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早晨，天光已经亮得晃眼。日头还没爬到正当中，热气就已经从柏油路面上蒸腾起来，看得见远处那条柏油路上有一层薄薄的颤动的蜃气。知了在路边的梧桐树上断断续续地叫着，声音懒洋洋的，像是被这闷热的天气耗尽了力气。
陈秀兰站在灶间里，正把一摞刚洗过的碗往碗橱里放。她的手很稳，碗与碗之间发出清脆而轻微的磕碰声，像一串短促的音符。灶台上的搪瓷锅里煮着绿豆汤，咕嘟咕嘟地冒着泡，甜丝丝的气味弥漫在狭小的空间里。她抬手抹了一把额头上渗出的汗，顺手把一缕从鬓角滑落的灰白头发别到耳后。
客厅的摇头扇吱吱呀呀地转着，每转到最左边的时候就会发出一声像是卡住了的响动，然后又无可奈何地摆回去。老周坐在藤椅上，手里捏着遥控器，一个台一个台地按过去。电视屏幕上的画面飞快地跳动着，他的眼睛却并没有真的在看。
“你消停一会儿行不行？”陈秀兰从灶间探出半个身子，“要不看新闻，要不就关了。”
老周没吭声，把遥控器搁在茶几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屏幕上定格在一个戏曲频道，一个青衣正在咿咿呀呀地唱着，水袖甩得又长又白。他盯着看了一会儿，又伸手去拿茶杯。茶杯是搪瓷的，白底红字，印着“先进工作者”几个字，杯口的瓷已经磕掉了几块，露出底下黑色的铁胎。
陈秀兰端着两碗绿豆汤走出来，一碗放在老周面前，一碗搁在自己那头的茶几边上。她在沙发上坐下来，沙发发出一声闷响，像是叹气。她拿起碗，吹了吹浮在上面的热气，小小地抿了一口。
“小军今天来不来？”老周问。
“来的。”陈秀兰说，“说是下午过来，接我们去吃饭。他订了个馆子。”
老周“嗯”了一声，端起绿豆汤喝了一口，眉头皱了一下。“糖放少了。”
“大夫说你血糖高。”
“高什么高，就高那么一点。”老周嘟囔了一句，但还是把汤喝完了。他把碗放在茶几上，碗底和玻璃面碰出一声轻响。窗外有鸟叫，啾啾的，不知道藏在哪棵树上。梧桐树的影子已经缩到了树干底下，正午的太阳把一切都照得白花花的。
陈秀兰看着老周，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汗衫，领口松松垮垮的，露出锁骨下面一小片晒得黝黑的皮肤。他的脖子后面有几道很深的横纹，像是用刀刻上去的。她想起他年轻时候的样子，那时候他的脖子又直又挺，肩膀很宽，穿着一件白衬衫，站在工厂门口等她下班。那是哪一年的事？她算了算，四十年了。这个数字让她心里微微动了一下，像是一颗石子投进了很深很静的井里，闷闷的一声响，然后就没了动静。
四十年。
下午三点，周小军到了。他开着一辆白色的轿车，停在楼下那棵梧桐树底下。车门打开的时候，一股冷气从车里涌出来，随即就被外面的热浪吞没了。他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盒点心，锁了车门，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进楼道。
敲门声响起来的时候，老周正在打盹。他的头歪在椅背上，嘴巴微微张着，发出均匀而粗重的呼吸声。陈秀兰轻手轻脚地走过去开门，鞋底在地板上发出沙沙的摩擦声。
“妈。”周小军站在门口，额头上冒着一层细密的汗珠。他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短袖衬衫，领口微微敞着，袖子卷到了胳膊肘上面。他长得像老周，眉眼之间尤其像，但比老周年轻时候要瘦一些，下巴的线条也更分明。
“快进来。”陈秀兰侧过身子，接过他手里的袋子，“买什么东西，又不是外人。”
“就两盒点心，给爸尝尝。”周小军进了门，换了拖鞋。拖鞋是旧的，鞋底磨得很薄，踩在地板上几乎没什么声音。他走到客厅，看见老周歪在藤椅上睡着，便放轻了脚步，在沙发上坐下来。
陈秀兰给他倒了一杯凉白开，周小军接过来，仰头喝了一大口。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额角的汗顺着太阳穴流下来，他抬手擦了一把。“这天太热了，”他说，“车里开着空调都觉着热。”
陈秀兰在他对面坐下来，看着他。他比上次来的时候又瘦了一点，眼窝下面有一层淡淡的青色。她没问，她知道问了也是白问。这孩子从小就嘴硬，什么事都往肚子里咽。
老周醒了。他睁眼的方式很突然，像是从一个很短暂的梦里猛地被拉回来，眼睛一下子睁得很大，然后迅速地眯起来，适应着屋子里的光线。他看见周小军，没什么表情，只是把身子从椅背上直起来，伸手去摸茶几上的茶杯。
“爸。”周小军叫了一声。
“嗯。”老周应了一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透了，茶叶沉在杯底，颜色很深。
屋子里安静了一小会儿。摇头扇还在吱吱呀呀地转着，风从左边吹到右边，又从右边吹到左边。电视机早就关了，屏幕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灰。陈秀兰站起身，走到灶间去切了几片西瓜，装在白色的搪瓷盘子里端出来。西瓜是早上买的，在凉水里泡了大半天，切开来还带着一丝凉气。瓜瓤是沙瓤的，红得很正，籽不多，嵌在瓜肉里像几颗黑亮的小石子。
周小军拿起一片西瓜，咬了一口，汁水顺着他的手指流下来，他赶紧低下头去，让汁水滴在搪瓷盘子里。“这瓜甜，”他说，“在哪买的？”
“菜市场门口那个老李的。”陈秀兰也拿起一片，小口小口地吃着，“他家的瓜一直不错。”
老周没吃西瓜。他坐在那里看着周小军吃，目光很平静，像是在看一件很平常的事情。过了一会儿，他开口了：“工作怎么样？”
“还行。”周小军把瓜皮放在盘子里，抽了一张纸巾擦手，“最近在做一个新的项目，事多一点，不过还应付得过来。”
老周点了点头，没再问。他们父子之间的对话，多年来一直都是这样的模式——老周问一句，周小军答一句，然后沉默，然后老周再问下一句，像是一盘下得很慢的棋，每一步之间都隔着很长的时间。
陈秀兰看不下去这种沉默，她开始说话，说小区里谁家搬走了，谁家添了孙子，谁家的狗半夜老叫唤。她的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一种絮絮叨叨的节奏，像是夏天的蝉鸣，说不上悦耳，但能填满那些让人不自在的空白。老周听着，没什么反应，但也没打断她。周小军倒是听得很认真，偶尔点点头，偶尔笑一下，那种笑是很轻的，只是嘴角微微往上弯一弯，并不真的代表开心。
四点半的时候，他们出了门。老周换了一件干净的短袖衬衫，白色的，领子熨得很挺，那是陈秀兰前一天晚上就熨好的。她把衬衫从衣柜里拿出来的时候，还凑到鼻子跟前闻了闻，确认上面没有樟脑丸的味道。老周穿衬衫的动作很慢，一颗扣子一颗扣子地扣，扣到最上面那颗的时候，他的手指不太听使唤，扣了两回才扣上。陈秀兰站在旁边看着，没有伸手帮忙。她知道他不喜欢被帮忙。
外面的热气扑面而来，像是一堵看不见的墙。老周走在最前面，步子不大，但很稳。他年轻时候走路带风，陈秀兰总要小跑着才能跟上。现在她不用跑了，她的步子也慢了下来，两个人并排走的时候，脚步居然还能合上拍子。周小军走在他们后面，一只手拎着陈秀兰的布兜，另一只手拿着车钥匙。布兜里装着一个保温杯和一件薄外套，是陈秀兰给老周准备的——餐厅里冷气足，她怕他着凉。
坐进车里的时候，老周费了一点劲。他的腰不太好，弯腰的时候要用手撑着座椅，身子一点一点地往下挪。周小军站在车门旁边，伸出手虚虚地扶着，但并没有真正碰到老周的身体。他了解自己的父亲，这种时候过多的关心只会让他烦躁。
车子发动了，冷气从出风口吹出来，老周把脸凑过去，眯着眼睛吹了一会儿，然后靠回座椅上，看着窗外。街景在车窗外匀速地后退，梧桐树一棵接一棵地掠过，树冠连成一片浓密的绿色，在阳光下亮得刺眼。
“前面左拐。”老周突然说。
周小军愣了一下，“导航说直走。”
“左拐，走跃进路。”老周的语气不容置疑，“那条路近。”
周小军没再说什么，打了左转向灯。陈秀兰在后座轻轻地叹了口气，她知道那条路根本不近，而且路况不好，坑坑洼洼的。但老周就是这样，他认为对的，谁也拗不过他。年轻时候是这样，老了更是这样。
果然，跃进路正在修路，半边路面被挖开了，堆着沙石和管道。车子颠簸着慢慢往前挪，底盘被碎石打得噼啪作响。周小军握着方向盘，眉头微微皱着，但什么也没说。老周坐在副驾驶上，看着窗外那些被挖开的路面，忽然说了一句：“这条路以前是土路。”
没人接话。
“六几年的时候，还是土路。”老周自顾自地说，“后来铺了柏油，后来又挖开，来来回回折腾了多少回了。”
他的声音在车厢里听起来有些闷，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陈秀兰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他的脸，他的表情很平静，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回忆，又像是什么都没有。她把目光移开，看向窗外。路边有一棵很大的槐树，枝叶伸到了路中间，车子经过的时候，几片叶子擦着车顶发出沙沙的声音。
“到了。”周小军把车停在一家饭店门口。
饭店不大，门脸装修得古色古香，挂着两盏红灯笼。门口的玻璃上贴着菜单，上面用毛笔写着几样招牌菜。他们下了车，热浪重新包裹上来，老周站在门口抬头看了看招牌，没说什么，背着手走了进去。
餐厅里果然冷气很足，陈秀兰从布兜里拿出那件薄外套，递给老周。老周接过来，没穿，只是搭在了椅背上。服务员拿来菜单，周小军接过来，翻了翻，点了四个菜一个汤。点菜的时候他问了老周一句想吃什么，老周说随便，他便没再问，自己做主点了。他点菜的样子很利索，手指在菜单上点了几下，服务员刷刷地记着，他合上菜单还给服务员的时候，动作自然得像是在自己家的饭桌上。
菜上得不慢。第一道是凉菜，老醋蛰头，蛰头切得大小均匀，上面撒着蒜末和香菜，浇了一层黑亮的醋汁。老周夹了一筷子，嚼了两下，点点头。“还行。”他说。这已经是他能给出的最高的评价了。
热菜陆陆续续地端上来，糖醋里脊、清炒虾仁、干煸四季豆，还有一条清蒸鲈鱼。鱼的眼睛蒸得凸了出来，上面盖着葱丝和姜丝，浇了一勺滚烫的热油，还在滋滋地响。周小军拿起公筷，把鱼肚子上的肉夹下来，先放到老周的碟子里，又给陈秀兰夹了一块。
“你自己吃。”陈秀兰说。
“吃着呢。”周小军说着，也给自己夹了一筷子青菜。
吃饭的时候，话渐渐多了起来。主要还是陈秀兰和周小军在说，老周偶尔插一句，但每一句都像是句号，说完就完了，不给接话的余地。陈秀兰说起隔壁老王的儿子结婚了，娶了个外地的姑娘，婚礼办了三桌。周小军听着，时不时点一下头。他吃饭的速度不快不慢，筷子使得很稳，夹菜的时候从不翻拣，跟他父亲一模一样。
“你那个同学，叫什么来着，就是以前老来咱们家那个胖子，”老周忽然说，“现在怎么样了？”
周小军愣了一下，然后反应过来他说的是谁。“哦，大军啊，他挺好的，去年调到省城去了，现在在那边安了家。”
“他爸以前是供销社的。”老周说，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又像是在确认什么。
“对，后来供销社改制，他就下岗了，开了个小卖部。”周小军说，“前两年去世了，肺癌。”
老周听了，沉默了一会儿。他夹起一块糖醋里脊，慢慢嚼着，腮帮子一鼓一鼓的。“他爸比我小五岁。”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但手里的筷子在碟子边上轻轻磕了一下，发出一声脆响。
陈秀兰看了老周一眼，又看了看周小军。周小军低着头，正在挑鱼刺，手指很仔细地把一根细刺从鱼肉里剔出来。他的手指修长，骨节分明，手背上能看到淡青色的血管。这双手像他母亲。
饭吃到一半的时候，老周忽然放下筷子，身子往椅背上一靠。他的脸色不太好，嘴唇有点发白，额头上沁出了一层虚汗。陈秀兰立刻注意到了，她的筷子停在半空中，眼睛盯着老周的脸，“怎么了？不舒服？”
“没事。”老周摆了摆手，“就是有点闷。”
周小军已经站起来了，他绕到老周身边，蹲下身子，伸手去摸他的额头。老周偏了一下头，想躲开，但没躲掉。周小军的手掌覆在他的额头上，停留了两三秒。“不烫，”他说，“可能是冷气太足了，我把外套给你披上。”
他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展开来，披在老周肩上。老周没有拒绝，只是把外套往上拉了拉，裹住了自己的肩膀。他坐在那里，背微微佝偻着，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周小军站在他旁边，低着头看着他，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他转身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拿起茶杯喝了一口水，喉结滚动了一下，那个动作里有一种被强行压下去的东西。
陈秀兰把这一幕都看在眼里。她没有说话，只是拿起筷子，把老周碟子里没吃完的那块鱼肉夹起来，放进自己碗里，又把一块挑了刺的鱼肉放回去。她的动作很轻很自然，像是做惯了的。
老周缓过来一些了，重新拿起筷子，把陈秀兰给他夹的那块鱼肉吃了。吃完他抬起头，看了看周小军，又看了看陈秀兰，忽然说了一句：“这鱼不错。”
这话听起来没头没脑的，但陈秀兰听懂了。她笑了一下，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是一朵被风吹皱了的菊花。“不错就多吃点，”她说，又给老周夹了一块。
饭快吃完的时候，周小军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屏幕，眉头微微皱了一下，然后接起来。“嗯……在吃饭……好，我知道了……回头再说。”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几句话说得又快又含糊，像是怕被谁听清楚似的。挂了电话，他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桌上，继续吃饭。
陈秀兰没有问是谁打来的。她只是又给周小军盛了一碗汤，放在他手边。“多喝点汤，天热，出汗多。”
周小军“嗯”了一声，端起碗喝了一口。汤是番茄蛋花汤，很家常的味道，酸酸咸咸的，上面飘着几片香菜叶子。他喝汤的时候，眼睛看着碗里的蛋花，那团蛋花在汤面上飘来荡去，像是他心里那些说不出口的话。
吃完饭，天已经擦黑了。他们从餐厅里出来，外面的热气还是没有散，但比下午的时候要好一些了。东边的天空上挂着一弯淡白的月牙，很细很淡，像是谁用指甲在蓝灰色的天幕上轻轻划了一道印子。街灯亮了起来，橙黄色的光打在路边的梧桐叶子上，把叶子的颜色照得有些失真。
老周还是坐在副驾驶上。回去的路没有走来时那条，周小军开了导航，规规矩矩地按照导航的指引走。老周没有发表意见，他靠在座椅上，眼睛半睁半闭，不知道是在想事情还是在犯困。车里的收音机开得很小声，一个女声在唱一首老歌，旋律懒洋洋的，像是在水面上漂着的落叶。
到了楼下，周小军把车停好，熄了火。车灯熄灭的一瞬间，周围一下子暗了许多，只有楼道口的那盏声控灯孤零零地亮着，投下一圈惨白的光。老周下了车，动作比上车的时候更慢了一些，周小军这回伸出手去，结结实实地扶住了他的胳膊。老周没有甩开。
陈秀兰从后座下来，手里拎着那个布兜。兜里的保温杯已经喝空了，外套老周穿着，她就把兜叠了叠，夹在胳膊底下。“你回去吧，路上慢点开。”她对周小军说。
“我送你们上去。”
“不用，就几步路。”
但周小军还是跟着他们上了楼。楼梯间的灯一层一层地亮起来，他们的脚步声在狭窄的楼道里回响着，三种不同的节奏——老周的慢而重，陈秀兰的轻而碎，周小军的不紧不慢，刚好走在中间。到了门口，陈秀兰掏出钥匙开门，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两圈，咔哒一声，门开了。屋子里的空气有些闷，她走进去先把窗户打开了，夜风灌进来，带着一股淡淡的栀子花香味，不知道是从谁家阳台上飘过来的。
周小军站在门口，没有进来。“那我走了。”
“路上当心。”陈秀兰说。
“知道。”周小军看了看老周，老周已经坐在藤椅上开始脱鞋了，背对着门口。“爸，我走了。”
老周的手停了一下，没有回头，只是抬起一只手，朝身后摆了摆。那只手在半空中停了不到一秒钟，然后放下来，继续去解鞋带。周小军看着那只手放下去，嘴角动了一下，转身走了。
脚步声渐渐远了，然后是一层一层的声控灯灭掉，最后楼道的门被带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响。
屋子里安静下来。摇头扇还在吱吱呀呀地转着，老周把鞋脱了，穿着袜子的脚踩在地板上，脚趾头动了动。陈秀兰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两个人都没说话。窗外的虫鸣声越来越密，像是谁在暗处不停地拨动着一把看不见的琴弦。
“他好像又瘦了。”陈秀兰说。
老周没接话。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趿拉着拖鞋走到阳台上去了。阳台很小，堆着几个花盆，里面种着几棵半死不活的月季，叶子被虫子咬得全是窟窿。老周站在阳台上，背着手，望着楼下的路。周小军的车还停在那里，白色的车身在路灯下泛着一层模糊的光。车灯亮了，两道白光划破夜色，然后车子缓缓地驶出停车位，转了个弯，消失在梧桐树影的尽头。
老周一直看到尾灯的红光再也看不见了，才转过身，从阳台走回屋里。他经过陈秀兰身边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嘴唇微微张开，像是要说什么。
但他最终什么也没有说。
陈秀兰看着他的背影走进卧室，那件白色的短袖衬衫在昏暗的客厅里晃了一下就不见了。她坐在沙发上没有动，听着卧室里传来床板吱呀一声响，然后就没动静了。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背上全是皱纹，皮肤又薄又干，像是被揉过很多遍又展开的牛皮纸。手指关节微微有些变形，那是几十年做饭洗衣留下的印记。她把两只手交叠在一起，放在膝盖上，然后轻轻地叹了口气。
夜深了。风从窗户里吹进来，把桌上的日历翻了一页，发出哗啦一声响。客厅里只剩下摇头扇还在顽固地转着，吱吱呀呀，吱吱呀呀，像是一首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的歌。
三天后，陈秀兰一个人去了老周的厂。
厂子早就改制了，原来的厂房拆了一半，剩下的一半租给了几家做板材生意的小老板。门口的传达室还在，但窗户上的玻璃碎了一块，用硬纸板糊着。看门的老头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了，换了一个更老的，坐在一把竹椅上打瞌睡，嘴角挂着一线口水。
陈秀兰站在门口，透过铁栅栏往里看。她看见了那棵老槐树，居然还在。树冠被锯掉了一大半，剩下的枝桠歪歪扭扭地长着，像是垂死的人伸出的手臂。树底下堆着一些废旧的机器零件，锈得不成样子，上面落满了灰和鸟粪。
她想起四十年前第一次来这里。那时候她是跟着厂里的妇女主任来的，刚参加工作，什么都不懂，怯生生地站在车间门口，看那些巨大的机器轰隆隆地转着，空气里弥漫着机油和铁锈的味道。老周——那时候还是小周——穿着一件油渍斑斑的工作服，从一台车床后面探出头来，看了她一眼。就那一眼，他的耳朵根子就红了。
她当时觉得这人挺有意思的。那么大个个子，脸皮这么薄。
后来她才知道，他不是脸皮薄，他是不知道怎么说话。他一辈子的心思都藏在那双眼睛里，藏在那双摆弄零件的手里，藏在那些说不出口的话里。他从没对她说过什么好听的话，最像情话的一句，大概是有一年冬天她发烧，他在床边坐了一夜，天亮的时候说了一句：“退烧了。”三个字，她记了一辈子。
陈秀兰在传达室门口站了很久。看门老头醒了，眯着眼睛打量她，问她找谁。她摇了摇头，说谁也不找，就是来看看。老头“哦”了一声，又闭上眼睛，继续打他的瞌睡。
她转身走了。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晒得柏油路面上又泛起了那层蜃气，远远看过去像是地上长出了一层水。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像是在丈量什么。路边的法国梧桐沙沙地响着，一片叶子从枝头落下来，打着旋儿，落在她身后不远的地方。
她想起了昨天的事。
周小军走后第二天，老周的话忽然多了一些。吃早饭的时候，他忽然说起厂里的事，说起他带过的那个徒弟，说那小子笨得要命，教了三遍还不会对刀。说着一向没表情的脸上居然露出了一点笑意，嘴角往上扯了扯，那模样跟他年轻时候一模一样。
陈秀兰听着，给他又盛了一碗粥。他低头喝粥，喝得很慢，像是在品什么山珍海味。
吃到一半，他放下碗，看着她，忽然叫了一声她的名字：“秀兰。”
她抬起头。
他张了张嘴，像是要说什么很重要的事。她等着，手里不自觉地攥紧了筷子。
“粥煮得不错。”他说。
她把筷子松开，笑了。“不错就多喝点，”她说，声音跟那天在饭桌上说“鱼不错就多吃点”的时候一模一样。
她明白的。
他们都明白。
回到小区的时候，陈秀兰在楼下看见了一个收废品的三轮车。车上堆满了旧报纸、纸箱子、塑料瓶，还有一台旧电视。骑车的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皮肤晒得黝黑，脖子上搭着一条白毛巾，已经被汗浸得发黄了。他慢悠悠地蹬着车子，车上的废品随着车身的晃动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
陈秀兰站在楼道口看着那辆三轮车从面前经过。车上的旧报纸被风吹起了一角，露出底下一本封面卷了边的旧书。书皮是蓝色的，上面印着几个模糊的字。她看不清楚那是什么字，但那抹蓝色让她想起了什么——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什么东西，像是老周年轻时候穿过的一件蓝色工装，又像是周小军小时候用过的一个蓝皮笔记本。
她想不真切了。
她在楼道里站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上楼。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听见屋里传来电视的声音。老周在看戏曲频道，还是那个咿咿呀呀的青衣，水袖甩得又长又白。
她掏出钥匙开了门。老周坐在藤椅上，听见门响，头微微偏了一下，目光从电视屏幕上移开，落在她身上。他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想问什么——问她去了哪里，怎么去了这么久。
但他没有问。
陈秀兰也没有说。
她换了拖鞋，走进灶间，打开水龙头洗了洗手。水很凉，从指尖淌过去，像是时间一样，抓不住，也停不下来。她抬起头，透过灶间的小窗户看出去，能看见对面楼的阳台，一个老太太正在浇花，水壶里的水细细地洒下来，在阳光里闪了一瞬的光。
她关掉水龙头，擦了擦手。
客厅里，老周还在看电视。摇头扇还在转。窗外梧桐树的影子又短了一寸。
又是一个寻常的夏日。
入冬后的第一场雪，来得毫无预兆。
头天晚上还是晴天，星星挂在天上又亮又冷，像是被冻住了一样。陈秀兰临睡前还跟老周说，明天把被子拿出去晒晒。结果半夜里就起了风，风声呜呜的，从窗缝里钻进来，带着一股又干又冷的气味。老周被风声吵醒了，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什么，又睡了过去。
天亮的时候，陈秀兰拉开窗帘，外面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了。
雪还在下，下得不算大，但很密，像是有人在天上撒盐，细细碎碎的，落在地上沙沙地响。楼下的梧桐树光秃秃的，枝桠上落了薄薄的一层白，像是一夜之间白了头。停在路边的汽车顶上积了半寸厚的雪，有个早起的人在上面用手指画了个笑脸，歪歪扭扭的，嘴巴咧得很大。
陈秀兰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去了灶间。她把炉子点着，坐上水壶，又从柜子里拿出面粉，开始和面。她做这些事的时候，手上的动作很熟练，但比从前慢了许多。面和好了，她盖上湿布让它醒着，又去切葱花、剁肉馅。刀落在案板上的声音很有节奏，一下一下的，不急不缓。
老周起来的时候，陈秀兰已经把第一锅煎包端上桌了。煎包的底煎得焦黄，上面撒着黑芝麻和葱花，冒着白白的热气，在冷飕飕的屋子里显得格外暖和。老周在桌边坐下来，拿起筷子夹了一个，咬了一口，汤汁溢出来，烫得他吸了一口气。
“慢点吃。”陈秀兰说，又端上来一碗小米粥。粥熬得很稠，上面结了一层薄薄的粥皮，她用筷子挑起来，放到老周碗里。老周喜欢吃粥皮，这个习惯几十年没变过。
“雪下得大不大？”老周问。
“还行，不算大。”陈秀兰也坐下来，给自己盛了一碗粥，“不过看这天色，且得下一阵子。”
老周“嗯”了一声，继续吃他的煎包。他吃东西的样子很专注，眼睛看着碗里的食物，腮帮子一鼓一鼓地嚼着，像是在完成一件很重要的工作。窗外的雪扑簌簌地落着，偶尔有一两片贴在玻璃上，停留一两秒，然后就化成一滴水，顺着玻璃滑下去了。
吃完早饭，老周坐在客厅里看报纸。报纸是昨天送来的晚报，他已经看过一遍了，这会又拿出来从头到尾翻了一遍，连中缝的广告都没放过。看到一半，他忽然说了一句：“老李没了。”
陈秀兰正在收拾碗筷，闻言抬起头，“哪个老李？”
“厂里的老李。李国庆。”老周把报纸翻到讣告那一版，用手指点着一小块豆腐干大小的文字，“就这个，昨天走的，七十三。”
陈秀兰擦了擦手，走过来凑近了看。讣告上的字很小，她眯着眼睛看了半天，才看清楚那几行字。李国庆，一九四五年生人，原市机械厂退休职工，因病医治无效，于某年某月某日逝世，享年七十三岁。短短几行字，把一个人的一辈子就说完了。
“我记得他，”陈秀兰直起身子，把手在围裙上蹭了蹭，“就是那个瘦高个，戴眼镜的，以前跟你一个车间的。他老婆包得一手好饺子。”
“嗯。”老周把报纸折起来，放在茶几上。他看着窗外，雪还在下，天色灰蒙蒙的，像是傍晚，其实才上午九点多。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他比我大三岁。”
陈秀兰没有说话。她走回灶间，把碗筷放进水池里，打开水龙头。水声哗哗地响着，盖住了客厅里的一切声音。她洗了两只碗，然后停下手，站在水池前面，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眼睛忽然有些模糊。她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手背上全是水，分不清是自来水还是眼泪。
她想起老周说的那句话——“他比我大三岁”。这句话里有一种她说不清楚的东西，像是恐惧，又像是释然，又像是什么都没有，只是一句很平常的陈述。但老周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神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很快就不见了。她看见了。她这辈子一直在看他，他眼睛里哪怕一丝一毫的变化，她都看得见。
中午的时候，雪停了片刻。太阳从云层里露出半张脸，光线很淡很薄，照在雪地上反射出一层刺眼的白光。老周说要下楼走走，陈秀兰给他找出棉袄和帽子。棉袄是去年周小军买的，深蓝色的，帽子上有一圈人造毛。老周嫌那圈毛显得女气，一直不肯戴，今天倒是没说什么，自己把帽子扣在头上，又把拉链拉到最上面。
“我跟你一块去。”陈秀兰说。
她也穿上棉袄，又从门后的挂钩上拿下那条红色的羊毛围巾，在脖子上绕了两圈。围巾是周小军前年送的生日礼物，她平时舍不得戴，只有特别冷的时候才拿出来。围巾很软，贴在脸上暖烘烘的，带着一股淡淡的樟脑味。
两个人下了楼，脚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小区的路上已经有了几行脚印，深深浅浅的，通向不同的方向。有人在大门口扫雪，铁锹铲在水泥地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老周背着手走在前面，陈秀兰跟在他身后半步远的地方，两个人都不说话，就这么慢慢地走着。
走到小区门口那棵梧桐树底下的时候，老周停下了脚步。树上的叶子早就落光了，光秃秃的枝桠交错着伸向天空，上面落了一层雪，像是一幅简笔画。树下有一个石凳，也落满了雪。老周看着那个石凳，站了很久。
陈秀兰知道他在想什么。夏天的时候，他们经常坐在这棵树下乘凉。老周跟人下棋，她坐在旁边纳鞋底。后来下棋的人越来越少了，先是老张不来了，搬去跟儿子住了，然后是老刘，脑溢血走了，再后来连棋搭子都凑不齐了，老周就一个人坐在石凳上看路人。他坐着的姿势很安静，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目光平视着前方，像是在等什么人，又像是什么都没等。
“回去吧。”老周说。
他们转身往回走。走出几步，陈秀兰又回头看了一眼那棵梧桐树。树上的雪被风一吹，簌簌地落下来一小片，像是树在叹气。
回到家，老周在藤椅上坐下来，把棉袄脱了搭在腿上。陈秀兰去灶间热了两杯牛奶，端出来的时候发现老周歪着头，又睡着了。他的脑袋靠在椅背上，嘴巴微微张着，呼吸声比夏天的时候更粗重了一些。帽子还没摘，那圈人造毛贴在他的脸颊旁边，看起来有点可笑，又有点让人心酸。
陈秀兰轻手轻脚地把牛奶放在茶几上，自己也在沙发上坐下来。她没有开电视，也没有做别的事，就那么坐着，看着老周睡觉。屋子里的光线慢慢变暗了，雪又下了起来，这次下得更大，雪花变成了雪片，密密匝匝地从天上压下来，窗外的世界变成了一片混沌的白。
她看着老周的脸，那张她看了四十年的脸。眉毛还是那两道浓眉，但是白了，像是落了一层霜。眼窝深深地陷下去，闭上眼的时候，眼皮上能看见细小的青紫色血管。颧骨突出了，下巴上的肉却松了，垂下来，把下颌线模糊成了一条含糊的弧线。
这就是老周。她的老周。
她想起夏天的时候，周小军送他们回来那天晚上，老周站在阳台上看着儿子的车开远，背影瘦瘦的，在夜色里像是一截被风吹旧了的木头。那时候她心里就涌上来一阵说不清楚的滋味，酸酸的，堵在喉咙口，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这些日子，老周的话越来越少了。有时候整个下午都不说一句话，就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的天。问他看什么，他说看云。可天上根本没有云，灰蒙蒙的，什么也没有。他的目光空空的，像是穿过那片灰蒙蒙的天，在看向更远处的什么东西。
夜里她还是照常给他打洗脚水，端到床边。老周把脚放进热水里，烫得嘶嘶地吸气，脚背上的青筋一根根鼓起，像是一张摊开的地图。她蹲下身子，用手撩着热水，帮他洗脚。他的脚很瘦，骨节很大，大脚趾的指甲又厚又黄，边缘往里卷着，剪起来很费劲。每次都是她给他剪，用那把张小泉的指甲刀，一点一点地剪，剪完了再用锉刀磨平。两个人都不说话，只有剪刀咔嚓咔嚓的声音，和水声哗啦哗啦的响动。
有一天晚上，她给他擦完脚，直起腰来的时候，听见老周忽然说了一句：“辛苦你了。”
她愣住了。拿着毛巾的手停在半空中，像是被人点了穴。
老周没有看她，他低着头，看着自己泡得发红的脚，两只手撑在膝盖上，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这四个字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像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每一个字都沉甸甸的，砸在地上能听见响。
“说什么呢。”她回过神来，把毛巾搭在盆沿上，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了什么。她把洗脚水端去倒了，回来的时候看见老周已经躺下了，侧着身子，脸朝着墙。他的肩膀微微耸起，被子下面露出小半边身子，那件洗得发白的秋衣裹着他瘦削的脊背，肩胛骨突出来，像是两片收拢的翅膀。
她在床沿上坐下来，伸手关了灯。黑暗里，她听见老周的呼吸声渐渐变得均匀，变得绵长。她知道他睡着了。她躺下来，把自己的被子拉上来盖好，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的一线光，细细的，像是一根快要燃尽的灯芯。
那天晚上她想了很久，想她跟老周这四十年。从青丝想到白发，从来不及细想，一辈子就过去了。她想起来嫁过来的第二年，她怀了周小军，反应很大，吃什么吐什么。老周每天晚上下了班就去菜市场，满世界找她能吃得下的东西。有一天她忽然想吃山楂，大冬天的，哪来的山楂。老周二话没说，骑了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去郊区，在一个果农那里买到了最后一筐。回来的时候脸冻得通红，耳朵都快冻掉了，他把那筐山楂放在她面前，喘着粗气，说了一句：“吃吧。”就两个字。
她坐在床上，一颗一颗地吃着山楂，酸得直皱眉，眼泪却掉下来了。
老周慌了，问她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她摇头，说没事，就是酸的。老周将信将疑地看着她，从她手里拿过一颗山楂咬了一口，酸得整张脸都皱了起来。她看着他的表情，又笑了。她又哭又笑的，把他彻底弄糊涂了。
那大概是老周这辈子，唯一一次看到她哭。她这个人就是这样，眼泪都往肚子里咽，脸上永远是那副不咸不淡的表情，日子再苦再难，她也是咬着牙过。老周跟她过了四十年，他懂她。她不说的，他都懂。他不说的，她也都懂。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了。路灯亮起来，昏黄的光照在雪地上，把整个世界都照成了一种温暖的橘色。雪片在灯光里飞舞着，像是成千上万只扑火的飞蛾，明明灭灭的，好看得让人说不出话来。
陈秀兰从往事里回过神来，发现老周已经醒了。他正看着她，目光很平静，像是在看一件很熟悉很熟悉的东西，看到不需要再用眼睛去确认的地步。
“你醒了？”她说。
“几点了？”
她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快四点了。”
“该做晚饭了。”老周说。
“你想吃什么？”
“面条吧。”老周想了想，“卧个鸡蛋。”
陈秀兰点点头，起身去了灶间。她从柜子里拿出面粉，倒进盆里，开始和面。她的手在面团上来回揉搓着，面团的韧劲从掌心传上来，让她觉得很踏实。水烧上了，鸡蛋从冰箱里拿出来放在灶台上回暖，葱花切得细细碎碎，放在白色的小碟子里备用。
擀面条的时候，她从灶间的小窗户往外看了一眼。雪还在下，对面的楼顶上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白。有一户人家的厨房里亮着灯，油烟机的排气管突突地冒着白烟，在雪夜里看起来格外有烟火气。
老周趿拉着拖鞋走进灶间，站在她身后看着她擀面。他的影子投在案板上，遮住了一半的光。陈秀兰没有回头，手里的擀面杖一下一下地往前推着，面饼在她的手下越来越薄，越来越圆。
“差不多了。”她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然后把面皮叠起来，拿起菜刀，一刀一刀地切下去。刀口又直又匀，切出来的面条宽窄一致，提起来一抖，细细的面粉扬起来，在灯光里飞舞着，像是迷你的雪花。
锅里的水开了，她把面条放进去，用筷子搅了搅。面条在沸水里翻滚着，她打了两个鸡蛋进去，蛋清迅速凝固变白，把蛋黄包裹起来。她盖上锅盖，转身去调汤底。酱油、醋、葱花、虾皮，最后滴了几滴香油，热汤一冲，香味一下子就散开了。
两碗热汤面端上桌，老周的那碗里卧着一个荷包蛋，蛋黄还微微有些溏心，是他喜欢的那种。陈秀兰自己那碗也有一个，但她的那个煮得老一些，她喜欢全熟的。
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各自吃着各自碗里的面。吃面的时候只有吸溜吸溜的声音，和筷子碰到碗沿的脆响。屋里很安静，窗外的雪无声无息地落着，把整个世界都包进了一层柔软的白里。
“明天雪停了，”老周吃到一半，忽然说，“让小军回来一趟吧。”
陈秀兰抬起眼睛看着他。老周低着头吃面，筷子挑着面条，慢慢往嘴里送。
“就说，”他顿了一下，“就说他妈想他了。”
陈秀兰没说话。她低下头，继续吃面。面条很筋道，荷包蛋很嫩，汤又酸又香，喝下去浑身都暖和了。她吃着吃着，嘴角不自觉地弯了一下。
他说是他妈想他了。
这个死老头子。
晚上临睡前，陈秀兰照例给老周打洗脚水。水比平时热一些，老周把脚放进去的时候嘶了一声，但没缩回来，慢慢地适应了温度，把整只脚都浸进了热水里。陈秀兰蹲在地上，拿起剪刀，开始给他剪脚指甲。
剪刀咔嚓咔嚓地响着。窗外的雪光透过窗帘映进来，屋子里的光线朦朦胧胧的，像是蒙了一层薄纱。老周低头看着陈秀兰蹲在地上的样子——她的头发从中间分开，头顶上白了一大片，在昏暗的光线里格外显眼。
“剪完了。”陈秀兰直起腰，把剪刀收起来，又拿毛巾给老周擦了脚。她把洗脚水端去倒了，回来的时候老周已经躺下了。
她关了灯，掀开被子躺进去。被窝里暖烘烘的，她把脚伸直，碰到了老周的小腿。老周没有躲开，他的腿很暖和，皮肤有点粗糙，蹭在她的脚底板上，痒痒的。
黑暗里，陈秀兰睁着眼睛。她听见老周翻了个身，床板轻轻响了一声。
“睡着了吗？”她轻声问。
没有回答。但她知道他没有睡着。他的呼吸声骗不了她——睡着的时候是绵长的、沉稳的，而醒着的时候会偶尔顿一下，像是在想事情。
她也没有再说话。
窗外的雪还在下着，不紧不慢的，像是这场雪永远也不会停。窗台上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白，把窗框的边沿都盖住了。整个世界都静了下来，连风的声音都听不见，只有偶尔远处传来一两声汽车驶过积雪路面的闷响，很快也消失在深沉的夜色里。
陈秀兰翻了个身，面朝着老周的方向。她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能模模糊糊地看见他身体的轮廓——侧躺着的，膝盖微微弯曲，被子拉到肩膀上面，露出后脑勺一截灰白的头发。
她看着那个轮廓，慢慢地闭上眼睛。
她想，明天要给周小军打个电话。让他路上开车慢一点，雪天路滑。冰箱里还有块五花肉，明天化一化，包顿饺子。小军爱吃她包的饺子，猪肉白菜馅的，多放点姜末。老周也爱吃，他一顿能吃二十个。
厨房的窗户要记得关紧，天气预报说明天还有雪。
老周该理发了，头发都快盖住耳朵了。得催催他。
这些念头在她的脑海里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又像雪花一样融化消散。她的意识开始变得模糊，身体越来越沉，像是要陷进床垫里去。
睡着之前，她最后感知到的，是老周在黑暗里伸过来的一只手。那只手摸索着，碰到了她的手背，然后覆上来，轻轻握了一下。
那只手很瘦，骨节粗大，掌心粗糙，但是很暖。
陈秀兰没有睁眼。她的手指动了动，回握住了那只手。
窗外的雪，还在下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