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易之道应冷静而严谨
研究《周易》需要持“冷静”态度，不可阿世媚俗、臆断盲从。
任何一门学问，能够引起世人经久不衰的探研热情，无疑是可喜的事。然而，真正认真的研究，则非要“冷静”的头脑、严谨的态度不可。尤其是针对易学研究而言，由于这一学问本身曾带有浓厚的神秘性，兼之昔日一些治《易》者为易学添注了种种怪异无根的“附加色”，因此更需要研究者保持高度的冷静态度和严谨精神。
孔子，堪称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易学大师，是后人效法的楷模。上文提到，他读《易》“韦编三绝”，真不知磨破了多少回“编结书简的皮质丝绳”（韦编）！一位绝代哲人，不惜花费如此深厚的精力，把《周易》作为一部自然、社会与人生的哲学研讨，孜孜不倦，老而弥笃，确实令人景仰。《易传》十篇，虽未必出自孔子手笔，但文中屡引“子曰”等语，视为孔门后学传述先师遗说之作实毋庸置疑。无怪乎《易传》处处闪烁着孔子精湛思想的光辉，无怪乎汉代以后《易传》被附联经中刊行，并与经一起成为人所共尊的“圣典”。
那么，在易学研究过程中，怎样才能做到既冷静又严谨呢？
宋儒程颐认为，治经要“见得路径”, “各自立得一个门庭，归而求之”。朱熹的学生读至此语，曾问道：“如何是门庭？”朱子曰：“是读书之法。如读此一书，须知此书当如何读。伊川（程颐）教人看《易》，以王辅嗣（弼）、胡翼之（瑗）、王介甫（安石）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读书之门庭。”
立得“门庭”，就是读书精于选择，努力使学有所归。程颐于往代《易》著中标举三部作品，以为应当重点精读；在此之前，他显然花了极深的筛选研求的功夫。此中需要何等清醒冷静的头脑和谨审严密的精神，是不言而喻的。
清代学者曾把先秦以来易学的源流变迁归结为“象数”和“义理”两大流派，每派又各含三宗，即：汉初的象占之说，汉中叶以京房、焦赣为代表的祥之说，宋代以陈抟、邵雍为代表的图书之说，此为易学象数派之“三宗”；另有三国魏王弼以老、庄玄理阐《易》之说，北宋以胡瑗、程颐为代表的以儒理解《易》之说，南宋以李光、杨万里为代表的援史证《易》之说，此为易学义理派之“三宗”。
这些各不相同又互有关联的派别，是中国易学发展史上的“主干”，前人合称为“两派六宗”（详前文引《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小序》）。当然，历史上的易学流别远不止“两派六宗”，将易理与各种方技、术数以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佛典、道学等联系起来研究的旁支细流也是十分多见而且至为错综复杂的，甚至也出现过不少怪诞不经、穿凿无根的易说，留下许多曲解经意的不良影响。
但从正面角度分析，整个易学发展史的主流显然是严谨不苟、成就卓著的，并产生过一大批成果丰硕的易学大师。如汉代郑玄，魏代王弼，唐代孔颖达、李鼎祚，宋代程颐、朱熹，元代俞琰、吴澄，明代来知德，清代惠栋、张惠言等，均是易学史上有口皆碑的名儒。他们不但以独到的成果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学术功业，还以严肃的治学态度为后人称道不已。
像朱熹所撰《周易本义》，在当时即是众口交赞的名著，但他于晚年叙及易学见解时，又往往不满意《本义》的某些解说，反复表示要修订旧著，使之更臻完善（见《朱子语类》）。这种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治学风格，不是仍值得当今学人努力传承发扬吗？
真正热心于探索易学的人们，不妨在《周易》研究热的环境中，保持必要的冷静情绪，以清醒的头脑、严谨的态度步入研究领域，这显然是可取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