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的慰藉》里，作者阿兰·德波顿为我们推介了几位哲学家，这几位哲学家的故事很有看点，我想整理几期日更文发布。

01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生于雅典，一辈子赤脚，不爱穿鞋，终生就穿一个袍子，非常邋遢。妻子凶烈彪悍，常常冲他大喊大叫，并且喊叫后，一盆水直接泼过来。苏格拉底不急不慌，诙谐笑言：“我就知道电闪雷鸣之后，一定会有倾盆大雨。”

苏格拉底每天喜欢在大街上走，遇到人，就拉着人家提问，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并且想尽一切办法帮大家明确很多概念和定义。

公元前423年，有一位喜剧家写了一部喜剧，在这部喜剧里，苏格拉底作为被嘲弄的对象。喜剧的力量很大，因为喜剧只需要负责嘲讽，只要能够把一个人的学究气描述出来，嘲讽他、挖苦他，就能让老百姓通通地讨厌他。

喜剧形象的苏格拉底是个特别奇怪、傻傻的哲学家，雅典人都随着这个喜剧的传播，嘲笑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形象被破坏了。

苏格拉底有他一套思辨方法，虽然不受人待见：“先说出一种为世人所认定的常识论断，比如说勇敢、团结、勤劳这样的词，想象一下这一论断可能是错的，尽管说这话的人充满自信，寻找这一论断可能不对的情境，不断地提出疑问然后，对照以上问题如果找到了例外情况，那么原来的定义就是错的，或者至少不准确；再有，最初的论断必须考虑到以上例外，并精确细腻地表达出来；最后，如果随后又找到了对以上修正过的论断的例外，那么整个过程再重复一遍。”

苏格拉底追求真理，他就是要发现我们原来差不多认为是的，其实为非。

人们都认为他不正常。公元前399年的春天，三名雅典公民对苏格拉底提起了诉讼，告他不敬城邦之神、传播异端宗教、腐蚀雅典青年，罪名重大，必须判死刑。

唉，每个社会都有一个观念常识，当社会上有大量的人拥有这个观念常识时，有人挑战了这个常识，就会招致其他人的愤怒。

苏格拉底被送上了法庭。陪审团有五百人在现场。最后投票的结果是二百二十票判无罪，二百八十票判有罪。苏格拉底听到这个结论后说了一句话：“我没想到比分这么接近。”

思想的真伪、对错有明晰的标准吗？他不像你买了一件衣服，质地、颜色有好与不好的明确分别；思想的优劣，怎么区分？这人的思想好一点，那人的思想糟糕一点，这人是真正的哲学，那人是伪哲学，太难以分辨了。对于缺乏这方面训练的陪审团来说，难上加难，最后，苏格拉底只能被判了死刑。

仅仅以票而论，就判了一个人死刑，太不严肃了！作者在《哲学的慰藉》里讲：“真正的尊严从不来自多数人的意志，而是来自正当的论理。”

苏格拉底坦然面对死亡，他说：“如果你们处死我，你们将很难再找到像我这样的人。事实上打个玩笑的比方：我是受神灵委派附在这个城邦身上的，这座城就像是一匹良种马，由于身躯太大、容易懒散，需要牛虻蜇一蜇。如果你们听从我的意见，就会让我活下去，但是，我猜想不久你们就会从瞌睡中醒来，听从法官的话，一巴掌把我打死，然后再接着睡。”

苏格拉底预言到了自己是一个警醒者，他预言到了自己是在做警醒的工作，就像马身上的那个牛虻一样，蜇它。但是城邦里的人所用的办法就是打死牛虻，接着睡觉，这个城邦不需要被你唤醒。所以苏格拉底被判决死亡。

行刑者来了，手里端着一杯毒药——这都是当时参加过苏格拉底的行刑现场的他的朋友，所做的记录——苏格拉底见到此人就说：“朋友，你是此类事的专家，你说该怎么做？”

行刑者说：“把它喝下去，然后在屋里走，直到两腿发沉，然后躺下，它就会自己发作了。”

说完，行刑者把杯子递给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平静地接过来，手不发抖、面不改色，他把杯子放到唇边一饮而尽，神色怡然，看得出，他并不觉得味道苦涩。

当时在现场的斐多说：“到那时为止，我们多数人还能忍住泪。”“但是，当我们看着他真的喝下去时，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不能自已。在我之前，克里托已经控制不住眼泪而走开了，阿波罗多罗斯早就一直在流泪，此时不禁哭出声来。他使得每一个在场的人都不能自持，除了苏格拉底本人。”

只有苏格拉底，坦然地面对着死亡。

希腊人在苏格拉底去世了以后意识到了苏格拉底的伟大，那三个状告苏格拉底的人都被判流亡，他们都纷纷选择了上吊自杀。后来雅典人听到苏格拉底的名字就会流下眼泪来，整个城邦都为苏格拉底难过。

不论那个喜剧作家如何歪曲苏格拉底，人们如何嘲笑苏格拉底，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思考的产物总是优于直觉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