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和嵇康，都是不拘礼法、放达不羁的名士-----阮籍似乎还出格些，为什么嵇康被砍了头，而阮籍却得以善终呢？这个问题有点意思。
嵇康的死，固然与那封《与山巨源绝交书》以及后来为吕安的“不孝罪”辩护有关，但这两条还不足以置嵇康于死地，嵇康的死，与一个深得司马昭宠信的年轻人有直接关系，这个就是钟会，就是那个带了一帮人去拜访嵇康，却被正在打铁的嵇康冷落得颜面扫地的钟会。他对司马昭说：“嵇康，卧龙也，千万不能让他起来。。。据我所知，他与好朋友山涛绝交，真正的原因是他想帮助别人谋反，而山涛反对，嵇康恼羞成怒。。。”统治者未必真的在乎什么礼法孝道，但“谋反”两个字，一定触动了司马昭的痛处。只要涉及到谋反，统治者的态度，都是“宁可错杀三千，不肯放走一个。”
嵇康就不得不死了。
江湖名言“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话虽龌龊，理还真有几分。
钟会说嵇康谋反，当然是陷害。真正谋反的，恰恰是诬陷别人谋反的钟会。后来钟会与邓艾一起平定蜀国后，欲拥蜀自立，最后死于乱军之中，也算是报应。钟会少年得志，足智多谋，被比作西汉的张良，是个有大才的小人。
阮籍和嵇康脾气都很大，但嵇康一条道走到黑，至死不改。阮籍后来就改了许多，不那么口无遮拦了，不那么锋芒不露、随随便便得罪人了，尤其是注意不得罪“一把手”。以至于司马昭都称赞他言谈最为谨慎，每次与他谈话，言语都非常玄妙深远，从来不褒贬人物。至于行为举止怪诞、生活作风问题，只要不危及政权安全，统治者是不会深究的。所以，嵇康死了，阮籍活着，甚至还受到司马昭的很多优待。
平心而论，司马昭对阮籍还真是没说的。婉拒了两家的联姻，司马大将军也没觉得受了侮辱，利用职权打击报复；阮籍随便说了句东平好玩，他马上就派他去那里做官；还有一次，阮籍在母亲死后不久，应邀参加了司马昭的一个宴会，阮籍大块大碗的吃着肉、喝着酒，很享受。一个叫何曾的官员站起来对司马昭说：“您一直提倡以孝治国，今天，还在重孝期内的阮籍却大吃大喝，大违孝道，理应严惩。”司马昭却慢悠悠的说：“你没看见阮籍因为过度悲伤而身体虚弱吗？身体虚弱吃点喝点有什么不对？你不能与他分忧，还说这些！”这分明就是在袒护阮籍。
都说魏晋黑暗，我看未必，至少在对待知识分子上，也不比别的朝代更黑。阮籍那样的人，都能为当权者和社会包容，没有被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就已经不错了。要知道，那是一千七百多年前。试问，在这以后，又有那个朝代，更能容许那么多的书生，发表那么多离经叛道的言论，展现那么丰富的个性色彩呢？
平心而论，古代的知识分子地位不低。不说那“士农工商”的排位。你看孔子，虽然官运不算太好，但也还经常有国君或者大臣来请教政事和治国之道，他的学生后来好多都得到提拔重用。孔子死的时候，鲁国的国君亲自致悼词，态度很谦卑。子贡还很不满意，抱怨老师生前没有得到国家重用。那个叫孙子的，直接就从一介布衣一跃为军委的爷爷，速度之快，“神七”都赶不上。至于孟子，那就更有意思了，梁惠王和他说话，简直就是小学生站在老师、儿子站在老子跟前，只有挨训的份。现在的知识分子，谁有那派头、那牛气。
魏晋风度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近百年的三国混战，让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感到厌倦；几百年的儒家正统，让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怀念老庄；而此时，佛教也正以迅猛的势头传入中原。战场上的三国演义接近尾声，思想上的三国演义刚刚开始。魏晋时期，谈玄论道之风盛行，许多魏晋名士，都是研究老庄思想的专家，有个叫王弼的，只活了短短二十四岁，所注解的《易经》和《道德经》至今都被学者们奉为权威，如果不是从小耳濡目染，再天才，也不大可能有那样深刻的领悟吧。嵇康拒不做官，与庄子一个心思；阮籍的“大人先生”与逍遥的大鹏又何其相似。
我猜想，也许阮嵇们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痛恨孔孟之道。他们痛恨的，其实是一种思想上的专制。他们以一种激烈和夸张的方式，向我们宣告：思想不应该禁锢在一个匣子里，人生是可以有多种选择的；他们厌恶的，是那些越来越显得虚伪和强权的礼教，他们以一种率性而为的生活，去还原生命的真实和自由。
魏晋风度，说到底，就是一群孤傲的知识分子内心情绪的一种另类表达。
他们自己也未必真正欣赏这种风度，真正享受这种生活。否则，他们就不需要那么多的酒、那么怪的药，来麻醉自己的神经，获取短暂的快感了。
阮籍的儿子阮浑长大成人，相貌气质都很像父亲，也想学旷达。阮籍对他说：“仲容（即阮咸，阮籍的侄子，竹林七贤之一）已经入了我们这一伙了，你可不能再这样子了。”嵇康死的时候，儿子仅十岁，他不放心，写了一篇《家诫》，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处处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领导那里不可不去，不可常去，也不可住宿；领导送人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领导整人的时候，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参加宴会时候，有人争论，你应该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象样，一批评就总要是得罪一方。还有，人要你喝酒，即使不愿喝，也必须客客气气的拿着杯子。唉！这分明就是一位婆婆妈妈的父亲啊，嵇康那样棱角分明的人，却要求儿子圆通世故。可见嵇康对于自己的“风度”也不是那么自赏，并不希望后人去学他。
嵇康的这番话，也可视为对后辈书生的一种告诫，在赞赏魏晋风度的同时，也应该保持一份冷静和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