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作为亡国之君，他吊死在煤山上的故事，想必大家耳熟能详。但是，亡国之君在历史上被咒骂的比较多，而崇祯，更多史学家是给予同情。哪怕是后继的清朝，除了继承合法性的问题没怎么抹黑崇祯，另一方面，崇祯确实也没太多历史上亡国之君的特征可以被吐槽。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就认为，明朝之亡，始于万历。倒不只是万历三大征耗了国本，这还不是根本原因。最深层的原因还是明朝制度的问题。

如果纵观中国古代的历史，你会发现每个朝代的制度，都只是在吸取了前一个王朝的制度上做了一点点改进，然后全盘吸收前一个朝代的制度，而每个朝代都可能有一点点原创的制度。这就涉及一个制度的路径依赖，各朝代的制度并不是跟历史发展一样螺旋前进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完全倒退，后面的朝代因为路径依赖还难以改变。有个观点是认为，元朝和清朝对我们制度的影响比较坏，而且从表面上可能看不太出来。那就是文臣士人武将的独立性地位的退化。我们从三代以来的家天下，逐渐演化出来，文武群臣虽然是以皇帝为尊，但他们被视为皇帝的老师或朋友，亦师亦友，明朝之前，开朝会，臣子是坐在殿堂里的。而经过蒙元的影响之后，臣子又被视为家臣，家奴，家国界限又开始模糊。如果去古代参观过太和殿，你就会发现它很小，根本容纳不了百官。实际上，明清朝会，只有皇帝端坐殿中，臣子都是在外边站着的。明朝的家国不分，尤其是在财政这块，嘉靖，万历为了自己的小金库丰满，却不顾及国库的空虚。

另一个重要的制度问题就是朱元璋的短视已经朱棣靖难所打造的藩王制度。明之外没有哪个朝代要求藩王不可从事任何行业，而朱棣靖难之后，又把藩王彻底禁锢在原地，除去了他们的军事职能。因此他们彻底沦为了国家供养的废人，除了生儿育女，不允许干任何事情。而藩王也从朱元璋时代的一百多人，到明亡时的20多万人。这20多万人不允许从事任何生产，国家却要斥巨资盘活他们。说他们是大明制度性的蛀虫毫不为过。制度性的蛀虫就代表他们去除不了，而且每年都在增加。因此，明朝的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就算没有万历三大征，明朝财政枯竭也是早晚的事情。所以，崇祯皇帝，他比起他的兄弟，爷爷，祖父辈都要勤奋负责很多，却是亡国之君，有点不公平。

另一个问题，就是党争。皇帝就是要平衡制约各方势力。而其实从万历开始，就有了一群东林党人，这群人就开始打破了游戏规则。东林党人说不上是绝对的恶人，但对皇帝来说也不是啥好人。这群人名誉看的比皇帝，国家都重要，另一方面，这些人为了扳倒政敌也是不择手段，从本质上说，和那些宦官也好，所谓奸臣也好，道德上没太大区别。为了自己党派的利益，边境作战的时候可以临时换将，只要将领不是自己人。国难当头的用人之际也要把政敌全赶下台。万历固然是个多疑的皇帝，但是深陷党争之中的这群臣子，确实，江山看的比个人名誉和利益轻。误国误民实锤。

最后一个制度问题就是我之前说过的士绅了，这么个阶层，历来都是朝廷统治地方的中坚，但是他们本性都是要寻求利益的扩张，去兼并土地。而他们一旦家族有人中举入仕，又可以免税。这个阶层，只要中央一松懈，他们就会导致国家财政税收困难。而如果你要打击过度，失去地方士绅的支持，你也难以维持这一地方的统治，也收不上税。也因此，正如摩尔所说，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制度性矛盾，贯穿了中国古代的几乎所有朝代。你看明朝末年，陕西的士绅直到被李自成军队攻破劫杀，之前也不愿多出一点钱粮来支援明军。哪怕农民军要攻入北京了，崇祯帝召集百官募款，这些士绅老爷们一个个哭穷，而北京城破，这些士绅老爷的家财，都能维持军队几年的粮饷。

最近几年，对于明亡的另一诠释-小冰河期也比较流行。看明史的记载你就能看到，崇祯那几年异象叠生。当时臣子都说是皇帝失德。用现在的科学分析来看，当时正好是小冰河期，气温骤降，极端天气频发，而对于极度依赖天气的农业来说，这是致命打击。因此产生大量饥饿流民。同时洪涝，大旱也会导致疫病发生。明实录记载，李自成军队围北京城的时候，城内的守军10个里面只有1到2个能勉强支撑起身体，并不是饥饿而是瘟疫导致的。当时京城内爆发了几次瘟疫。不然，以紫禁城的固若金汤，那些饥饿的流民组成的武装，是怎么也不会在全国各地勤王军到来之前破城的。而巧合的是，清军入关后，小冰河期也就过去了。所以崇祯，确实也是天命难违。

综合以上几个原因，崇祯主观上刚愎自用，多疑，确实是缺陷，但比起他之前的那些叔祖爷爷辈，这些都不是大问题，更何况他比他们都要勤勉，严于律己。然而确是亡国之君，值得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