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首词是苏轼被贬黄州初时所作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词中“孤鸿”即为自己，自己亦为孤鸿。词意极尽被贬后内心的孤凄之意。尽管胸怀抱负，胸中心事却难有人知。同时，多舛的时运没有打倒他，反而在这首词中，我们看到了他不愿与众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
在新书《宋词背后的秘密》中，作者林玉玫以轻松、平实的笔触为我们揭开了苏轼生平的薄纱。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时期最为杰出的文学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尤其擅长诗、词，并在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
苏轼年轻时聪敏过人、极有抱负。因其才华卓著，受到欧阳修的欣赏与重视，进入仕途。他卓越的文采同时获得曹太后与宋神宗的赞赏，为他赢来了许多，同时又遭到不少人的嫉妒与排挤。
纵观苏轼的生平，宦海沉浮，几遭贬谪。他人生最大的转折发生在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宋朝历来有官员赴任上表颂恩的习例，他被调任湖州知州时，也依例作了《湖州谢上表》以谢皇恩。可他在谢表末添了几句细枝末节的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当时宋朝因为王安石变法，朝臣势力分为新旧两派，苏轼属于反对新政的旧派。而这几句牢骚话恰巧被御史台一些支持新法的官员曲解，想借机除去他。为此，御史台及推行新法的一些新进人士，费尽心机从他的诗章中搜寻暗讽朝政或官员的言辞。大量描述民间疾苦、反对新法的诗文被奏报给神宗，他们诽谤、诬陷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历数他的罪行，声言必须处他以极刑。
而后，苏轼被押解京城，投到了御史台的监狱。面对突如其来的厄运，他心想难逃罪责，或许还会因此丢了性命。获知此事的苏辙与苏轼的一些朋友几经周旋，另有很多朝臣替苏轼求情，甚至连变法新政的王安石也上表神宗，劝他保全圣朝名士，从轻发落。
一场骤至的暴风雨后，苏轼被宋神宗贬谪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史，他弟弟苏辙也因为连带关系遭受降职处分，调任雷州。苏轼诗案在御史台审理。据《汉书·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生有柏树，树上栖息着成千的乌鸦，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亦称"柏台"，因此，这件事史称“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对苏轼来说，不仅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也成为他文风变化的分水岭。他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更多描述对于政治与民生的忧患，如名延至今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而乌台诗案发生后的作品，由于遭受贬谪后与自然的亲近，及对人生的深刻思考，显得更加空灵隽永、质朴淡然。这也许是生活无奈中的另一种生命延伸吧。
元丰八年，宋神宗驾崩，年幼的宋哲宗继位，倾向于旧派的高太后摄政，以司马光为宰相。苏轼作为反对新法的旧派人物，又在一段时期受到重用。后来高太后去世，宋哲宗长大亲政，用推行新法的章惇为相。重新得势的新党便将旧党人士一并治罪，苏轼也在其列，他重又被贬谪至了惠州。
年老的苏轼本以为将会终老于惠州。但其后又遭贬谪，他被流放到宋朝最远的边地儋州（今海南岛）。据说这事是当时的新党人物章惇宰相所为。章惇与苏轼年轻时是朋友，又在乌台诗案中替苏轼求过情。因为二人政治理念不合，分道扬镳。又有人言章惇出于对苏轼的嫉妒，才出手做了这事。令人欣慰的是，宋徽宗继位后，赦免了苏轼与那些旧时遭贬的旧党官员。
但是，命运沉浮不定的苏轼，不论是被贬黄州时，亲近自然、开垦种地、创制东坡肉与东坡羹；还是贬至儋州后，在当地开堂讲学、教化民众、创作诗词。他都体现出了更加开阔的胸襟和对生活的思考。后来的他可以说自从遭逢了乌台诗案后，对人生的理解更臻成熟，与自然的亲近熏养了他质朴淡然的心性。因此，他晚期的作品涵纳的哲理更加深刻、意境趋于广阔、自然。
不同的时代，或许有着相似的人生困厄。一代大文豪苏轼的沉浮人生，尤其是他在后来多次遭贬的经历中，所表现出的坦然而又独立于世的处世态度，或能作为一个参考文本，助益今天的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勇敢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