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壤之盟提出了不少政治哲学问题，最核心的是，在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时代，君臣之间这种高度不对等的关系，怎么可能缔结盟约？
君臣立约，尤其是臣子设计陷阱与君主立约，这在后世儒家知识分子看来，实在是君不君、臣不臣，应该严肃批判。《资治通鉴》记载甘茂伐韩的原文是：“秦王使甘茂约魏以伐韩。”朱熹在《通鉴纲目》中，虽然在“目”部分原封不动地照录了这句话，但在“纲”部分却改成了“秦甘茂伐韩宜阳”。
朱熹一字千钧，在后人看来，这种改动必然有深意。朱熹写《通鉴纲目》时，曾准备过一份提纲，这份提纲后来独立成书，叫《资治通鉴纲目提要》，简称《纲目提要》，共59卷。严格来说，这部书并没有太大价值，因为内容已在修改后编入《通鉴纲目》的“纲”部分，所以它后来失传也算合理。只是由于朱熹地位越来越高，他的只言片语都变得有研究价值。《通鉴纲目》的研究者们经常引用《纲目提要》，导致虽然《纲目提要》作为独立著作已失传，书中的内容我们却不难见到。
元朝学者汪克宽在其对照《通鉴纲目》和《纲目提要》的著作《通鉴纲目考异》中指出，在甘茂伐韩这件事上，《纲目提要》多了一个“使”字，也就是说，“秦甘茂伐韩宜阳”在《纲目提要》里的版本是“秦使甘茂伐韩宜阳”。那么问题来了，这一字之差到底是抄写时遗漏的，还是朱熹有意为之？
这就要提到明朝学者张自勋的《纲目续麟》。前面讲过，这部书是在阳明心学兴起、朱熹权威性受到质疑后，顺应时代潮流而出现的。在张自勋看来，如果实事求是地记录史实，就应该补上“使”字；但如果从微言大义的角度看，删掉“使”字，把甘茂真正表达为行为主体，才能充分体现对甘茂的道德谴责。
为什么要谴责甘茂？甘茂作为臣子，既然服从命令，去魏国搞外交，联魏伐韩，完成使命也就够了，但他偏偏耍心机，连番设套，最终胁迫秦武王在息壤订盟立约。这样看来，是否攻打宜阳，完全取决于甘茂自己的意愿，而不是忠实执行秦武王的命令，这就等同于专权。
张自勋认为，《通鉴纲目》删去“使”字，就是为了谴责甘茂专权。张自勋所用的“削”是儒家春秋学的专有名词。儒家认为孔子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笔”是记载，“削”是删去。孔子修订历史档案，遵循宇宙真理，该写的写，该删的删，每一个写或删的选择背后都蕴含深意，闪耀着儒家政治哲学的光芒。
张自勋的《纲目续麟》虽然秉持心学精神，不再迷信权威，但仍然高度认可朱熹的笔削之妙。从《资治通鉴》到《通鉴纲目》，再到《纲目考异》《纲目续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学术风气和思想观念在时代变迁中的起伏与变化。
君臣之间定盟立约，在战国以前其实还算常见。早在周朝开国之初，周公和太公两位元老辅佐年幼的周成王。身为天子的周成王重重犒赏两位老臣，举行结盟仪式，盟书人手一份，并设有专门的机构和负责人保管，内容是世世代代子孙都要和睦相处。
这种事情虽然常见，但在正当性上并非无懈可击。《春秋·桓公三年》记载，齐侯和魏侯在蒲地“胥命”。什么是胥命？《公羊传》解释说，这是一种仪式化的会盟活动，仅有口头约定，事情就算结束了。《公羊传》表彰“胥命”，理由是“古者不盟，结言而退”。意思是说，在美好的上古时代，根本不存在结盟，大家说话算数，哪需要发誓赌咒？显然，公羊家对上古社会的想象过于理想化了。
在有文献记载的周代，结盟是一种非常正式且高度仪式化的活动。通常的程序是先在地上挖一个坑，然后在坑里杀掉一只大型动物，比如牛、羊或马，再把这只作为牺牲的大型动物的左耳割下，放在盘子里，交给仪式主持人。在所有用于牺牲的动物中，牛最为贵重，级别最高，所以最高级别的结盟仪式通常用牛。盛在盘子里的左耳自然就是牛耳。仪式主持人端着盘子，因此被称为“执牛耳”。
“执牛耳”这个词直到今天还在用，但人们常误以为执牛耳的人就是盟主。其实恰好相反，主持人并不是盟主，就像婚礼司仪不是新郎一样。这种误解由来已久。实际上，诸侯结盟时，惯例是由小国诸侯，甚至只是小国诸侯手下的大臣来执牛耳。真正体现身份的是歃血，而不是执牛耳。
在盟会仪式上，割下牛耳后，要用一种叫“敦”的容器盛血，然后宣读盟书，既是读给结盟当事人，也是读给神明。最后，与会者依次喝下动物血，这就叫歃血。歃血是结盟仪式的核心环节，“歃血为盟”一词由此而来。
歃血的顺序非常重要，谁先谁后代表着强弱。歃血序列中的第一人，才是与会者中最强的，也是真正的盟主。如果大家势均力敌，根本不会在意谁执牛耳，只会争夺歃血的先后顺序。
文献记载，歃血仪式结束后，会将盟书正本和牺牲一起埋入坑中。考古证据显示，通常先在坑里埋一件玉器（古称玉币），再埋牺牲和盟书正本。盟书还有副本，分发给各方，大家各自收藏。天子和诸侯的史官本就负责保存盟书。
为什么要杀大型动物、埋玉币？因为在上古时代，这些都是贵重物品。从宗教角度看，这些都是献给神灵的礼物，必须拿出最值钱的东西。神灵收了厚礼，就要承担监督的责任。从经济学角度说，这属于人为增加沉没成本，沉没成本越高，反悔时的心理压力就越大。就像办婚礼，常常铺张浪费、排场隆重，表面上是为了喜庆，实际上也是增加沉没成本，以降低未来离婚的风险，毕竟双方都投入了大量金钱和精力。虽然老话总是强调要勤俭节约，但实际上人类财富的大部分都花在了“浪费”上。最关键的是，这些看似浪费的行为，细算下来其实都是刚需。
从沉没成本的角度看，盟约的约束力会越来越弱。随着经济发展，无论是玉币还是牛、羊、马，对天子、诸侯、卿大夫来说都变得不值钱了。之所以还保留这些仪式，只是出于路径依赖。既然沉没成本几乎为零，背弃盟约也就没有心理障碍了。于是，无论结盟还是背盟，都变得越来越随意、泛滥。
正如《诗经》所说，“君子屡盟，乱是用长”，结盟越多，社会越乱。这两句诗与《春秋》关于胥命的记载正好相互印证，构成一组文化密码。荀子也说“《春秋》善胥命，而《诗》非屡盟”，两者的用心其实是一致的。
——出自《熊逸版资治通鉴》
息壤之盟引发的君臣立约争议，本质上是集权时代的政治伦理与上古盟誓传统之间的碰撞。当儒家强调的“君君臣臣”秩序逐渐固化时，臣子与君主对等立约的行为便成为道德批判的焦点。朱熹删改“使”字的巧妙笔法，正体现了这种伦理观念。上古盟誓从“结言而退”的理想形态，到“执牛耳”“歃血为盟”的复杂仪式，既承载着神灵监督的宗教期望，也暗含着沉没成本的现实考量。随着时代变迁，仪式的象征意义逐渐减弱，盟约的约束力也日益松弛，最终陷入“君子屡盟，乱是用长”的困境。从息壤之盟的君臣博弈到历代学者的解读争议，从周代盟誓的庄重仪轨到后世盟约的泛滥失序，我们既能看到政治伦理的演变轨迹，也能体会传统文化中“信”与“礼”的张力，以及社会秩序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不断调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