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和“道”两个难以解释的概念。与西方智慧相比，东方智慧并不过分推究概念。或者说更注重“名”与“实”的关系如何。早在春秋末期，孔子便提出“正名”学说。即强调“名副其实”。
“生活”的内涵离不开实践。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光明日报》上刊登的特约评论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引起了全国人民的热烈讨论，后又在该题目中添加“唯一”二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党建设国家的指导思想。
如今改革开放已过三十年，其成果令世界人们瞩目。其实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历史传统。中国传统人学十分注重学问的“实用性”，这点在古代科技发明中得到体现。只有在生活中才能体悟出生活的目的和意义。无论对人类总体还是对个体性命而言，活着便是为了更好的活着。
什么样的生活才算是好的生活？生活本来没有好坏之分，你的评价取决于你对生活的态度。你的行为应该出于你的真心，而不在于外在外在强加的标准。正所谓“直心是道场”。只有这样你才能由内及外地发散出喜悦，享受生活之美。那么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如何才能保持真心纯洁而不受迷惑呢？答曰：修行。定能生慧，故《维摩经》曰：外善能分别诸法相，内与第一义而不动。只有内心的安宁坦然，才能在变化多端的思潮风向中保持智慧，善于分辨。修行便是不断参悟自我与非我的过程，不断包容与超越的过程。
我是谁？我认为这是修行和认知的首要问题。我们对自己认识有多少？老子尝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希腊戴菲尔神殿上刻着“认识你自己”可见东西方智慧都注重对自我的认知。21世纪是个人主义泛滥的时代。我认为之所以称之为“泛滥”，是因为太多的人盲目地追求个性解放却并没有理性地表达而不自知，太多的人向外寻求身份认同而迷失自我。比如有的人将“成功人士”定义为“有房有车有钱有权的人”。这样的见解不免有些肤浅，可怕的是它植根于我们的大脑皮层。我们在行动之前要有一定的理性(我并非否定非理性的价值)，而具有理性的前提在于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然后才能根据自己的实际付出劳动和享受成果，尽可能减少事后的后悔成分。更重要的使我们向心灵深处的挖掘，正如弗洛伊德所言“我总是向外寻求力量和自信，谁知道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我的心灵深处”。
新世纪人类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面临着多元文化的机遇和挑战，面临着分工合作的机遇和挑战。人类的意识形态何去何从，或恐保守或恐混乱。这不得不谈科技经济发展和人们信仰的问题。
尼采说上帝死了并非是断言。工业革命后科技飞速发展激发出资本主义争霸全球的野心。从此战争不断升级。人们对科技崇拜对金钱欲望膨胀，以至于疏远了上帝，同时也污染了环境危害到人类的自身健康和安全，并继续渴望新科技高科技的治理。当然也引起对于科技的反思，对于性命的反思。最近各影院热播的灾难大片《2012》，可以说是一侧面体现。
上帝死了，但人们不能没有信仰。宗教并不等同于迷信，也不是科学的对立。所谓的迷信，是指盲目的相信和盲目的不信。科学的世界是已知的世界。有已知就有未知，那么未知的世界就交给上帝好了，我们可以安心地生活。在这里是绝对的看，并不否认科学对未知的探索。但我要强调的是科学是种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人们的生活不仅是为科学而科学。科学是把双刃剑，需要准确地利用。“知识是强制的，信仰是自由的。”两者不可相互替代，但可以很好的补充。
回顾中国历史，自商朝后人们不再迷信鬼神，而是“以人为本，以祖为先”，后辈渴望祖先的保佑。以农为本的人们也敬天，但“天”的概念不同于西方的“上帝”。天是人格化的，并不是无所不能的，人们在敬天的同时也敢于质疑。这点在《诗经》就有记载。中国的宗教有本土的道教也有外来的佛教。道教自陶弘景建立了神仙体系，佛教有众多的佛、菩萨，
除此之外，像关公、岳飞这样义薄云天的英雄也得到供奉，可以说人们祭拜对象很多。因此有些人的信仰好像并不像西方基督教徒那样虔诚，如有人家出殡时会请道佛两家教徒来超度。可以说东西方人的信仰是不同的，因为东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就不同，并不能说中国人缺乏信仰。西方人的信仰在人生之外而中国人的信仰就融入人生之中。
自洋人的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人更加注重向外求索。这个选择是有必要的，但东西方的文化的交融非常艰难，至今仍在进行。几次破旧和东方文化再改造把中国传统弄得似是而非，却又是不得已和无奈的交杂。中国人的信仰问题也变得更加模糊。面对这一切问题，我认为应从中国传统文化着手，毕竟这是我们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传统的文化积淀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更容易下手。先把自己的东西搞明白，再搞别人的东西，不然有“邯郸学步”之嫌。因为时代不同，传统的东西肯定有糟粕所在，但也不能否认其中的精华，儒释道三家的文化都内涵着智慧，现在学校却避恐不及而大讲西方文化，这难道不值得反思么？道佛两家的文化甚至被许多人看做是迷信消极的，这是多么糟糕的看法，要知道儒释道三家文化形成的稳定结构支撑着中华文明上千年啊！我们不能正视传统的东西，更别谈利用其中的智慧去解决现实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