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昔周与秦同出一脉，那么周族与秦族缘何走向分裂？更为关键的是，不论分裂始于何时，在这些古老家族的谱系记载中，既有巨人的传奇，又有玄鸟的轶事，宛如神话传说，其可信度究竟几何？此类记载皆源于《史记》，身为汉朝人的司马迁，又是从何处获取这些史前素材的呢？司马迁曾言，在他所处的时代，众人热议武帝事迹，却各执一词，真伪难辨。可靠史料中，《尚书》未记载尧以前的情况。孔子传下的《五帝德》和《帝系姓》虽提及黄帝，但部分儒生弃而不学，莫非对此持有异议？最终，司马迁广采众说，竭力去伪存真，方写成《史记》开篇之作——《五帝本纪》。
实际上，以当今学术标准衡量，司马迁去伪存真的方法稍显粗疏。在《五帝本纪》中，五帝的前三位——黄帝、颛顼、帝喾，其事迹完全依据《五帝德》和《帝系姓》；后两位——尧与舜，其事迹大多照搬《尚书·尧典》。显然，司马迁极为信赖《尚书》与孔子的权威性，却忽略了《尧典》成书已迟至战国时代，而《五帝德》和《帝系姓》极有可能是假借孔子之名，未经孔子亲手整理。《五帝德》和《帝系姓》在汉朝被编入《大戴礼记》，所谓《大戴礼记》，是被称作“大戴”之人对儒家礼仪资料的整理汇编。儒家学问博大精深，小至日常穿衣戴帽琐事，大至国家庄重典礼仪式，堪称最为繁杂的学问。正因如此，相关文献资料浩如烟海。尽管这些文献历经劫难，先遭秦始皇焚书之祸，后又被项羽付之一炬，再加上连年战火摧残，大量文献损失流失，但留存数量依旧可观。只不过，历经这些劫难，文献大多残缺不全，亟待精心整理。
西汉时期，有两位著名的礼学名家——戴德与戴圣，二人既是叔侄，又是同门。人们尊称戴德为“大戴”，戴圣为“小戴”。大戴和小戴各自精心整理出一批礼学文献，大戴整理的名为《大戴礼记》，小戴整理的便是《小戴礼记》。其中，《小戴礼记》荣列儒家十三经，地位尊崇。四书里的《大学》和《中庸》，亦是从《小戴礼记》中抽取而来。然而，《大戴礼记》却始终备受冷落，被排除在儒家经典体系之外，坐了长达两千年的“冷板凳”。
这份冷遇并非毫无道理，《大戴礼记》中的诸多内容着实令人难以信服，甚至有人质疑此书并非戴德所编。如今，随着更多出土文献的问世，我们有充分证据判定，《大戴礼记》收录的篇章确为战国至西汉年间流传的儒家文献。这一时间跨度，不禁让人对《五帝德》和《帝系姓》的可靠性产生怀疑，因为它们的内容带有鲜明的战国人捏造风格。战国时代的人为何热衷于捏造历史呢？这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历史首先要服务于现实，若服务效果不佳，就必须加以修正。故而，现实需求越迫切，战国人捏造历史的动力便越强。战国时代的主旋律，一是冲突，二是融合。
在冲突的时代背景下，证明“我父比你父更为贤能”显得尤为重要，其次还要表明“你父曾亏待过我父”。而在融合的情境中，则需证实“我父与你父本为同宗”。如此一来，你虽受我管辖，但我并非你的敌对者，你应视我为家人；反之，我虽受你管束，但并非向你屈服，只因你我父辈同宗同源，我因念及亲情而不计较。于是，战国时期的历史在不知不觉中沦为一种心理策略，既能让胜利者赢得心安理得，也能让失败者输得心悦诚服。
无论是出于冲突还是融合的目的，战国人都会将历史追溯得更为久远。在冲突的路径上，若“父亲”难以与对方抗衡，便会抬出“祖父”；这边刚推出厉害的“祖父”，那边又会祭出更强大的“曾祖父”。在融合的道路上，若称“你我300年前并非一家”，就会宣称“400年前是一家”，若仍不奏效，就断言“500年前是一家”。
这种模式在诸多领域屡见不鲜，宗教界尤为典型。古代中国的儒、释、道三家，一面争夺信仰领地，一面又试图将对方纳入自己的体系。结果，教派祖师爷的年代愈发久远，真正的祖师爷辈分反而越来越低。
战国时代，历史服务于现实的需求还体现在人际关系网的不断扩张上，原本毫无关联的人物被好事者牵强附会地联系在一起。这就如同我们如今观看漫威英雄故事，起初，钢铁侠、蜘蛛侠、绿巨人等角色各自独立，拥有自己的人生与传奇。不知从何时起，钢铁侠与蜘蛛侠关系紧密，成为师生，随着故事发展，又有了复仇者联盟，人际关系网越拉越大。
尧舜禹传承谱系的确立颇具漫威故事的风格。大禹的传说最早出现，他受上天委派降临人间治水，恩泽天下。这样一位如荣耀天使般的人物，起初与尧舜并无关联，自然也未在他们的朝廷中任职。显然，这三位圣王的关系网是后人附会而成的。至于那些更为复杂的关系网，其可信度可想而知更低。
战国人对远古历史的构建犹如一项系统工程，先搭建一套抽象的理论框架，再用所谓的历史事实进行填充。战国时期盛行五德理论，以金木水火土对应五种德行。五德理论的流行使得凡事都以五为一套，因此远古的天子必须有五位，合称为五帝。然而，关于五帝的说法众说纷纭，司马迁在记录历史时颇为头疼，最终采纳了《五帝德》和《帝系姓》的版本。至此，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的说法才得以确定。随着《史记》地位的提升，《史记》中的五帝版本成为了主流。
那么，凭借《史记》的五帝版本来解读太史儋对秦献公的预言是否恰当呢？答案未必是肯定的，毕竟我们并不清楚太史儋对周秦两族的起源有着怎样的认知，或者进行了怎样的编造。正因如此，历代学者对太史儋预言的阐释，向来是各执一词、难成定论，谁也无法说服谁。但无奈的是，如今除了《史记》，我们再难寻觅到更为合适的史料了。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伯益获舜赐予嬴姓后，其家族开枝散叶，日益昌盛。夏朝末年，在暴君夏桀统治时期，有一支嬴姓子孙背离夏朝，转投商朝，并协助商汤王推翻夏朝。从此，嬴氏家族作为商朝的开国功臣，地位尊崇，成为商朝的重要诸侯。
周族人在夏朝灭亡后，与商朝长期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后来虽向商朝称臣，但其在商朝的地位和忠诚度，都远不及嬴姓诸侯那般稳固和深厚。商朝末年，在暴君纣王统治时期，嬴氏家族涌现出两位杰出人物——蜚廉及其子恶来。这对父子各有所长，蜚廉以善跑著称，恶来则力大无穷，他们凭借自身本领为纣王效力，可谓名副其实的“助纣为虐”。
后来周族崛起，武王伐纣时顺带诛杀了恶来。蜚廉当时正在外地公干，听闻此噩耗后，本欲找周武王报仇雪恨，却遭到阻拦。蜚廉最终未能返回故乡，死后葬于霍太山。在三家分晋的史事中，霍太山的山神曾为赵无恤出过力。这座霍太山即如今的霍山，主峰位于山西霍州一带，其东北偏北约200公里处便是晋阳，也就是如今的太原。
从商朝开国至蜚廉离世这一时期，大致就是太史儋所说的周族与秦族由合转分的阶段。
蜚廉还有一子名叫季胜，季胜之子孟增并不计较祖上的血海深仇，心甘情愿地为周朝效力，深得周成王的宠信，获封宅皋狼作为采邑，故而也被称作宅皋狼。三家分晋前，智瑶贪得无厌，分别向韩、赵、魏三家索要土地。若依据《战国策》的记载，智瑶向赵无恤索要的正是宅皋狼，此地大约位于今天的山西吕梁市离石区附近。居住在宅皋狼的孟增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他有个极为出众的孙子叫造父，造父身为赵国人的先祖，凭借自身卓越的才能，逐渐在那个时代崭露头角。这意味着，在这张随着时间不断拓展、越织越大的人际关系网中，赵国及其背后的势力也逐渐被卷入其中，开启了属于他们的历史篇章。
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构建的周秦谱系，实则是战国至西汉时期历史编纂学的集体创作成果。他整合《尚书》《五帝德》等文献，将周秦两族的起源追溯至伯益与舜的传说，并借助商周鼎革之际蜚廉家族的分化，搭建起“周秦合别”的叙事框架。然而，这种历史书写并非对客观史实的如实呈现，而是战国时代“五德终始”理论与现实政治需求的产物，旨在为诸侯争霸提供合法性依据，或为族群融合编织血缘纽带。
现代考古成果与出土文献（如清华简）已充分证实，《大戴礼记》中所载的《五帝德》等篇章，实为战国儒生托古之作。其所构建的黄帝谱系与五帝世系，本质上是为服务大一统意识形态而进行的“历史发明”。司马迁虽怀有“去伪存真”的壮志，但由于过度倚重《尚书》和孔子的权威，反而将战国儒生虚构的族源神话纳入正统史观。正如周太史儋预言“五百岁复合”所设定的模糊时间线（从前771年周秦分封到前249年秦灭周），历史叙事常常在循环论证中实现自我验证。
最终，《史记》的周秦叙事揭示出一个深刻矛盾：越是试图梳理上古族群的“真实”脉络，越能凸显历史书写中神话、权谋与学术的相互交织。这种复杂性，正是早期中国文明从多元走向一统的映射——虚构的谱系成为现实秩序的基石，而司马迁的局限与突破，也成为我们理解历史层累建构的关键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