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多么宏伟的事业，它们有这样的理想和抱负，它是压不垮打不倒的一批英雄，一批英雄还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是一批英雄，这样一批人，真正能够成气候，引导着整个的西欧，整个的西方世界，从18世纪进入到了19世纪，乃至于形成了今天21世纪的整个世界格局。

所以，它们有这样的气魄，有这样的胆量，同时也感谢它们的乐观主义的态度。虽然法国的思想家们面临着两重困难，为什么它们没有被两重困难所压倒？

不但没有被压倒，竟然还乐观地看待这个世界，竟然还乐此不疲的推广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为什么？

它们为它们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受到满足和高兴，所以，它们会采用一种乐观的态度。

但事实上，我们要知道，历史的事实是怎么样的？

当它们宣传这一套理论观念的时候，整个的法国还基本上处于专制主义的统治之下，像伏尔泰他就两次进入巴底士监狱，而当时的路易十四，实际上是一个相当专制的政府，他使用贵族院来统治整个的国家，在国家的层面上，它的自由度远不及同时代的英国，这就是为什么孟德斯鸠背井离乡来到英国的原因。

这也就是卢梭，他其实是非常想离开法国，可是没有国家愿意接受他。所以，并不是当时已经取得了它们希望的成果，而是恰恰相反，它们其实面对的是一个相当严峻，甚至有些险恶的社会环境，它们的著作往往是被列为禁书，包括孟德斯鸠他的书出版以后，遇到了禁止，国王下令严禁出版这本《法的精神》。

同样的道理，伏尔泰的书，出版时甚至是匿名出版的，不敢用真名，乃至于伏尔泰这个名字就是个笔名，而不是他真正的名字，这是什么原因？

所以，伏尔泰就像鲁迅一样，并不是因为一些人认为的它们的事业取得的成功，而感到高兴和自豪。那为什么，在面对这样双重的困难和矛盾之中，却能够保持这样的乐观的态度？

这位学生触及到了核心的问题，它们一直是以为真理的传播者，来从事它们的研究和宣传的。的确，它们认为它们发现了人类一直进步的一种源泉，它们的确认为自己所构想的这种未来的社会，应该说是最完美的社会，也的确它们通过英国的老师们，从它们所得到的那些知识，乃至于所获得的那些经验，足以使得它们相信，人类社会只有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建构，才是一个最完美的社会。

这的确是它们有这样的理想和抱负，但是，这只是涉及到这一点，最重要的话，并没有说出来，这句话就是，为什么它们没有在双重的矛盾跟冲突下，还能够保持乐观而没有表现低沉？

其原因在于它们没有意识到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所在，我们今天揭示这个矛盾，是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说明这个矛盾的。所以，我们把今天这个问题的理解，强加到了它们的身上。当然，它们当时不会产生这样的困惑。

这是一种哲学的思考方式，这是一种认识历史的方式，我们经常讲，对于历史的把握，不能满足于我们对材料的一种阅读，不能满足于我们对于思想家们论说方式的一种了解。如果说，我只是知道哲学家怎么说了，我就可以说掌握了哲学史，那你离哲学史还差得太远。

如果一个人能够背诵一点哲学家所使用的那些话语，甚至是构造出或重塑出哲学家们所给出的那种推论，那我相信，你只是刚刚走到哲学史的门口，真正对哲学史的理解，是对哲学史上出现的哲学家们思想的一种重新构造过程。

当你上升到这个程度，你才真正的进入哲学史，你才能够打开这个大门，知道我在跟谁说话。你才知道，哲学史上的这些哲学家，它们究竟在干什么。你才知道它们写出来的这些书，它们到底在讨论什么问题？

它不是平白无故的写出一本书，让大家都去读。一本著作可以流传，它一定有流传的道理，今天中国的四大名著，外国人说你们中国的历史是如此贫乏，只有四本书留下来了吗？

怎么会只有四本书，我们的书是浩如烟海，上下五千年怎么会只有四本书，当然这四本书被流传下来被称为巨著，被人们反复的传诵，那就是因为这些书里面，它不经意的描述了当时的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一些历史，甚至是说所描述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它更重要的是给我们传达的那种观念，而这种观念是需要我们后来人，不断的需要解释的。

所以，今天再重新解读《红楼梦》也好，重新解读《西游记》也罢，虽然西游记的现在的新的西游记版本，太穿越了。虽然，我们看到了新版的红楼梦，总觉得不如老版的红楼梦亲切。

但是，你不能否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眼中的历史，同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眼中的名著。就像我们今天解读论语一样，为什么一定只能有一个版本的论语，而没有多个版本的论语，为什么于丹的论语版本，比别的论语版本要好，或者要比它们的要差，其实，都是个人对历史名著的一个理解。

但是，正是因为它有着不断的，或者巨大的解释空间，这样的著作才得以存留下来，如果一部著作，它描述的历史或描述的那种思想状态，已经不需要再讨论了，这个问题已经到了它那里结束了，或者说，你任何附加的讨论，只能有损于它的那本著作的本身，而无助于我们对它的理解。如果这样的书出来，我相信这样的书，绝不会流芳百世。

因为它不具有任何开放的可能性了。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能够成为历史名著的书，都是具有的解释的开放性的。

我们刚才讲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这本书，以本书以及包括其它法国哲学家所给我们提过的一些观念，它们非常的乐观，它们认为它们是在宣传真理，认为它们所描述的这一切，都是Nature，Law。

所以，我们读到的几乎所哲学家的著作，都是以一种大义凛然的方式，都是一种胜利者的方式来宣告它们认为世界应当是什么样子。

“应当”的概念，就构成了后来整个法国的，对社会理论的乌托邦的构想。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康德哲学在伦理学当中，为什么重要讨论“应当”这个概念。康德伦理学，是一种规范的伦理学，而作为规范的伦理学的规范的根源，就在于它不仅仅告诉人们你应当做，还要告诉你，我给你规定应当做什么的背后的根据是什么。就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应该做？

你不能简单地说，你应当这样做，不应当那样做，而要告诉你，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应当怎么做”它背后的根据是什么，就是康德给我们指出来的。

但是，在法国思想家里，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它们仅仅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做什么。所以，无论它解释的关于“天赋人权”的观念，以及关于国家的制度建立的观念，其实都是所谓“应当”的观念。

所以，孟德斯鸠说，“法律制度不仅与国家政体的性质和原则有关，而且与各个国家的气候、土壤、面积大小等自然条件有关，与各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也有关系。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构成了‘法的精神’，只有符合这一精神的社会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

如果大家仔细琢磨一下，孟德斯鸠给我们所构造的法的精神。我们可以用一句来简单的概括来说就是，只有适合一个国家的气候、土壤、面积大小，以及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的社会制度，才是最符合法的精神的社会制度，也才是对这个国家来说，最好的社会制度。

因而，不同国家，因其气候土壤面积大小以及风俗习惯的不同，因此它可采取适合自己的不同的社会制度，因而，有没有一个普遍的，没有各国可以统一实行的，唯一的社会制度。

可以推出这个结论吗？

但是，这种制度，又恰恰是孟德斯鸠它们所提倡的一种民主制度相违背。

所以，理论的彻底，并不代表着实践的彻底。这是我们讨论哲学问题的思路，我们不是说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说什么都是对的，而是任何一个思想家都可以在我们批判的眼光下加以考察，不管这个思想家在世界上在历史上曾经做出过多么大贡献，它们所做的贡献已经成为历史了，今天我们来学习这段它们在历史上所创造理论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不是对它们顶礼膜拜，也不是对它们的思想给予大加夸奖。

我们要做的工作恰恰从中发现问题，因为只有发现了问题，你才能知道我要学什么，我要了解什么，我需要掌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