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继统问题纷争与史可法的失策
崇祯帝自缢身死，明王朝覆亡，但淮河以南的绝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明政府管辖之下。当时大顺军向北京进军时，南方官员已知道京师难保，便做好了从海路接太子朱慈烺来南京监国的准备。
但是北京陷落后，崇祯帝的三个儿子都下落不明，在没有皇位直系继承人的情况下，南京及附近的地方大臣、勋贵、太监和拥兵自重的将帅在拥立哪一位藩王的问题上展开了勾心斗角的争执。
拥立藩王的第一原则就是血统亲近，崇祯帝的祖父神宗朱翊钧的子孙们有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和桂王朱常瀛，神宗兄弟的儿子有潞王朱常淓。
按照封建伦序观念，首先应该考虑福王、桂王、惠王，而在三藩中，福王朱由崧又处于优先地位，原因有三：
一、三亲藩中福藩（老福王朱常洵）居长；
二、桂、惠二藩比崇祯帝高一辈，不如朱由崧援引“兄终弟及”（实际是弟终兄及）继统更为适宜；
三、从地理位置看，桂、惠二王在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进湖南时逃到了广西，而福王则近在淮安。
不管从伦序还是地理上，福王朱由崧都占明显有利地位，可是事实却没这么简单。
有些人站出来强烈反对拥立朱由崧，这些人正是东林党人，朱由崧的父亲就是当年与朱常洛争夺储位的朱常洵，上演了曾轰动一时的“妖书”、“梃击”、“移宫”三大案，凭借东林党人的力争朱常洛才成功上位，他们担心如今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旧案，他们在政治上便会失势。
而其党魁钱谦益则四处游说，以“立贤”为名，提议迎立潞王朱常淓。
而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首席大臣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也倾向于东林党，虽然他对拥立福王心存顾忌，但又担心舍亲立疏会引起更大的政治风波，于是他前往浦口同凤阳总督马士英商量。
史、马商议结果是“以亲以贤，惟桂王乃可”。
不得佩服明朝这些官员们，每个人都精明的堪比诸葛亮，但聚在一起就相互掣肘，什么馊主意都能冒出来。史马既不立福王朱由崧，又不立潞王朱常淓，偏偏选了桂王朱常瀛，这个折中方案令南京官绅非常满意，和了这么多年稀泥，大家都是个中高手，于是南京礼部准备了乘舆法物前往广西迎接桂王。
但在这关键时刻，凤阳太监卢九德勾结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决定拥立福王朱由崧。
万历末年卢九德曾在朱常洵身边服役，此时他受命于朱由崧出面与高、黄、刘三镇联络，以期能登上帝位。
而马士英正是凤阳总督，直接节制三镇。但是当时世道之下，面对执掌兵权的总兵，马士英还真节制不了。而三镇与卢九德等人拥立朱由崧也不是因为什么封建伦序，而是为了攘取“定策之功”增强自己的政治地位。
面对这一突变，马士英立即调转船头效忠福王朱由崧，而可怜的史可法还蒙在鼓里继续给马士英写信说朱由崧如何“不贤”。
立桂突然变成了立福，朝臣无不震惊，但他们手无兵权，只好见风使舵加入拥立福王的行列。
而关键人物史可法却夹在中间极其尴尬，他优柔寡断，不能坚持立嫡的主张，反而使朱由崧依靠攀附三镇而登上帝位，从此史可法的形象在朱由崧心中完全败坏了，三镇得势，为弘光朝廷埋下隐患。作者说：
古语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史可法多少有点门户之见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他的致命弱点是缺乏雄才大略，总相处处应付，八方妥贴，最后落得个事与愿违。
在随机应变上，史可法就与他的好伙伴马士英差远了，马士英因拥戴福王有功，而成为定策第一文臣，然后又为了上位而抵毁史可法。史可法毫无办法，只能任由其作威作福。
弘光一朝党争的激化、武将的跋扈，最后导致覆亡，都是从这里蔓延开来的。而这其中史可法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朱由崧的监国和称帝
五月一日，朱由崧至南京，拜谒孝陵，从朝阳门进城，驻于内守备府。
鉴于崇祯三子下落不明，众臣为了留有余地，主张朱由崧暂用监国名义。五月初三日，朱由崧在南京就任监国。
随着朝廷的建立，朝臣们的纷争也开始了，按照明代制度，南京兵部尚书位居留都百官之首，弘光朝廷初立，史可法理所应当为首席大学士。但在定策问题上，史可法被马士英出卖，失去了弘光帝的信任，众人亦见风使舵排挤史可法，于是他“自请督师淮扬”，五月十二日，史可法出任督师。
五月十五日，朱由崧正式即位为皇帝，改明年为弘光元年。第二天，马士英入阁主持政务兼任兵部尚书。
史出马入，在许多史籍中认为是弘光朝廷夭折的一个重大转折。
但作者却认为，虽然相较与马士英史可法更加清廉正直，但他却依然没的足够的能力来担此重任。在南明立国之初，史可法就因受东林党的牵制而铸下大错，使朱由崧为登大宝而不得不求诸武将，使本来无功可录的武将们却以定策元勋自居。
导致这一局面的正是史可法本人，不管他在朝辅政还是在外督师都难以改变武将胁制朝廷、无意进取的局面。书中说：
在历史上，当权人物可以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在关键时刻的关键问题上一步错则步步错，史可法的悲剧正是从这里展开，弘光一朝的毫无作为以致于土崩瓦解的主要原因也在这里。
（三）四镇的形成和跋扈自雄
任何一个国家政权要想有所作为，必须首先保持内部稳定。内部稳定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朝廷的威望和文武官员的齐心合力。
只有中央集权力量足够强大，才能有效节制文武官员并形成合力，说白了就是最高统治者的权威要足以震慑下属，才能形成有效力的国家政权，有明一朝直至北廷覆亡武将们虽有拥兵自重的端倪，但依然不敢违抗朝廷的指令，更谈不上操纵朝廷军国重务。
南明几个朝廷最大的特点和致命的弱点正在于依附武将。武将即视皇帝为傀儡，朝廷徒拥虚名，文武交讧，将领纷争，内耗既烈，无暇他顾，根本谈不上恢复进取。
顾老的文字犀利透辟，一语便道尽了南明朝廷的本质，其实此时南明国已不国，朝已不朝，虽然能在表面上摆起朝廷的架子，实则再难恢复朝廷的职能，此时的朝廷已不能形成绝对的统治力量，皇帝失去了权威，政令难行，群臣间互相攻伐内斗，如一盘散沙。
作者将矛头指向史可法说“这种局面的始作俑者正是史可法”，作者对史可法的批评既多又狠，可见作者心中之恨，其实这并不是史可法一人之罪。
明末以来党派纷争，所有入仕为官的人在这样的大环境中都不得不学着模棱两可优柔寡断，如果此时不是史可法，也大抵会是同样的结果，大多数的明朝臣子们一生都在察言观色，要他们在关键时刻坚定立场扭转时局，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人不能说没有，但是极少数，而史可法正是庸懦的大多数中的一员，从概率来说，弘光朝廷形成这样的局面并非偶然。
史可法、姜广曰等人为弥补之前拥立中的失误又转过头来笼络四镇，却已为时过晚，再难换回朱由崧的信任。
弘光朝廷封高杰为兴平伯，镇守徐州、泗州地区；刘良佐封广昌伯，镇守凤阳、寿州地区；刘泽清封东平伯，镇守淮安、扬州地区；靖南伯黄得功加封侯爵，镇守滁州、和州一带。
之前拥立朱由崧时是黄得功、高杰、刘良佐三镇，如今却成了四镇，其中刘泽清本是山东总兵，在与大顺军的作战中他率部逃至淮安，他起初迎合东林党人拥立潞王，但却因兵力不敌三镇，于是摇身一变加入了拥福的行列。
四镇中高杰、刘泽清是望风而逃的败将，而黄得功、刘良佐在甲申年间也无功可录，但却因他们用兵力做后盾使朱由崧登上帝位，而成了定策功臣，便加官进爵、骄横跋扈。
他们毫无进取之心，只一心追求在江北争夺繁华之地，既可过太平日子，又可就近要挟朝廷，而作为督师的史可法却“失势悯墨”，完全无法节制他们。
南明的几个朝廷都是由武将拥立和操纵，但却从来驾驭不了武将。武将既不以是否为国出力受赏罚，而是靠要挟朝廷加官进爵，一旦形势不利，倒戈相向，保全富贵，自意料当中。
军阀之间又矛盾重重，勇于私斗，怯于公战。而文臣或依附某一军阀为靠山，或束手无策，放言高论者有之，引避远遁者有之，坐看江河日下，国土沦丧。南明之未能比拟于东晋、南宋，其源全出于此。
（四）弘光朝廷内部党争的激化
有人说明亡于党争，更具体说，明北廷的覆灭并非全因党争，但党争的遗毒却在明朝官员身上根深蒂固，直到南明时期，军阀势力的介入，朝中文臣往往以武将为靠山，使党争变得更加尖锐，最终使得南明光复无望，明朝彻底败亡。
说到党争就不得不提东林党，因为在拥立问题上的失策导致四镇得势，而使东林-复社党人垄断朝政的图谋遭到重大转折，他们便集中火力攻击马士英等人，东林-复社党人很多大文豪，如黄宗羲，他们可以轻易地用一支笔来颠倒乾坤，在后世心目中创造出他们正人君子的形象。
黄宗羲创立的浙东史派影响深远，致使许多问题难以廓清。
弘光朝廷内部矛盾的酝酿和激化始终是围绕“定策”问题展开的。因马士英与四镇的成功，使东林-复社人士妒意倍增，对其展开猛烈地攻击。作者说：
东林骨干的迂腐褊狭令人惊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出仕以来从来没有什么实际业绩，而是以讲学结社，放言高论，犯颜敢谏，“直声名震天下”，然后就自封为治世之良臣，似乎只要他们在位，即可立见太平。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正是国难当头之时，东林-复社之人关心的焦点并不是如何共赴国难，而是在残存的半壁江山内争夺最高统治权力，也是可悲可恨。
弘光政权一直在大臣和军阀的勾心斗角中苟且偷安，在内讧中粉墨登场，在内讧中分崩离析。
（五）清廷接管畿南、山东等地和山东百姓的抗清斗争
1644年五月大顺军西撤，清军占领了北京附近地区，清廷开始推行剃头等政策，导致许多地方揭竿而起反对清朝的统治，清政府为了稳定京畿地区的稳定不敢轻易南下，而弘光朝廷忙于党争，无暇北顾，竟导致畿南、山东和豫东等地区在两三个月里处于近似权力真空的局面。
六月初四，清招抚山东、河南，同月初十收取山东，十四日收取山西，二十一日进抵德州，因得不到南明政府的支援，知州张有芳拜表归清。畿南、山东大批州县拱手让给清朝。
清朝兵力极其有限，但弘光君臣一味偏安江左，毫无进取之意，任凭清朝在山东接管大批州县。
但是也有些地方不愿归附清朝，山东各地百姓反清的义举此伏彼起，但都是自发的，从来没有得到弘光朝廷的支持。
各地的反清斗争风起云涌，清廷虽然在表面上接管了山东，但是统治力量还十分薄弱。
这年的九月二十九日发生了青州之变。
原大顺政权的一支军队同主力失去联络，在赵应元和杨王休的带领下来到青州，赵应元收复青州，声称：“我也不愿做皇帝，只扶立明朝一人。”赵应元欲拥立衡藩，但衡王却是个脓包，唯恐被赵应元拥立会招来杀身之祸，竟哭得“眼肿如桃”。
十月初六，清军和托、李率泰部到达济南，初八日前往青州，早已降清的明青州守备李士元献计，进入青州城内充当说客，威逼利诱赵应元，欲使其转投清方，赵应元受骗带人出城同清军会面，双方歃血起誓，赵应元设筵大行酒乐，却被李士元等击杀，赵军大乱，清军拥入城中，格杀招降余党，青州的反清事件遂告失败。
（六）1644-1645的河南形势
河南的局势也很复杂，这里原本已是大顺政权统治区，但却因大顺军的西撤而四分五裂。大顺军只掌控豫西等部分地区，其它地方一部分为死灰复燃的明官绅所窃据，别一部分被地头蛇土贼盘踞，同时清方也趁虚而入，攫取了河南省黄河以北的怀庆、彰德、卫辉三府。
1644年夏秋，河南省成为明、清、顺三方争夺的焦点之一。
自五月至十月清廷一直没有南下，而是群集在北京休息。大顺军西撤后，山东河南的大顺政权基本瓦解，随即出现归属问题，许多地区的官绅土杰都推翻大顺政权而打出复明的旗号。
而弘光政权还在由“定策”而引发的纷争之中，于是文恬武嬉坐失良机，主力部队如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和江北四镇都按兵不动，史可法也只在口头上说要恢复鲁、豫，乃至燕京，实则一筹莫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