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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稍微迟一些。黄土高原上，残雪还在背阴的山洼里赖着不走，风刮在脸上依旧像刀割一样。
天刚蒙蒙亮，鸡叫头遍，老王就已经摸黑起来了。他蹲在土窑洞的灶火边，吧嗒吧嗒抽着旱烟。
烟锅里的火星一明一暗，映着他那张黢黑的脸。四十出头的年纪，看起来却像五十来岁的人。
烟抽完了，他在鞋底上磕了磕烟锅，站起身，上下打量着这个住了半辈子的土窑洞。
窑洞不大，一盘土炕占了大半间，地上摆着一个掉了漆的红门箱，是她婆姨结婚时候的嫁妆，还有几条豁了口、裂了缝的大大小小的瓮，这就是他全部的家当。
墙上贴着的年画已经褪了色，是前年过年时买的，上面的胖娃娃依旧笑得灿烂。“都收拾好了？”她从边窑走出来，声音有些沙哑。
她怀里抱着最小的女儿，三岁的红梅还在熟睡，小脸红扑扑的。“嗷。”老王应了一声，声音低沉。他拿起绳子，开始往架子车上捆东西。
一口黑铁锅，几个粗瓷碗，一把豁了口的菜刀，还有一口袋小米，这就是他们能带走的全部家当。孩子都醒了。大儿子文革十二岁，已经懂事了，默默地帮着父亲搬东西。二儿子红兵九岁，女儿女娃七岁，他们好奇地看着父母忙碌，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
最小的红梅被吵醒了，揉着眼睛哭了起来。“不哭不哭，妈妈抱。”他婆姨赶紧哄着女儿，眼角却有些湿润。她实在是舍不得这个家，舍不得这院地方。但是，她更不愿意孩子们一辈子都困在这大山里，像他们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都走不出这山沟沟。
老王把最后一捆铺盖装上架子车，用绳子勒紧。他试了试车把，沉甸甸的。“走吧。”他说。他们锁了土窑洞的门。那把生了锈的铁锁，“咔嗒”一声，锁住了过往的日月，也锁住了他们对老家的留恋。
红梅坐在架子车上，其他孩子跟在旁边。老王前面拉着车，婆姨在后面推着。吱呀作响的架子车，碾过坑坑洼洼的土路，留下两道深深的辙印。
天渐渐亮了，太阳从东边的山头上爬了出来，金色的阳光洒在黄土上，给光秃秃的山峁镀上了一层暖色。但是，这暖阳却驱散不了老王心中的寒意。他知道，前面的路还很长，很艰难。
几十里山路，对于拉着满满一车家当的老王一家人来说，无异于一场家庭的长征。山路崎岖不平，上坡的时候，他弯下腰，弓着背，几乎把整个身子都贴在地上，肩膀上的绳子勒得生疼。
汗水顺着他的额头流下来，滴在地上，瞬间就被吸干了。婆姨在后面使劲推着车，额头上也布满了细密的汗珠。大儿子也懂事地帮着推车，小小的手攥着车帮，使出了全身的力气。
“爸爸，歇会儿吧。”文革看着父亲汗流浃背的样子，心疼地说。老王摆了摆手，没有说话。他不敢歇，他怕一歇下来，就再也没有力气往前走了。他咬着牙，一步一步地往前挪。每走一步，架子车就发出一声沉重的呻吟。
晌午的时候，他们走到了大理河川的大路上。老王终于停了下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婆姨从车上拿下一个窝头，掰成几块，分给孩子们。“爸，你吃。”红兵把最大的一块窝头递给父亲。
老王摇了摇头，“我不饿，你们吃。”他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的样子，心里一阵发酸。他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再也不能让他们吃这样的苦。歇了不到半个时辰，老王又拉起了架子车。
路太长了，孩子们的脚步越来越慢。女娃和红兵已经走不动了，哭着喊着要坐车。老王咬了咬牙，把红兵抱上了架子车。婆姨也把女娃抱了上去。这样一来，架子车就更沉了。老王的腰弯得更厉害了，每走一步，都格外吃力。
天快黑的时候，他们终于看到了县城上空升起的炊烟。远远望去，县城里灯火点点，就像是天上的星宿。孩子们兴奋地叫了起来。老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紧绷了一天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下来。他觉得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但是，他的心里却充满了希望。
县城热闹极了。马路上有自行车，有绿色的帆布篷汽车，还有穿着整齐的行人。孩子们好奇地东张西望，眼睛里充满了新奇。老王没有在县城里停留，他拉着架子车，径直向县城北边的山沟上边走去。那里有一片荒坡，很多从外边来的人都在那里打土窑洞住。
他们找了一块向阳的坡地，老王放下了架子车。天已经完全黑了，四周一片漆黑。他们就在一孔敞口烂土窑里，架子车上铺了一块布。一家人挤在一起，度过了在县城的第一个夜晚。
夜里，刮起了大风，黄土漫天飞舞。孩子们冻得瑟瑟发抖，紧紧地依偎在父母身边。老王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盖在孩子们身上。他和婆姨背靠背坐着，一夜都没有合眼。
第二天一早，天刚亮，老王就开始动手打土窑洞。他没有工具，只有一把镢头和一把铁锹。他一镢头一镢头地挖着黄土，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婆姨也没有闲着，她在旁边搭了一个简易的灶台，用带来的那口黑铁锅，给孩子们做饭。小米粥熬得稀稀的，就着玉米窝窝头、咸菜，就是一家人的三餐。
打土窑洞是个力气活，也是个技术活。老王以前在山里打过窑洞，有经验。但是，一个人干，进度很慢。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一直干到天黑。手上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又磨出了茧子。半个月后，一孔简陋的土窑洞终于打成了。虽然不大，但是能遮风挡雨。
一家人搬进了新家，孩子们高兴地在窑洞里跑来跑去。有了安身之处，老王开始找活干。他没有文化，也没有手艺，只能卖力气。他在县城的搬运队找了一份活，当搬运工。搬运工的活又脏又累，什么都得干。卸水泥，扛麻袋，搬砖头，只要能挣钱，再苦再累的活他都干。
卸水泥是最苦的活。一袋水泥一百斤，一卸几十吨。老王和其他几个搬运工一起，扛着水泥袋，从车上卸下来，再扛到仓库里。水泥灰漫天飞舞，呛得人喘不过气来。一天干下来，老王浑身上下都是水泥灰，只有眼睛和牙齿是白的。
回到家，他第一件事就是脱掉衣服，用凉水冲澡。水泥灰粘在身上，又痒又疼，洗都洗不掉。时间长了，他的皮肤变得粗糙不堪，像老树皮一样。
婆姨也找了一份活，扫大街。每天凌晨五点，天还没亮，她就拿着扫帚出门了。她负责清扫县城最繁华的那条街道，从南头扫到北头，一个来回就是几里地。
冬天的时候，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她的手冻得红肿，裂开了一道道口子，一碰就疼。夏天的时候，烈日炎炎，晒得人头晕眼花，汗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湿透了她的衣衫。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抱怨过。他们知道，只有拼命干活，才能养活这四个孩子，才能让孩子们上学读书。孩子们也很懂事。他们知道父母挣钱不容易，从不乱花一分钱。放学回家，他们就帮着父母做家务，喂猪，砍柴，挑水。
文革是老大，承担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他每天放学回家，先帮着母亲做饭，然后再辅导弟弟妹妹做作业。他学习很刻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红兵和女娃也很努力，他们知道，只有好好学习，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红梅也渐渐长大了，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也是最受宠的一个。但是，她也很懂事，从不撒娇任性。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是一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每天晚上，孩子们在灯下做作业，老王和妻子在旁边缝补衣服，土窑洞里充满了温馨。老王和老伴省吃俭用，把每一分钱都攒下来，供孩子们上学。他们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但是，只要是孩子们学习需要的东西，他们从不吝啬。
有一次，红兵要买一本字典，需要一块五毛钱。老王翻遍了家里的抽屉，只找到了八毛钱。他二话不说，拿起扁担就去了煤场，给人挑煤挣了钱，终于给红兵买了那本字典。红兵拿着那本崭新的字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知道，这本字典里，凝聚着父亲多少汗水和心血。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十几年过去了。孩子们都长大了，一个个都有了出息。大儿子文革高中毕业以后，响应国家的号召，参军入伍。他在部队里表现优异，入了党，立了功。退伍以后，他被安置在乡政府工作，成了一名国家干部。
二儿子红兵专科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了煤矿工作。他工作认真负责，很快就成了技术骨干，后来还当上了科长。女娃从卫校毕业以后，在县医院当了一名护士。她工作细心，对待病人热情周到，深受患者和同事的好评。最小的女儿红梅也大学毕业了，在县城的一所小学当了一名老师。
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各自有了自己的小家庭。老王和妻子也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早在十几年前，老王就在土窑前边，盖了几间宽敞明亮的平房，虽然地势高一点，但总算还有一个大院子。院子里种着各种花草蔬菜，生机勃勃，是供给儿女们的绿色蔬菜基地。
如今，老王已经八十多岁高龄了，身体依然很硬朗。他每天早上都要去公园散步，打打太极拳。下午，就和几个老伙计一起下棋，聊天，日子过得悠闲自在。老伴也老了，头发都白了。但是，她还是闲不住，每天都要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在院子里营务蔬菜。
儿孙们都很孝顺，经常回来看望他们。逢年过节，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其乐融融。老王常常坐在院子里的摇椅上，看着满院子跑来跑去的孙子孙女，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他会想起一九八二年的那个春天，想起那辆吱呀作响的架子车，想起那几十里崎岖不平的山路。
他常常对孩子们说：“如果当年我没有下决心从山里搬出来，你们现在可能还在山里种地呢。人这一辈子，不能认命，只要肯吃苦，肯奋斗，就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孩子们都点点头。他们知道，父亲说的是实话。他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父母用汗水和心血换来的。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洒在院子里，给小院里的一切都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老王看着身边的老婆，看着满院子的儿孙，心里充满了满足和幸福。
那辆架子车，早已不知去向。但是，它承载的那段艰苦岁月，早已烙在一家人心里。高原的风，依旧在吹。但是，吹走的是贫穷和苦难，吹来的是希望和幸福。老王的故事，是千千万万中国普通农民的缩影。他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书写了一个时代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