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慌二十九岁那年，耳朵里住进一只蝉。
不是真的蝉。是种无休止的嗡鸣，像有根生锈的琴弦在颅腔深处震动。医生说是神经性耳鸣，诱因是长期睡眠不足和压力过大。“你还年轻，”医生翻着病历本，“调整作息，放松心情，会好的。”
年轻。陈慌走出医院时，这个词像口香糖黏在鞋底。他确实年轻——按身份证上的数字。但镜子里的自己，眼袋发青，头发稀疏，颈椎转动时会发出细微的“咔哒”声，像台缺油的旧机器。
他在一家中型公司做项目执行，职位头衔好听，实际工作是：把客户不合理的要求翻译成合理的需求，把老板画的大饼碾碎成可执行的步骤，把同事的拖延和失误补进自己的加班时间。每天早八点挤进地铁，晚九点挤出来，中间的时间被切割成无数碎片：会议、表格、邮件、催促、道歉、修改第N版方案。
他总对自己说：完成这个项目就好了，拿下这个客户就好了，升到主管就好了。可“好了”像地平线，永远在目力所及的前方，永远走不到。
耳鸣是在连续加班三周后出现的。起初很轻微，像远处电视机没关。后来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尤其在深夜独处时。它成了他体内一座不会停摆的钟，每分每秒都在提醒：时间在流逝，而你卡在原地。
他开始害怕安静。家里永远开着白噪音，车上音乐调到最大，连洗澡都要用手机播放脱口秀。但蝉声穿透一切屏障，固执地鸣叫，像个严厉的监工。
转折发生在一个周四的黄昏。
那天他负责的重要提案被客户全盘否定，老板当众说了重话。他挤着晚高峰地铁回家，车厢里人贴着人，汗味、香水味、食物味混成一团。耳鸣声在嘈杂中反而更加尖锐，像有根针在耳道里旋转。
路过一家老式钟表店时，他鬼使神差地走了进去。
店面很小，玻璃柜台里摆着各式旧钟表。空气里有种陈旧的、混合了机油和木头的气味。店主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正戴着放大镜修理一只怀表。
“需要什么？”老人头也没抬。
“我……”陈慌不知该说什么，“随便看看。”
他的目光落在角落一座落地钟上。钟停了，指针僵在四点十二分。钟摆静止，玻璃罩蒙着薄灰，但木质外壳的花纹依然精美。
“那钟坏了，”老人说，“主人家移民了，放这儿三年，没人来取。”
“为什么不修好它？”
“修好做什么？”老人终于抬头看他，“修好了，它也是数时间。数给谁看？”
陈慌答不上来。他在店里站了很久，看老人如何用细小的镊子夹起齿轮，如何用特制油润滑轴心。动作慢得惊人，像电影里的慢镜头。墙上一排挂钟各自走着，滴答声此起彼伏，却不显嘈杂，反而有种奇异的韵律。
“您这儿……很安静。”陈慌说。
老人瞥他一眼：“是你自己太吵。”
“什么？”
“心里吵。”老人放下工具，“年轻人，你进来五分钟，看了八次手机，叹了三口气，手指在柜台上敲了二十几下。是你把外面的慌，带进来了。”
陈慌怔住了。他下意识想反驳，却发现无从反驳。
那天他什么也没买，却鬼使神差地要了张名片。
之后几周，每当耳鸣声大到无法忍受，他就去钟表店。不总是和老人说话，有时只是坐在角落的矮凳上，看老人工作，听满屋子的滴答声。奇怪的是，在这里，耳朵里的蝉声似乎没那么尖锐了，它被钟表的节奏吸收、稀释，变成背景音里不起眼的一部分。
有一次，老人修好一只二十年代的老闹钟。上紧发条后，钟突然活过来，先是一阵急促的“叮铃铃”，然后传出极微弱的、上发条的音乐声——是《友谊地久天长》，走调得厉害，却有种笨拙的真诚。
“听见没？”老人说，“这钟的设计是：先把你吵醒，再给你唱首歌。慌完了，给点甜头。”
陈慌笑了。那是他几个月来第一次真心笑。
他开始留意生活中的“钟表时刻”。不是指墙上的钟，而是那些自带节奏的、微小的时间容器：地铁门关闭前的提示音，咖啡机完成萃取的“叮”，甚至自己越来越规律的心跳——当他不再试图对抗耳鸣，而是把它当成体内另一只钟时，那声音竟然渐渐退到了意识的边缘。
季节转换时，公司裁员。陈慌的项目组被整体砍掉。他抱着纸箱走出写字楼，阳光刺眼。第一个涌上的情绪不是恐慌，而是……空白。
他漫无目的地走，又走到钟表店。这次，老人不在，店门锁着。玻璃窗上贴了张手写纸条：“外出取件，三日归。”
陈慌在台阶上坐下。纸箱放在脚边，里面装着他三年职业生涯的遗迹：几本工作笔记，一个公司发的保温杯，一盆半死不活的绿萝。
他坐了整整一下午。看行人匆匆，看云影移动，看自己的影子从西边慢慢爬到东边。耳朵里的蝉声还在，但此刻听起来，竟有点像夏夜真实的蝉鸣——聒噪，却充满生命力。
原来慌是一种节奏。出生时第一声啼哭是慌，学走路时摇晃是慌，第一次心跳加速是慌，最后一次呼吸也必是慌。人用一生学习与这种节奏共处，有时快半拍，有时慢半拍，但终究无法摆脱这永恒的、向前的律动。
第三日黄昏，老人回来了。看见坐在台阶上的陈慌和纸箱，什么也没问，开了门。
“进来吧，”老人说，“有样东西给你看。”
他从里间抱出一只木盒。打开，里面是拆解开的钟表零件，齿轮、发条、指针、螺丝，散乱却洁净。
“这是学徒的第一课，”老人说，“认识每个零件。不急，一个一个认。”
陈慌拿起一枚最小的齿轮，铜制的，边缘有细密的齿。对着光看，它能映出窗外流动的暮色。
“它们单个都不会走，”老人说，“凑一起，才能数时间。”
那天陈慌很晚才离开。他没说要学修钟表，老人也没说要教。但一个约定在沉默中达成：每周三下午，他来店里，认零件，看齿轮如何咬合，听各种钟表诉说各自的时间方言。
第一个周三，他认清了三种齿轮。
第二个周三，他学会了给挂钟上发条的正确手势。
第三个周三，老人让他试着调整一座小闹钟的快慢针。他很紧张，手心出汗。但当钟摆重新开始规律摆动，那“滴—答—滴—答”的声音，竟让他眼眶发热。
原来“调整”不一定是翻天覆地。有时只是把快了半拍的调慢一点，把慢了半拍的调快一点，让节奏回到自己能承受的范围。
回家的路上，陈慌经过曾经的办公楼。灯火通明，无数个窗口里，无数个“曾经的他”还在忙碌。他站了一会儿，继续往前走。
耳朵里的蝉声并未消失。但此刻，当一阵夜风吹过，那嗡鸣里，似乎混进了一点别的声音——像钟表店里此起彼伏的滴答，像老闹钟走调的旋律，也像某种更深邃的、来自生命本身的搏动。
他不知道黑暗何时过去，曙光何时真正来临。但他终于明白：那道光也许不是某个阶段的终点，而是每个“当下”的缝隙里，自己允许透进来的一点点微光。
就像此刻，他停下脚步，抬头看见了一弯极细的月牙，清冷冷地挂在楼宇之间。它不照亮整个黑夜，只照亮它所在的那一小片天空。
但这就够了。足够让他看清前方的路，足够让他深吸一口夜晚的空气，然后——
继续走。带着他的慌，他的钟，他尚未认全的零件，和这一小片被月光照亮的、属于自己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