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妈在周家女儿中排行老大，同辈弟弟妹妹称她为大阿姐，弟弟妹妹的子女称她为大姑，到后来大人习惯跟着子女喊，就都称她为大姑了。
大姑在周家地位极高，所有人在她面前都毕恭毕敬。有时候看到舅舅表叔表婶表哥表弟在“大姑”面前低眉顺眼的样子，便会想到《红楼梦》里的老太君。
曾经认为老妈的地位源于父亲，因为他是老干部夫人。父亲离休后，“大姑”仍然在位，周家老老少少对她的尊敬不减分毫。后来才知道，他们对老妈不是恭敬，是感恩。
早在那场运动之前，老妈便与其地主家庭划清了界限。她的娘家离县城车程不到一小时，大哥去世，她没有回去；母亲去世，她同样没有回去。二哥虽然曾任金堂中学校长，早年却被遣送回乡，直到运动结束后才恢复来往。表面上，老妈表现得极其冷漠，完全不顾亲情。我和哥哥是老八路的后代，根正苗红，老妈不愿意让自己的地主家庭成为儿子身上的污点，从而妨碍儿子进步。我们当兵后填写履历表，社会关系一栏，父系亲属，详而尽之；母系亲属，一律只写“从无来往，已划清界限”。
当然不可能没有来往。所来往者，唯“可以改造的子女”是矣。
来得最勤的是大表哥继谦。继谦是大舅的长子，长相纯朴，寡言。曾在《要会吃》里提到他：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放学回家，照例是还没有进门，喊一声妈便问吃啥子。“吃铲铲！”厨房里传来我妈的尖叫。吃铲铲相当于北方人说的喝西北风。我听了立即怒火中烧，晓得又来客人了。果然，门口戳着一小捆甘蔗，堂屋里戳着的是我大表哥。显然，我妈在厨房里“忙”，大表哥是被凉在那里了。没别的，三天前他刚刚来过，而且已经带来了一小捆甘蔗。那天，表哥一个人吃下了整整一盆面条。表哥前脚走，第二天又来了个扛着一小捆甘蔗的二表叔；第三天三姨妈，五表叔，四姨父不约而同地扛着甘蔗来了。他们都挂念我妈了。那么，三天以后大表哥再次光临，就算是我爸可忍，我妈也忍无可忍。记得我妈在厨房里越忙越生气，终于跑出来，严厉谴责大表哥“吃饭端大碗，做事梭边边”，不热爱劳动，好吃懒做，“简直不是个东西”。大表哥自然是说不得该输，饿着肚子仓皇离去。
童年的记忆中，大表哥等于甘蔗，甘蔗等于大表哥。不是那种食用的红皮甘蔗，而是细如拇指、长长的、用于榨糖的青皮甘蔗。细心的读者也许会注意，他一个人吃下了整整一盆面条。你可别吃惊，以为我大表哥多能吃，一盆面条对他来说，有可能就是吃了个小半饱。那时但凡来客，无论是来自乡下还是城里，个个都能吃，吃得再多也不会消化不良。我妈严厉谴责大表哥是表演给我爸看的，意思是她也不待见乡下的亲戚。看下文你就知道，我妈已经给客人做好了调料，下面条的水已经咕嘟咕嘟烧开了。
也许读者还会问，一个老干部家庭，穷成这样，至于吗？
别忘了那是三年困难时期。老妈退职，父亲月薪59块8，每个月给河北老家寄20，正常情况下，家庭人口翻一番，日子照样过得去。可那时正常吗？我和我哥哥正吃长饭，每月定量为大米12斤，偶尔会配一点米糠，称之为副食品。两个人的定量24斤，不够我一个人吃。父母的定量大约是18斤，显然只够我父亲塞牙缝。当时5斤红薯顶一斤大米，一斤红薯要卖一块多钱。一只鸡，30多块，一只鹅70多。假如哪天我妈豁出去买了一只鸡，那一个月剩下的时间就得“吃铲铲”。在这种情况下，老妈既要照顾老爸的情绪，又要像个当大姑的样子，还要考虑手里的钱能不能吃到月底，你说该有多难！
老妈对大表哥（还有二表哥）特别好，同样是为了感恩。亲兄妹几个，二舅，她，幺舅都在外面读书，求生活，家里的土地和老人全靠大舅一个照料，为这，还落了个地主分子。两个表哥则成了黑五类子女。困难时期之后，我妈重新工作，表哥不再来我家了，他们直接去了我妈单位，吃伙食团。一个人一顿吃八两米饭和一大碗猪杂碎烧土豆，好歹能吃个大半饱。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