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由中央政法委指导拍摄的扫黑大戏，《狂飙》火遍全网。
剧中高启强这个角色塑造得非常丰满和立体，从一个鱼贩子一路逆袭，表面上是“事业有成”的民营企业家，实际上是一个披着“企业家”外衣的涉黑罪犯。他心狠手辣，踢开拦路虎毫不手软；长袖善舞，和众多高官多有牵连；重情念旧，每年都会到老房子忆苦思甜。
整部剧下来，除了表面上像泰叔、高启强这样的“企业家”大多都有原罪外，暗地里还藏了一条随意倒查企业家的暗线，也引发了很多思考。
01 剧里的“企业家”为何大多都是坏人？
在《狂飙》这部剧中，有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影视剧中的企业家大多都是坏人。
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企业家居功至伟。民营经济更已为成为公有制经济外的重要补充，“五六七八九”也耳熟能详，即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但目前企业家的影视宣传存在很多问题。
一个是数量少。
优秀的企业家都是人中豪杰，他们的人生就像一部跌宕起伏的大戏，一本翻不完的书。当代影视剧以企业家为主角的少之又少，印象中只有前几年以“新东方”为原型的《中国合伙人》，及零星讲地方商人的《大宅门》《乔家大院》等。
教员曾在讲话中提到，近代民族工业不能忘记四个人，轻工业的张謇，化工业的范旭东，交通业的卢作孚，重工业的张之洞。可身边知晓他们人很少，影视书籍宣传的就更少了。
二个是角色浅。
影视剧塑造了很多鲜明的角色，《人民的名义》中“达康书记”“齐厅长”入木三分，让人觉得官员就是如此。《亮剑》中的李团长英雄气概，让人觉得大丈夫该当如是。《树先生》中的人物老实亲切，让人觉得农民就是这样。
但企业家却大多是固化或脸谱化的反派人物形象，《狂飙》中对高启强人物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塑造很到位，即便如此，暂且不论是非对错，高启强这个“企业家”的经历、遭遇，与现实环境中的企业家相比仍显单薄。
还有就是人物黑。
国产影视剧中的企业家，没几个好人。
在反腐剧、扫黑剧中，“企业家”基本都是固定反派头目，像《人民的名义》中的高小琴，《扫黑风暴》里的高明远。类似《大染坊》《鸡毛飞上天》中怀着“情怀与理想”讲述企业家白手起家的故事确实很少。
不可否认，现实生活中每一次“打虎”或“拍蝇”，总会倒下几个企业家，但放到整体中看毕竟是少数，甚至很多企业家就是流氓黑帮的欺压对象。如果大家在影视中长期所见的都是典型黑化的“企业家”，久而久之，企业家与罪犯之间就会形成强关联，人们会认为企业家天生带有原罪，进而产生认知偏颇、仇视等负面情绪。
02 剧中的企业家是如何看待“风浪”的？
高启强和泰叔关于“风浪”的讨论可以说是《狂飙》最出彩的戏份之一了，当高启强成为京海建工集团最大的股东后，向干爹泰叔摊牌，泰叔既不甘又警示的说，“京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羽翼丰满的高启强嗤之以鼻，“我怕风浪大？你忘了我以前是卖鱼的。你知道打鱼人怎么说吗？风浪越大，鱼越贵！”
在高启强身上，有着大多企业家都具备的优秀品质，“超强的学习和解决问题能力”。虽然没什么学历，但《孙子兵法》《水浒传》《红楼梦》等书籍却能活学活用。当大家发现有困难就找“强哥”，“强哥”都能解决时，唐小龙、唐小虎兄弟就从曾经的压迫者变成了如今的追随者。
企业家就是与风险相伴相生的，任何一个精美的产品都需要企业家在市场的腥风血雨里拼搏。风险与波动，冒险与不确定性，就是企业家的生存环境与宿命。
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46岁的范仲淹主政苏州。一日，他正在苏常一带考察水患，忽见江中一叶扁舟，在风浪中载浮载沉，一时感慨，一首五言绝句脱口而出：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吃鱼的人，只知道鱼的鲜美，却想不到打鱼人的辛苦操劳，他们经常要在风雨里奔波与出没。
风险与机遇共存，但对风浪的过度迷恋也会吞噬自己。像恒大等房企，在资本扩张的道路上狂奔，最终给社会带来惊涛巨浪。
“宁王”曾毓群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副闻名遐迩的字，“赌性坚强”。但其实还挂有另外一副字，溥博渊泉”。这句话出自《中庸》，“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是指人的智慧像不断涌动的泉水和无底的深渊，又像辽阔的天空，意思是要以深厚的涵养来驾驭冒险的热望。
03 企业家的倒查
《狂飙》中高启强的结局也隐藏着一条对民营企业家污名化和挖旧账的暗线，事实上有很多企业家在极为恶劣的政商环境中成长，或多或少存在些问题，但像剧中这种涉黑涉恶，霸凌一方的毕竟是极少数，可当前拿企业家开刀，挖地三尺找原罪，然后予取予求的现象越来越多，某地甚至喊出了要对企业家“倒查二十年”的口号。
从法律的角度看，倒查的基本逻辑就是“有罪推定”，是将所有的企业家都假定为犯罪嫌疑人，然后进行追查。如果已经掌握违法犯罪的初步证据，可以依程序展开调查。
但随意启动倒查，就有巨大的危害，既可能违背了“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也突破了法律对程序的要求，缺乏基本的程序正义。
当一纸红头文件就能启动刑事程序，那人们对自己行为就没有了预测的可能性，也将陷入巨大的恐慌与不确定。刑罚是社会治理的底线手段，是在所有乡规民约、公序良俗、政策、民事、行政法律等手段都失灵、无效的前提下，才能启动这种暴烈的强制手段，这也是刑法“谦抑性原则”的体现。
《狂飙》里有个镜头，安欣在医院保护现场时，高启强指着固定着位置的警戒线对手下说，“这叫警戒线，你们只要不碰到警戒线，永远是安全的”，这就是人们对刑罚的预测，知道什么是犯罪，哪些是不能碰的。
但后来安欣拉着警戒线往前走，最终将高启强逼退，从办案需要和当时环境来看，好像能够理解这种行为，但从权力边界的角度审视，正当性存疑。警戒线就代表着公权力，应当是固定、明确的，如果能够随意移动，隐喻着公权力可以任意扩张，此时公民的私权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压迫。
等着兔子撞枪口，是法治；端着枪到处找兔子，不是法治。
在经济缓慢着陆的环境中，不应该只算旧账，涸泽而渔，而是要提供信心和安全。让人欣喜的是，从当前中央到地方都在讲经济，都在想办法提振企业家信心，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这不仅是对倒查逻辑的现实修正，也是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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