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的公园长椅上，我第一百次刷新邮箱，等一封永远不会来的录用通知。耳机里的白噪音挡不住现实：鸽子在脚边争吵，小孩的皮球三次滚到我脚边。
直到那个穿条纹衬衫的老人出现。
他推着空轮椅，走到梧桐树下，突然立正敬礼。“将军，今天拿下三块阵地！”他对着树说。然后从口袋掏出饼干，掰碎喂鸽子。“空降兵补充粮草！”
周围人见怪不怪。遛狗的大妈绕开他，情侣在远处偷笑。但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和每棵树打招呼，跟长椅辩论，最后坐下，拍了拍身边位置——仿佛那里有人。
“他每天都这样。”清洁工阿姨扫到我脚边，“老伴走了三年。刚开始大家可怜他，现在……”她笑了，“倒觉得他挺自在。”
自在？我看着他。夕阳给他镀上金边，他在对空气说笑话，自己先笑起来。那一刻我忽然想：如果我真的疯了，是不是就不用再焦虑求职、房贷和别人的眼光？
我摘下耳机。世界的声音涌进来——风声、鸟鸣、孩子的笑声。我走到老人旁边，坐下。
“参谋部刚来电，”我听见自己说，“批准你休整。”
他转头，眼睛清亮得像秋天的湖。“他们终于批了？”他递给我半块饼干，“尝尝，后勤部特供。”
就这样，我成了他的“参谋长”。我们讨论蒲公英的作战计划，批评云朵队伍不整齐。路人的目光从惊讶变成好奇，最后有个小女孩跑来，放下一朵野花：“给将军的勋章。”
原来，“神经病”的特权是这样的——不是被怜悯，而是被允许。允许你打破规则，允许你荒唐，允许你只是存在。
但真正的转折在第二天。
一个戴耳钉的男孩滑着滑板冲来，差点撞翻老人的“指挥部”（一张野餐布）。男孩骂咧咧：“神经病占什么道！”
空气凝固了。我攥紧拳头。
老人却慢慢站起来，走到男孩面前。我们都以为要冲突，他却忽然笑了：“你这滑板……轮子有点歪。”
他蹲下，用枯瘦的手指点着轴承：“这里，得调。我以前是机械厂的。”他从口袋掏出小扳手——天知道他为什么带着——三两下，轮子顺滑如新。
男孩愣住，所有准备骂出口的话卡在喉咙。他低头试了试，滑板真的好了。
“谢、谢谢爷爷。”
“去吧，”老人摆摆手，“注意安全，别撞到其他元帅。”他指着树。
男孩看看他，看看树，忽然笑了：“是，长官！”
那天我推着空轮椅陪他走时，忽然明白：全世界让着的，从来不是“神经病”。他们让着的，是那种彻底接受自己、并因此对世界毫无敌意的人。当你不再要求世界配合你，世界反而为你让出一条小路。
经过湖边时，我看着自己的倒影——那个眉头紧锁的年轻人。深深吸了口气。
然后我对着水面敬礼：“报告，我想请假一天。不当正常人了。”
倒影里的我，嘴角终于上扬。
老人拍拍我的肩：“准了。带薪。”
我们大笑。夕阳把两个疯子的影子拉得很长，长得像通往所有明天的路。而这条路上，每一棵树都是夹道欢迎的士兵，每一阵风都是掌声。
原来治愈世界的，从来不是完美。而是某个黄昏，你终于允许自己，“坏”得理直气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