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全心全意力挺曹操，后期反对他称王称帝，荀彧的举动看似矛盾，其实可以这么理解：挺曹为生存、反曹是理想。
三国时期的文臣武将阵容灿若星辰，许多人都上演了足以影响历史走向的精彩瞬间。但人们往往过于被个人表现所吸引、却忽视了“平台”在其中的关键作用。在历史的车轮面前，如果没有对应平台的助力，个人的命运就如同蝼蚁般脆弱。
有例为证。在东汉崩盘前，皇甫嵩、卢植、朱儁等人是多么的威风？即使由朝廷宦官从中作梗，他们也没费多少工夫就摆平了拥众数十万、让整个王朝为之震动的黄巾起义；当时的董卓跟他们相比，战功几乎不值一提。
但随着东汉朝廷的崩盘，三人则迅速淡出了历史舞台。皇甫嵩差点被董卓报复杀害，经人说情才退居二线、了却余生；朱儁跟随汉献帝颠沛流离，在被郭汜扣为人质后暴怒而死；卢植则为了躲避董卓的迫害逃回幽州、远离世事。
由此可见，对于绝大部分人而言，个人的能力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相应平台的资源支持，再出色的才华也很难有施展的机会；身处乱世，甚至连安身立命都是奢望。
荀彧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荀彧出身于颍川的世家大族，父辈人才济济，闻名当世者有八人之多，时人称之“八龙”。其中，他的父亲荀绲担任过济南相，叔父荀爽则曾高居司空之位。
但当乱世来临时，拥有这样的世家身份，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稍有站队不慎，反而会首先沦为野心家的祭品。比如“四世三公”的袁氏，袁绍出逃后，他在京师的家人不就几乎被董卓杀了个精光？
身处那个空前动荡的时代，但凡有些责任心的，基本上是越拖家带口、越胆小。荀彧就是这种情况。汉献帝的永汉元年（189年），他被举孝廉，出任守宫令，但眼见董卓为乱、天下即将大乱，他随即弃官回家，并且说服大量家乡父老离开身处四战之地的颍川。后来，董卓部将李傕等兵出关东烧杀抢掠，那些眷念故土、留在当地的颍川父老果然被杀得七七八八，场面惨烈。
接下来的荀彧，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找一个好平台，让自己和家族在乱世中安身立命、栖息繁衍。
在那种天下大乱、纲常失坠的局面下，去追着服务汉献帝显然是不明智的，毕竟像皇甫嵩、朱儁那样的高层都只是“苟延残喘”而已；荀彧首先跟随的颍川老乡韩馥，迅速被袁绍一番“套路之下”夺取了全部势力；虽然被这位出身“四世三公”、被视为关东头号英雄的风云人物“待以上宾之礼”，但荀彧分析他不具备成大事的素质，于是果断离去、另寻明主。而他那些继续留在袁绍旗下的同乡辛评、郭图等人，后来果然纷纷沦为了诸侯搏杀的牺牲品。
随后抛弃大名鼎鼎的袁绍，追随当时实力尚弱的曹操势力的颍川人，还有郭嘉、戏志才。在曹营，这群当时的顶级智囊充分展现了他们的才华，荀彧显得尤为突出。
他冷静应对陈宫、吕布之乱，一手稳定局势，为曹操争取了宝贵的应对时间。
官渡之战中，他在战前分析敌我特点，指出“度”、“谋”、“武”、“德”四方面的优势将决定曹操将以弱胜强；战中，他坐镇后方的同时，洞察了战场上瞬息万变的形势，鼓励处于下风的曹操咬牙坚持，赢来了最终的胜利。
而且，荀彧为人谦虚淡泊、尽忠职守，他不出风头，也不炫耀功劳，经常焚烧自己关于军国大事的奏书原稿；他不觊觎高位，曹操多次推荐他出任三公，一律被婉言谢绝。曹操将他视为肱股之臣、评价其为自己的张良，可为毫不夸张。
那么，荀彧既然常年作为曹操的心腹、帮助曹操控制着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他为何会在晚年反对曹操僭越称王呢？
这就是理想与现实冲突下的无奈。
荀彧几乎整个家族都为曹营服务，那是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展现荀氏的价值，保护家族的安全与繁衍。如果有人非要吹毛求疵、认为荀彧应当弃暗投明，那请问，当体系与人心普遍崩坏时、在绝对的霸道面前，又有谁兼具匡扶汉室的能力与热忱呢？
能够挽救一个皇室的，基本只有皇帝自己。除此之外，那些有能力的，很难会放弃既得利益，转而拥护日落西山的李氏皇室，而自己将面临功高震主的危机；那些有热忱的，却没有与一众枭雄豪杰对抗的能力。
而对于荀彧而言，作为出身颍川经学世家的士大夫，他身上仍带有传统的忠君正统思想；他与曹操搭档多年，不可能预见不到曹操羽翼渐丰后的结果。然而，面对这种既定的历史发展大势，他又能有何作为？
但如果退而求其次，通过牺牲小我而展示个人的政治观、君臣观，维护儒家传统政治伦理的尊严，那还是可以做到的。
因此，当晚年的曹操一直在政治上做出动作，代汉自立的趋势昭然若揭时，虽然明知结局既定，但荀彧还是向长期的服务对象展现了自己的政治底线。《三国志》说他是“以忧薨”；而《后汉书》则称，当他收到曹操馈赠的食物，打开容器后却空无一物，于是“饮药而卒”。这种人生选择，可以说他是以个人的生命为家族挽回一些颜面，但在一派“贤臣择主而事”的氛围下，这种仍旧固守儒家“忠君理念”的行为，称得上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