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一千年前的天禧五年（1021年）十一月十二日，王安石出生于临江军府治清河县（今江西省樟树市）一个书香门第。
小时候的王安石记忆力超群，所学诗文皆过目不忘，几近神童。跟随着做官的父亲到处宦游，接触各阶层人士，阅尽千帆，看遍世间疾苦。加上父亲对他后天的培养教育，天赋异禀的王安石便立下了“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高远志向。
父亲王益为官清正廉明、刚直不阿，一心想做出一番对社稷有贡献的事业，但只做了几任知县和知州，就在王安石十九岁时，王益在江宁任上病逝。王安石在江宁为父守孝三年，这里的山山水水也在他脑海中扎根生长。这也为后来的王安石辞官至江宁，埋下了伏笔。
自古英雄出少年，此时少壮自负恃。在庆历二年（1042年），22岁的王安石在父亲的守丧期后，科举考试中以名列第四的成绩考中进士。后来，王安石位极宰相权倾一时，其家世被人总结出“一门八进士” （叔祖王贯之、父亲王益、哥王安仁、弟王安礼、王安国、堂弟王沆、儿子王雱和王安石本人均是进士出身）的光耀。
而此时的大宋，星河灿烂，范仲淹、欧阳修、苏轼、曾巩、司马光等结伴而来，他们诗酒唱和，文采风流。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他们正处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高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才华出众的王安石，被授予淮南节度判官，从此进入了他大展宏图却坎坷不平的官场。在淮南任满后，他主动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机会，到浙江鄞县担任了知县。在鄞县，王安石动情的写下了“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四年里，他兴修水利、扩办学校，造福一方。
皇祐二年（1050年）夏，王安石在浙江鄞县知县任满回江西临川故里时，途经杭州，偶登飞来峰。站在峰顶高耸入云的塔上，眺望山下，只见云雾环绕、缥缈迷蒙，他写下了壮怀之作《登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他借登飞来峰，直抒胸臆，寄托壮怀，不仅反映了他以高瞻远瞩的思想境界和豪迈气概，还承载了他日后变法的雄心壮志。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在王安石扎根基层的这些年，所在之处政绩斐然，民众爱戴，名噪朝野，北宋政坛一颗星正在冉冉升起。
就在王安石在地方徘徊而没有入朝时，宰相文彦博和欧阳修唯才是举，先后向皇帝竭力推荐，但都被王安石以：“祖母年老，先臣（父亲王益）未葬，二妹当嫁，家贫口众，京师难住。”委婉谢辞。
欧阳修不甘心，又以王安石必须以俸禄养家为由，欧阳修不断劝说，任命他为群牧司判官。由此可见，欧阳修对王安石是多么器重，多么推崇。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进京担任三司度支判官。多年的地方官生涯，让王安石广泛接触社会生活，对彼时国家治理和社会问题有着深刻认知和切肤之痛。随后，他向在位的宋仁宗上呈了一篇雷霆万钧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他尖锐地指出了国家积弱积贫、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的现实，系统地提出了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积弊、扭转积贫积弱局面、改革取士、重视人才等变法主张，并以历史上的晋武帝、梁武帝、唐明皇为例，警告仁宗应以这三个古代皇帝为鉴，企望引起仁宗皇帝的警觉。
但没想到，曾废除以范仲淹、欧阳修为首的“庆历新政”的仁宗皇帝，既没有追究王安石大不敬之罪，也没有采纳王安石的建议。这部洋洋洒洒诚挚无比的万言书，充分展现了王安石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说理才华，气畅神通、理据饱满详尽，却成了后来“熙宁新政”的纲领性文件。
毕竟，此时的仁宗皇帝没有宋太祖的雄才大略，也没有宋徽宗的多才多艺，却是宋朝十八帝中一位以“仁”著称的皇帝。在他执政期间，对臣民仁慈厚爱，使百姓休养生息，知人善用，名臣辈出，群星灿烂，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被誉为“仁宗盛治”。
就在王安石回江宁为母亲守孝时，宋仁宗驾崩，继位的英宗不思进取、碌碌无为。王安石对此无比失望，就一直在江宁丁母忧。在江宁，王安石著书立说、开馆授徒，著名的“荆公王学”在这一时期得以传播和初步形成。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英宗病逝，19岁的太子赵顼登基，成为大宋王朝的新主人，是为宋神宗。从嘉祐八年到治平四年，大宋王朝历经一段皇位频繁更替、政治动荡的时期，朝堂上还爆发了因“濮仪”而引发的党争。
当时的大宋王朝，面对官僚机构臃肿、财政亏空、北部边境经常遭到辽和西夏不断的骚扰、百姓赋税徭役的加重等内忧外患。看似繁荣的大宋，其实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年轻的宋神宗怀揣着富国强兵的抱负，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急需一位治世能臣为他出谋划策。环顾朝野，性格强毅、忠勇兼备的“拗相公”——王安石，自然成了走向改革历史舞台的那个人。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一纸诏书，即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王安石再度到江宁，登江宁城楼，俯瞰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六朝古都，不禁感慨万分，留下了千古名篇《桂枝香•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全词情景交融，境界雄浑阔大，风格沉郁悲壮。通过回顾六朝误国的历史教训，隐喻了他对北宋社会现实的不满，也透露出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几个月后，神宗又提拔他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神宗对王安石的器重，曾引起在朝老臣的不满，但神宗力排众议。
历史给了王安石出彩的机会，王安石不负帝望，即上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这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新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
熙宁二年（1069年），当雄心壮志的少年君王遇到具有经天纬地之材的贤臣，宋神宗提升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在感叹神宗的知遇之情之时，眼里天地光明，万象更新。
针对宋朝积贫积弱的现状，王安石认为要理天下之财，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甚至不惜用行政手段干预、抑制大地主的兼并等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于是乎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等等举措陆续推出。
在神宗支持下，王安石主导的，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的大幕就此开启。但他深知这是一条历险之路，是一条孤绝之路。但尽吾力，不问前程，矢志不渝，九死不悔。
憧憬着变法之后的崭新气象，王安石踌躇满志，在江宁家家户户喜迎新年时，王安石写下了《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熙宁三年（1070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轰轰烈烈的改革浪潮中，新政在全国范围内大刀阔斧的推行。然而，备受尊敬的政治家韩琦、富弼、欧阳修和苏轼等纷纷站出来抨击新政。他们都曾是“庆历新政”的直接参与者，欧阳修还是长期以来赏识、引荐王安石的文坛领袖。
恍然间，王安石发现，那些在朝官员和交往甚密的师友，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渐行渐远。不只和他感情极深的弟弟王安国、王安礼也疏远他，且与他私交甚好的司马光三次写信，列举新法弊端，劝他放弃新政。
王安石为此写了赫赫有名的《答司马谏议书》，回顾了两人过往友情和如今的政见分歧，解释了自己坚持变法的原因，表明自己变法的决心和立场。
在一场和“天下流俗”的孤独战争中，王安石几近众叛亲离。在历史的吊诡中，他无意中也成就了朋友兼政治对手们的历史遗产，其中最杰出者当属司马光、苏轼。在被他驱逐的日子里，一个完成了史学巨作《资治通鉴》，一个则以个人的命运多舛成就了“诗家之大幸”。
面对汹涌而来的诘难，任凭风吹雨打，胜似闲庭信步。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明知前路荆棘横生，却毅然无畏一个人战斗，誓将改革进行到底。正是在他的固执坚持下，一年后，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了数倍，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升，初步取得了“富国强兵”的效果。
熙宁七年（1074年），大宋王朝久旱无雨，使大批饥民离乡背井、流离失所。群臣纷纷将此与新政联系起来，以新政侵夺民利太甚，上天示警的“天变”为借口，上书神宗，又一次掀起了对新政的抨击。当两宫太后看到图文并茂的《流民图》后泪流满面，指责皇帝任用王安石变法乱天下，有愧于苍生。王安石顿时觉得四面楚歌，无奈之下，辞去宰相职务，知江宁府。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第二年，由于朝廷内部纷争，王安石置个人荣辱于不顾，再次拜相。可能就是在回京路上，途经瓜洲渡，心情复杂的王安石在客船中，仰望夜空的圆月，写下了七绝名篇《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回到朝堂后，王安石发现君臣之间的默契大不如从前，他推荐主持新政的参知政事吕惠卿不仅辜负了他的期待，反而还在背后搞起了很多小动作。然而，一生淡泊名利的王安石，被那些激烈矛盾折磨的身心俱疲。王安石渴望归隐，再也不问世事。
屋漏偏遭连夜雨，不久，王安石长子王雱突然病故，新旧政敌的两面夹击，心力交瘁的王安石辞去宰相，任职江宁府通判，处于一种半官半隐的生活状态。江宁成就了王安石，王安石也成就了江宁。他见证着江宁的日升日落，草木荣枯，江宁也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已至暮年，王安石虽然远离了朝堂，可日思夜想、梦寐以求的依然是大宋振兴。王安石用梅花吐露心声，即使自己陷入艰难苦痛之中，依然不改心中志向，一如梅花，凌寒独自开，坚持着自我。
王安石在江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是孤独的，但在文学上又不是寂寞的，因为他有大堆朋友。提到王安石的朋友，不能不提到苏轼。在江宁，他等到了久违的苏轼。经历了宦海浮沉后，他们相见十分融洽，爬山涉水，谈佛论书，诗酒唱和，抵足谈心一个多月。临别之时，望着苏轼远去的背影，王安石感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掩起内心的澎湃的王安石，寄情钟山之间，潜心于佛经。天有不测风云，元丰八年（1085年），由于对西夏战事的惨败，年仅38岁的宋神宗忧郁而终。继位的哲宗年幼，由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重用司马光等变法反对派，新法被全面废止（史称“元祐更化”）。王安石几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变法的成果付之东流。
新法次第实施到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产生了一些弊端，但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国家积贫积弱的局势，加强了国防力量，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减轻了百姓负担，财政收入明显增加，国库充裕，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
元祐元年（1086年）5月21日，王安石带着无尽的遗憾溘然长逝。
司马光曾在王安石去世后，抱病写信给朝廷主事的吕公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朱熹曾感慨地说：荆公“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梁启超盛赞他“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王安石一生追求的是推行变法，实现富国强民的愿望，虽然现实给了他无情的打击，但王安石坚持变法的执着精神，却影响了一代代人的成长。历经一千年的风雨洗礼，他的风骨依旧——不畏严寒冷峻，不向权贵低头。
王安石肩负的使命是穷宇宙兴衰之理，祈人间万世之福。王安石兼有哲人的远见、文人的敏锐，更有一般士子少有的韧劲，他思接千载，融通古今，创荆公新学，有着以天下苍生、社稷兴亡为己任的博大情怀。
王安石以求学的积淀、生活的磨难、仕途的坎坷、变法的失败、时代的砥砺和历史的合力等诸多因素，终使他成为了盖世罕见的一代诗文大家。不但推动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更辉煌了整个中国文学的悠长岁月。
千百年来物换星移，王朝兴衰更替的历史长河中，王安石以其高远的政治抱负、洁净的理想情怀、精湛的文学才华，为政治带来了一缕清风，为历史开辟了一片天地，为文学注入了一股清流。在今天文化自信新时代，王安石就像一盏穿越历史的火炬，照耀着后人的精神世界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进的征程。
作者：仓央容若，原名许志刚，甘肃古浪人，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咸阳文学院会员，校刊《晨曦》编委、业余画家。著有诗集《西北孤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