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六月的第三个周日，是父亲节。这个洋节，突然让麻木的神经再次唤醒乡土情结……我的故乡有我的父亲，那片故土有我一辈子都不曾离开土地的农民父亲！
父亲生于四十年代末，经历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吃过大锅饭，经过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还有十年文革，想这文革与不怎么识字的父亲是没有太多瓜葛的，但，那样的一种政治文化氛围，一个小人物如何能做到不受半点影响？我想朴实的农民父亲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因为我的父亲是一个好人，公认的。
父亲是属于根正苗红一类，思想正统到煮熟的鸭子也要让它飞回窝。那年队里还没有分开单干，大家在一起吃大锅饭，一起劳作，我的记忆里就有和小伙伴一起在地里薅麦子的印象，一人一垄，看谁薅得快！不是用镰刀割，而是用手拔，我至今没有问过父母，为什么。或许是因为小孩子，怕被镰刀伤到？
那天，父亲去公社取钱，工作人员多找了二十元出来。回到家里，父亲才发现这个问题，但错不在父亲，也没有人知道这件事，而执拗的父亲又步行回公社把钱退了回去，这来来去去三十多里地全靠步行。二十元，对于那时节的我们的家意味着什么呢？可以改善生活，可以为我们姊妹兄弟添新衣，可以为老人补贴生活，至少可以让我们吃顿饱饭甚至饭菜里加点肉而父亲却只有一个念头，不是咱的就不能要。
我想象不出我固执的父亲如何在烈日下奔走，来来回回，却只为他人的错误忙碌。
父亲做到了，因为他是一个好人。
那年，我刚上初中，一辆货车坏在我家地头，父亲正在地里秋收，司机修到天黑也没有把车发动起来，父亲找来大衣，捎来饭，给他们取暖，让他们吃饱。
邻居说，你不怕人家把大衣穿走了啊。
父亲一本正经地说，不会。虽然他知道人家是在开玩笑，但他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
在我的眼里，父亲一直是高大的，是我坚强的依靠，但有一天，好不容易盼到假期回家探亲，突然发现父亲在一瞬之间老了，添了许多白发，板直的腰有些弯了。
我突然发觉不用再仰视看我的父亲，这令我恐惧，好似一夜之间失去了主心骨。
父亲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他的爱不会说出口，但你能感觉到。
他只会默默地把黄瓜西红柿挑出最好的给隔壁的嫂子家送去，只会悄悄地把菜摘好装好放在门口一眼便望得见的地方让我走的时候带上……是的，和天下父母一样，老去的父亲，还是一样的沉默，还是一样的把一份沉甸甸的父爱埋进烟火气息里。
他的听力越来越不好了，自从查出血糖高，他很听话地戒掉了多年的酒。我没有见过他醉过，不是因为他不常喝，他的酒就是饭，从一大清早，就着一碟花生米就能干掉一杯二两五的白酒，我对于酒量多少概念就从他那里来的，因为一斤酒正好倒四个。他只喝高度粮食酒，低度酒他觉得没有味儿。一天三顿酒，我们想，他是有酒瘾吧。
再后来，说戒酒就戒了，他开始爱惜自己了，特别忌口忌得特别严，只要有人说糖分高点的面食他都不吃，包括馒头面条。这实在让人无奈，老妈就会找我搬救兵，大多我的话他还是听的，不知道为什么，老妈唠唠叨叨说多少遍他听不见，他也不会问，我说的话他却大多听得见，听不清一定要问个明白。这倒是避免了跟老妈拌嘴，磕磕绊绊一辈子的老夫老妻，一个只唠唠叨叨地说，一个只是装聋作哑吗？
这个点，父亲应该起来了吧，他习惯早起，坐在沙发上打盹，或者到大门口坐着，看着鸡们进进出出刨食吃。
这样就很好啊，平淡的日子，带着烟火气息，时光被雕刻成不朽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