻谷晾晒，便于捆扎挑到打谷场堆放，待秧苗插完，再用石磙（碌碡）碾轧脱离谷子，俗称“打谷”；收割时风和日丽则罢，若遇阴雨天，就苦不堪言，双脚站在泥水中，割下的稻谷要送到田埂等干燥处摆放，或者扎成把子立在田间。如果阴雨连绵，收获的稻谷还会发霉变质，发霉的稻谷就不能以公、余粮的名义上缴国库，只能是我们自己的口粮。
再说抢插晚稻。插秧时两人一组，面对面把秧苗插到“划行器”划好的交叉处。我同大我两岁，却低我两个年级的女孩一组，刚开始比速度和质量，两个小时后，并不广袤的田野里，稀稀拉拉的站着几十个妇女和学生，用不同的姿势做着“伸展运动（伸懒腰）”，目的就是缓解疲劳。不是寒冷，就是酷热，加上持续的弯腰劳作，从生理到心理都是煎熬。那种对筋骨的劳、对心志的苦、对体肤的饿，是当今任何一项体力劳动所无法比拟的，也是难以用文字描述的，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但无论你的身心受到多大的煎熬，你都必须坚持下去，完成当天的定额，否则就会贻误农时，导致减产或者颗粒无收。这种违背自然科学的农业革命，并没有得到上苍的垂怜，当大家夜以继日，辛辛苦苦把秧苗赶在“八一”前插好，也经常会因气温过早变凉而减产，有时甚至颗粒无收。真成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真实写照。
由于"双抢"的辛苦劳累，有幽默感的社员吟出了“早稻冷，晚稻热，搞得社员动不得”的“诗篇”。有好事者向领导打了小报告，在查不出原创、找不到对象的时候，便把帽子扣到村里的牛鬼蛇神头上，拉出成分最高的地主来批斗，为促生产扫清障碍。地主家有台收音机，也被扣上“收听敌台”的帽子，收音机没收，人被纠斗。
当我们望着那大片稻田需要收割、插秧时，最向往的就是课堂上提到的农业现代化，尤其是双抢时，更是希望那收割机、插秧机一夜之间都开进山村的田野！遗憾的是直到遵循规律，不再折腾农民的日子结束，也没看到农业机械真正把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高中时期奋战两个冬季的园田化建设，虽然为机械耕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似乎也只是耕地和收割使用过机械，插秧则是困扰农民永远的梦魇。只是现在返乡，看到那片我们挥洒过青春和血汗的土地上住房林立，心理说不出是疼还是酸。
高中毕业后，我从“亦学亦农”变成了职业“地球修理工”，完成双抢之后，加入了公社兴建三个百万方水库会战的先遣队。因力量不足，只能“滥竽充数”，凭借老同学验收石方的便利，玩挖几块、搬几块、架几块的花招，完成每天的定额。十月底，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找借口回家想躲着复习下功课，但没过三天，又被队长“逼上梁山”，重返水库工地，直到大坝筑成，也就是春节前才回家。
春节过后，我又成为某亿万方水库维修队中的一员，还是充当“东郭先生”，满足公社摊派下来的人数要求，做一些拾遗补缺的事。比如上山砍柴，石场帮手，扎扎钢筋等。开山炸石的劳动强度和危险性都很大，我们干不了，只能凑数。但双抢仍是难以逃脱的噩梦，季节到了就得回乡支援。
1978年夏季，二次参加考试，终于名列孙山之前，跳出了农门。学校也没有农忙假期，安安心心读了几年书。到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因母亲健在、兄嫂都有田地，家乡恢复了冬播小麦、夏种稻谷的正道，双抢时，我就回家干活。但由于收小麦，插水稻，季节适宜，尽管还是双抢，但非冷即热的折磨已经消失，不经意间就完成了任务。
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伴随粮食产量的提高，农村播种面积下降，母亲上缴、兄嫂们减少了责任田，我才真正洗净两脚泥土，结束了苦我心志、劳我筋骨、饿我体肤的日子。
记录这段苦难的经历，除了不忘初心、正视出身外，就是对违背客观规律，严重损害劳动者利益，一味强调战天斗地极左路线的血泪控诉。在我们这样一个“农桑文化”渊远流长，又以农业立国的国度里，有多少人或者他的上一辈不是农民出身。时至今日，收入最低，最脏、最累、危险系数最大的岗位仍然是农民的子弟承担。
期盼农业现代化能在丘陵以至山区全面实现，农村青壮年能结束靠外出打工养家的漂泊日子，返乡务农，让农村不再空巢，老人儿童不再留守让土地得到耕种，让父母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让子女得到如山似水的父母之爱。
2019年元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