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泥湾 音乐里的故事10
（一）歌曲《南泥湾》
这是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曲，由贺敬之作词，马可谱曲。它产生于延安时期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即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在南泥湾开展的大规模生产活动。
（二）延安大生产运动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大生产运动呢？这要从当时的征粮讲起。
抗战爆发后，大批人员涌入延安，造成脱产人员猛增，加重了边区百姓的负担。整个陕甘宁边区人口仅有150万，地广人稀，物资欠缺，文化闭塞，生产力落后，生产效率极为低下。可脱产人数却越来越多，1937年，边区党政军脱产人员1.4万人，1938年1.6万人。
1939年以后，尤其是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制造两次反共摩擦，迫使中共从前线调回大量部队，脱产人员——主要是军队，呈直线上升趋势：1939年4.9万人，1940年6.1万人，1941年7.3万人。脱产人员的大量到来，给根据地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也严重加剧了经济负担。
事实是：脱产人员激增，财政收入却锐减。
1940年10月起，国民党政府开始停发军饷，切断邮路。这使大部分外援无法送进边区，加剧了边区的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只能适当增加征粮比重，以缓解经济压力。于是，农民缴纳公粮的负担进一步加重。
直到后来，党中央、毛泽东及时作出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减征公粮、军民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扭转缺衣少食的困难，根据地的老百姓生活也明显好转。
这就是大生产运动的产生原因。
但在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件毛泽东主席挨骂的事件。
（三）一个毛泽东主席虚怀若谷的故事
1941 年6 月3 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县长联席会议正在杨家岭参议会小礼堂举行。开会期间，突然发生了雷击礼堂事件，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被雷击身亡。偏偏当天固临县有一位农民在赶集时，帮他拉东西的一头毛驴也被雷劈死了，他便当街大骂：“这瞎了眼的老天爷，为甚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偏要打死李县长、打死我的毛驴！”“这还了得，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吗？必须予以严惩。”当街骂毛泽东的农民，很快被当地干部抓起来，要送中央保卫部门公开处理。
这件事很快传到毛泽东耳朵里。一般人也许会火冒三丈，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来，毛泽东却非常冷静，说：“骂人又不犯法，骂人也是提意见的一种方式嘛！老乡这样骂我，说明我们工作中存在错误和问题，需要查清改正。”他当即指示有关人员将骂他的农民放掉。后经调查，原来是当地征粮太重了，这位农民心里有冤气，偏偏毛驴又死了，所以才借骂“雷”出气。无独有偶，时隔不久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犁地时遭雷击身亡。她一边痛哭一边污骂共产党，诅咒毛泽东。当地干部很快将她抓起来并报告中央社会部。该部接报后派人把她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呈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和中央审批后打算在清涧县枪毙，以一儆百。
毛泽东从社会部送呈的《情况汇报》中看到后陷入深思：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遭雷击？为什么他们都骂我毛泽东和共产党？雷击是因为天不好，而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就是老百姓头上的天，我毛泽东又是共产党的主席，这说明我们党的有些政策不好，我这个主席也没当好。他当即对社会部负责人说：“你们如果不做调查，就这样随便抓人、杀人，共产党跟国民党有什么两样？所以我不同意你们这样做！”
当晚叫中央军委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把伍兰花带来，经过交谈后得知：她家70 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3 个孩子最大的才10 岁，全家6 口人仅靠丈夫一人养着。中央红军来陕北后给她家分了5 亩地，起初还过了几年好日子。但这几年因公粮任务太重，又逢三年旱灾，百姓交不起，尤其是她家，除了种子已无颗粒存粮。可当地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自己还多吃多占，百姓苦不堪言。她丈夫这一死，家里的生活更没指望了，她一时气急就骂天骂地骂共产党骂毛主席。
毛泽东听后非但没有责怪她，还安慰说：“我们共产党跟老百姓是一家人，你家里有困难我们会帮助你克服，你以后有意见还可以提，我叫他们放了你。”生怕被枪毙的伍兰花听后热泪盈眶，要跪下来请罪，毛泽东将她扶起并叫钱益民马上放掉她，还要他派专人护送回家，并带公文向当地政府讲清楚，她没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老实人。当地政府要帮助她克服困难。对于当地群众交公粮负担过重的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决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临行前，毛泽东还让通讯员把自己的口粮送给她，以解她家的燃眉之急。她回村后逢人就讲：“毛主席胸怀坦荡，是咱老百姓的大救星，是个不怕雷轰的英明领袖。”
（四）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在“挨骂”过后，并未就事论事进行简单处理，而是吸取教训，深入反思，将其作为克服官僚主义，制定正确政策一个契机，在中共七大前夕及七大期间反复提及和强调。
比如1945年4月20日，他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指出：“‘小广播’就不同，其中有许多闲话，是没有恶意的；有许多是错误的，但也不一定是恶意的；至于有恶意的也要听，因为只有听了才能发现它的恶意。总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把各种闲话都引到自己的责任上来，这就卸下一个大包袱，不至于多生气。1941年，有老百姓说雷公咋不打死我呀？这就引起我的警觉，分析了原因，发现是征粮太重了，于是就发展大生产运动……”
1945年4月24日，他又在七大作口头报告时强调：“1941年，我们在边区要征公粮20万石，还要运公盐，群众负担很重。那年有一个县长被雷打死了，有人就说，哎呀，雷公咋没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发现是征粮太多，老百姓不高兴了。那时确实征粮太多。我们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
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作总结发言时再次提及此事：“说什么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这些都是闲话，对这些话我怎么看呢？为什么有人希望雷公打死我呢？当时我听到这个话是很吃惊的。说这个话的时间是1941年，那年边区公粮征收20万石，还要运公盐6万驮，搞得百姓相当苦，怨声载道，天怒人怨，这些事还不是毛泽东搞的？因为我也主张征收20万石公粮，主张去运盐，当时不运盐不行。但是运得久了就不好了。这就迫使我们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下决定搞大生产运动。1942年公粮减少了，1943年也减少了，这就解决了问题。”
由此可见，毛泽东没有因为挨骂生气，更没有因为位高权重去整人。挨骂后他先进行深刻反思，找出挨骂的原因，再想办法解决问题，避免犯更多的错误。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安吉县考察时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老百姓都能够顺心满意，我们这个国家才能越来越好。党员干部不管位多高，权多大，也不能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而是要像毛主席那样，勇于接受监督和评价，敢于承认错误，并且知错能改，才能无往而不胜。
附录：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之所以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强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是因为“只有在各方面能畅所欲言，诚恳坦白的讨论之中，才能够求得一致的意见，才能够照顾到各方面，才能够定出正确的办法和政策。各方面照顾的更周到，才会合作得越巩固。反之，如果议会议员或政府人员，大家见面，打拱作揖，唯唯诺诺，而实际上各有所怀，貌合神离，则这样的议会就会变成一个讲空话的机关，这样的政府就会瘫软无力，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三三制的运用》，《解放日报》1942年5月25日。）。
从各地座谈会召开情况来看，参加会议的党外人士“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热烈地检讨工作，他们不但指出成绩方面，而且认真地批评缺点方面，并提出改进工作的办法。政府和地方人士之间，共产党员和其他党派与非党派人士之间，融洽一致，互相商讨，都为一个目的——把工作做得更好而共同努力。这种民主和团结范例，只有在新民主主义的地区，才有可能”（《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意见》，《解放日报》1944年8月21日。）。例如，延属分区党外人士座谈会闭幕之后，32位党外人士在辞别谢言中这样说道：“到会同仁均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精神，踊跃发言，积极建议。以往某些未曾直爽倾吐之言，这次我们尽情的谈了；以往旁观为客之想法，这次我们一扫而空了。会上济济一堂，上下一致，融洽空前。正如毛主席说的：‘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我们想的做的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把边区工作搞好，使边区更加丰衣足食，人财两旺，团结巩固。”（《延属分区党外人士发表辞别谢言，一致团结建设边区》，《解放日报》1944年9月5日。）
实践证明，“会议取座谈形式，让党外士绅们想起什么就说什么，扯出真心话来。……这样所有党外人员都积极参加讨论，‘党内人只管讲，党外人只管听’的形式消失了，要解决的问题圆满解决了”。这方面，陕甘宁边区的经验是：“（1）使党外人员对报告和讨论的问题，有机会知道具体内容，有时间考虑意见。（2）对重要问题和可能的争论，要尽量在会前同他们交换意见。（3）尽力造成他们积极参加讨论的机会和条件，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4）会议形式要随便一些，使他们觉得不受拘束。”（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第128—129页。）中共中央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一起运用到整风运动和发展党内民主中，使之成为党的建设的一大法宝。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和结论中毛泽东再次强调共产党要广开言路，打开窗户。他指出：“各种各样的意见，都要让它发表，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老话，但很有意义。”（《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40页。）“我们还要登广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0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