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黄浦江的雾（2005-2006）
上海的秋天是从梧桐树叶的边缘开始黄的。
陈宇住进宋清家的第一个月，每天早晨从客厅沙发醒来时，都会先看窗外那棵梧桐——叶子一天比一天黄得深，像被时间用极细的笔刷一层层渲染。风一吹，黄叶落在弄堂的石板路上，被早起的阿姨扫进畚箕，发出沙沙的干响。
宋清的家在静安区一条老弄堂里，三楼，一室一厅。客厅很小，放了一张沙发、一张折叠桌和两个书架就满了。书架上的书大多跟设计有关，有中文的，也有英文和日文的，书脊被翻得起了毛边。
陈宇的行李箱立在墙角，每天早晨打开拿衣服，晚上合上。像个随时准备离开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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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工作比预想的难。
陈宇带着简历和作品集，跑遍了上海大大小小的人才市场和设计公司。得到的反馈出奇一致：
“自考学历啊……我们要求全日制本科。”
“在玩具厂做过？但我们主要做工业设备设计。”
“你这些图纸想法不错，但实现性要考虑成本。”
唯一一次接近成功的机会，是一家小型机械厂。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上海男人，看了陈宇设计的自动贴眼睛机械臂图纸，眼睛亮了：“这个思路好！我们正好有个类似的项目缺人。”
面试进行了两小时，从技术细节聊到行业前景。最后谈到薪资时，老板说：“你情况特殊，学历不够，但能力不错。这样，试用期三个月，月薪两千二，转正后两千八，包住不包吃。”
月薪两千八。在上海，除去房租吃饭交通，几乎不剩什么。而且“包住”是住在厂区宿舍，在郊区，离市区一个半小时地铁。
陈宇没有立刻答应，说要考虑。走出工厂时，天已经黑了。郊区的路灯稀疏，他站在公交站等车，看着手里那张录用通知单，纸张在夜风里哗啦作响。
两千八。他在深圳最后一个月，加班费加起来有三千五。
但他来上海不是为了拿更高的工资。是为了改变那条从十八岁就铺好的、通往退休的流水线。
手机震动。是宋清的短信：“面试怎么样？晚上回来吃饭吗？我买了菜。”
陈宇盯着屏幕，很久，回复：“还行。回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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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清正在厨房炒菜。
老房子的厨房很小，两个人就转不开身。陈宇进门时，她正踮脚够橱柜顶层的酱油瓶，T恤下摆露出一截细瘦的腰。
“我来。”陈宇走过去，轻松拿下来。
“谢谢。”宋清接过，倒进锅里，刺啦一声，油烟腾起，“面试具体怎么说？”
陈宇简单说了情况。宋清听完，没回头，继续翻炒锅里的青菜：“两千八……有点低。不过那家厂我知道，在行业里口碑还行，老板技术出身，比较实在。”
“你觉得该去？”
“看你自己。”宋清关了火，把菜盛进盘子，“如果只是为了在上海立足，可以去。但如果想真正做设计……”她顿了顿，“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
她把盘子端到折叠桌上。两菜一汤：清炒青菜，西红柿炒蛋，紫菜蛋花汤。很简单，但热气腾腾。
两人坐下吃饭。沉默地吃了五分钟，宋清忽然说：“我有个朋友在浦东一家德资设计公司，他们最近在招助理工程师。我帮你问了，对方说可以看看你的作品集。”
陈宇筷子停住：“德资？要求很高吧？”
“要求是高，但机会也好。能接触到国际项目，学的东西不一样。”宋清看着他，“你要不要试试？”
“我学历……”
“所以他们招的是‘助理工程师’，不是‘工程师’。学历要求放宽到大专，但需要有实际项目经验。”宋清顿了顿，“你那个机械臂，如果能做成更详细的方案，包括材料选型、成本分析、模拟测试数据……会很有说服力。”
陈宇低头扒饭。他知道宋清在帮他，但这种“帮”让他心里某个地方发紧。好像他永远需要她的指引，永远慢她一步。
“我再想想。”他说。
宋清看了他一眼，没说话，继续吃饭。
那顿饭剩下的时间，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和窗外弄堂里隐约的电视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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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宇最终还是去了那家小机械厂。
原因很实际：他需要一份工作，需要工资，需要在上海活下来。德资公司的机会听起来美好，但竞争激烈，他输不起。
入职那天是十月中旬。他搬进了厂区宿舍——和深圳的宿舍很像，八人间，上下铺，只是更旧，墙皮剥落，露出里面发黑的砖。
工作内容比想象中枯燥。所谓的“设计”更多是测绘和仿制，把国外设备的零件拆开，量尺寸，画成图纸，然后找国内厂家加工。创新？不被允许。老板说：“客户要的就是一模一样，改了反而麻烦。”
陈宇每天六点半起床，挤一个半小时地铁到郊区工厂，下午六点下班，再挤一个半小时地铁回市区。到宋清家通常八点多，吃过饭，九点，然后坐在折叠桌前，继续画自己的图——不是厂里的任务，是他脑子里那些改良方案。
宋清通常也在工作。她最近接了一个幼儿园的家具设计项目，要求环保、安全、有创意。每天晚上，两人就隔着一米远的距离，各自对着自己的图纸，铅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像某种默契的伴奏。
偶尔，宋清会走过来，看看他的图，说：“这个连接件强度不够，受力分析做了吗？”
或者陈宇会问：“你这个圆角半径会不会太小？小孩子容易撞伤。”
他们像两个并肩作战的士兵，各自守着一段防线，但偶尔会交换弹药。
十一月的某个深夜，陈宇画图画到凌晨一点。抬头时，发现宋清趴在桌上睡着了，手里还握着铅笔。
他轻轻走过去。台灯的光照在她脸上，睫毛在脸颊投下小小的阴影，眉头微皱，即使在睡梦里也在思考什么难题。
陈宇看了很久，然后从沙发上拿下自己的外套，轻轻披在她肩上。
宋清动了一下，没醒，只是无意识地蹭了蹭外套的领子，像只找到窝的小动物。
那一刻，陈宇心里某个坚硬的地方，突然软了一下。
他想起了1998年，在木棉树下，她剪下头发时的侧脸。想起了2003年，隔着屏幕，她说“我有点害怕”时的眼神。想起了2005年，在上海站，她回过头来对他笑的那个瞬间。
九年了。这个女人一直在他生命里，有时近，有时远，但从未真正离开。
而现在，他们隔着一米远，在同一盏灯下，呼吸着同一片空气。
陈宇回到自己座位，但没有继续画图。他只是看着睡着的宋清，看着窗外上海深沉的夜色，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
他走了这么远的路，来到这座城市，不仅仅是为了更好的工作。
是为了缩短这一米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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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故发生在十二月。
那天陈宇下班回来，发现宋清不在家。桌上留了张字条：“公司开会，晚归。冰箱有饺子，自己煮。”
他煮了饺子，吃完，等到十点，宋清还没回来。打她手机，关机。
十一点，门响了。宋清推门进来，脸上有种陈宇从未见过的、混合着疲惫和兴奋的表情。
“怎么了？”他问。
宋清没说话，只是把手里的一份文件递给他。
全英文的，抬头是一家丹麦设计公司的logo。陈宇的英文一般，但能看懂关键词：邀请函，交流项目，三个月，哥本哈根。
“这是……”
“我的‘残缺积木’系列，”宋清的声音有点抖，“被这家公司看中了。他们邀请我去总部交流三个月，参与一个新产品的开发。”
陈宇愣住了。他看着那份邀请函，看着上面印着的哥本哈根的地址，看着那个陌生的、代表着国际认可的logo。
“什么时候？”他听见自己问。
“一月初出发。签证已经在办了。”宋清看着他，“如果顺利的话……元旦后就走。”
三个月。哥本哈根。欧洲。
这些词像冰块，一个个砸进陈宇心里。他刚刚缩短的一米距离，突然被拉伸成了半个地球。
“恭喜。”他说，声音干涩。
宋清没说话。她走到窗边，看着外面。上海的冬夜起了雾，黄浦江的方向一片朦胧，连对面楼的灯光都模糊了。
“陈宇，”她忽然说，“如果是你，会去吗？”
这个问题太熟悉了。1998年在书店，2001年在QQ上，她都问过类似的问题。而他的回答永远是：“我再想想。”
但这一次，陈宇没有说这句话。
他走到她身边，也看向窗外。雾更浓了，连弄堂口的梧桐树都看不见了。
“会去。”他说得很慢，但很肯定，“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去？”
宋清转头看他，眼神复杂：“三个月……很长。”
“不长。我等你。”
这四个字说出来，两个人都愣了一下。太直白了，太不像他们之间那种迂回的、留有余地的对话方式。
但陈宇没有收回。他看着宋清，重复了一遍：“我等你。三个月而已。”
宋清的眼睛在昏暗的光线里，亮得像蓄满了水。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点头：“好。”
那一夜，他们没有再说话。陈宇睡在沙发上，宋清睡在卧室。隔着一道薄薄的门板，两个人都睁着眼，听着对方翻身的声音，听着窗外渐渐沥沥的、上海冬天特有的湿冷雨声。
雾从黄浦江漫上来，淹没了整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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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办得很顺利。
元旦那天，上海下了一场小雪。细碎的雪花在空中飘，还没落地就化了，像这座城市不肯彻底冷下来的心。
宋清收拾行李。她东西不多，一个二十八寸的行李箱就装满了。陈宇在旁边帮她，把厚重的冬装一件件叠好，压紧。
“哥本哈根比上海冷，”他记得网上查的资料，“零下十度是常事。”
“嗯，带了羽绒服。”宋清把最后一件毛衣塞进去，拉上箱子拉链。
房间里突然安静下来。行李箱立在墙角，像一座即将起航的船。
“明天几点的飞机？”陈宇问。
“下午两点。十点从家里出发。”
“我送你。”
“不用，公司有车送。”宋清顿了顿，“你明天不是要上班吗？”
“请假了。”
宋清没再反对。她走到窗边，看着外面。雪已经停了，但雾还在，远处的东方明珠塔尖隐在灰白的雾气里，若隐若现。
“陈宇，”她背对着他，“这三个月……你有什么打算？”
陈宇想了想：“把机械臂的方案完善，投给那家德资公司试试。”
“好。”
“然后……可能换个房子。老住你这里不方便。”
宋清转过身：“不急。反正我三个月不在，你可以继续住。省点钱。”
“嗯。”
又是沉默。这种沉默在他们之间并不少见，但今天的沉默格外沉重，像那场没能积起来的雪，湿漉漉地压在胸口。
“我走之后，”宋清轻声说，“你一个人……照顾好自己。”
“你也是。那边人生地不熟的。”
“我会每天发邮件。”
“好。”
对话在这里停住。好像该说的都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晚上，他们一起做了在“家”的最后一顿饭。依然是简单的两菜一汤，但宋清多做了一道糖醋排骨——陈宇老家湖南的菜，她特意学的。
吃饭时，宋清说起哥本哈根的设计博物馆，说一直想去看看。陈宇说起那家德资公司的面试流程，说已经约了下周。
他们像两个即将远行的旅人，交换着彼此的目的地信息，却闭口不谈分离本身。
吃完饭，陈宇洗碗，宋清最后检查行李。一切都井井有条，像个寻常的夜晚。
直到睡觉前，宋清在卧室门口停下，回头看着沙发上的陈宇。
“陈宇。”
“嗯？”
“谢谢你来上海。”
陈宇喉咙发紧：“应该的。”
“不，”宋清摇摇头，“没有人‘应该’为另一个人改变人生轨迹。你是为自己来的。我只是……一个坐标。”
这话说得太清醒，清醒得让陈宇心里发疼。
“你也是我的坐标。”他说，“从1996年开始就是。”
宋清笑了，那个笑容很轻，像窗外最后一片飘落的雪花。
“晚安。”
“晚安。”
门轻轻关上。陈宇躺在沙发上，听着卧室里窸窸窣窣的声音，想象着宋清躺在那张床上的样子。三个月后，这张床会重新有她的温度。
他必须相信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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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雾散了。上海露出了冬日的真容：灰蓝色的天空，光秃秃的梧桐枝桠，街上匆匆的行人裹紧大衣。
公司的车十点准时到弄堂口。司机下来帮忙搬行李，宋清和房东阿姨告别，和邻居大爷打招呼，一切都平常得像只是出个短差。
陈宇送她到车边。
“就到这里吧。”宋清说。
“一路平安。”
“嗯。”
她拉开车门，又停住，转身看着他。晨光里，她的脸被冻得有些红，呼出的白气在空气中迅速消散。
“陈宇，”她说，“这三个月，好好想想你想要什么。不是为我，是为你自己。”
“我知道。”
“那……我走了。”
“到了发个消息。”
宋清点头，坐进车里。车门关上，车窗降下来，她对他挥挥手。
车启动了，缓缓驶出弄堂，汇入街上的车流。陈宇站在原地，看着车尾灯消失在转角。
雾已经完全散了。上海的天空难得地清澈，但阳光很淡，没什么温度。
他转身往回走。弄堂的石板路被昨夜的雨雪浸得湿黑，踩上去有轻微的咯吱声。回到三楼，推开门，房间里空了一半。
宋清的拖鞋整齐地放在门口，她的杯子还在桌上，书架上的书还在，但那个二十八寸的行李箱不见了，那种两个人的、拥挤的温暖不见了。
陈宇在沙发上坐下，看着这个突然变大的空间。
三个月。九十天。
他需要在这九十天里，画出一份能敲开德资公司大门的方案，需要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需要学会在没有宋清的城市里，依然向前走。
窗外的梧桐树上，最后一片枯叶在风里挣扎了几下，终于飘落。
冬天真的来了。
（第七卷预告：2006年春天，哥本哈根的雪还没化尽。宋清在异国的设计工作室里，面对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第一次产生了自我怀疑。而上海的陈宇，在第三次被德资公司拒绝后，站在黄浦江边，把那份修改了十七遍的方案，一页页撕碎，撒进江里。但有一页被风卷回来，贴在他脸上——那是宋清用红笔标注的那页，上面写着一行小字：“别放弃，你比你以为的更好。”就在这时，手机响了，是国际长途。宋清的声音在电流声里断断续续：“陈宇，我可能……要延期回国了。”《空心沙漏》第七章：跨洋的电流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