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部分特别难写，因为政治涉及到很多同时期人物的互动。我不是专门的明史专家，并没有占有全部的史料。单单一部明史，里面相关人物的传记，就是一个不小的工作量。我硬了头皮先写。错漏之处，请大家指教。
明朝政治
明史在现在大众的心目中，形象是很不好的。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明史是清朝修了，写得一团漆黑，并不见得就是历史的事实。一边倒的认为明代黑暗，皇帝世系一塌糊涂，宦官都不是好东西，不见得是正确的读法。
王阳明活动的时代是明朝的宪宗（成化）、武宗（正德）与世宗（嘉靖）三朝。武宗就是那个游龙戏凤的玩乐皇帝，他是王阳明的主要领导。王阳明和他的伙伴们很不喜欢这个皇帝，但是毛泽东对武宗的评价居然还可以。而正史是儒生们写的，他们不可避免的陷入自己的局限性。按他们的偏见来解读历史。
文官集团总是一副真理在握的表情，但自己内部又往往乱成一团，经常据党派来决定事情的观点。以至于正德皇帝当面质问阁臣：“难道坏事都是宦官做的？文官没几个好人，这点儿你们这些顾命大臣也知道”。 “国家事岂专是内官坏了?文官中仅有三四好人耳，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
王阳明和他的小伙伴们都不喜欢皇上 ，尤其不喜欢皇上亲近太监。但是皇上和太监，也很悲哀。比如臭名昭著的刘瑾，他陪伴武宗多年，武宗做了皇帝，他当然也想跟着嗨。但是顾命大臣们很不喜欢他。这也就罢了，正德皇帝已经答应了把刘瑾遣送南京，离开权力中枢。按说这阶段性目标就达到了，但大臣们不满意，非要处死刘瑾。在那个时期的刘瑾，有什么大罪非死不可呢？没有啊，
我个人认为这暴露了明朝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暴戾。无论是对大臣，宦官，甚至对待皇帝本人，都是及其暴戾的处理，把很多可以妥协的事情，弄到不死不休的地步。到晚期更加变本加厉，崇祯连续杀重臣，甚至对重臣使用凌迟这样的极刑。
这样一种暴戾的政治环境，导致品性好有才气的人离心离德，本质上并不愿意为官，去趟浑水，但出于家国情怀，现实利益和明王朝强烈的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又不得不出仕。品行优良的人不做官，官位上的就多是权欲与利欲熏心的人，这又导致政治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我们作为后人这么看，王阳明当时也是这么看，他对官场环境的这种观察，在私人书信中有表露，“仕途如烂泥坑，勿入其中，鲜易复出。吾人便是失脚样子，不可不鉴也“。这种态度，决定了王阳明从政的基调是非常消极的。这可以部分解释他一直在辞职的原因。
早年的几次大事件
和普通人一样，大人物的一生，也是几个关键事件影响极大。王阳明的政治生涯，也是几个大事件，一是中进士，获得了做官的资格，也打开了上升空间。同时代的唐伯虎，因为被科场弊案牵连，失去了中进士的机会（禁考），一辈子只能被迫远离官场。（他自己死活不承认自己作弊了，这和后代周树人的爸爸/爷爷证据确凿的科举作弊不同）。第二就是在刘瑾案中被廷杖和贬官，第三是在刘瑾被杀后起复，第四是在巡抚南赣被重用（已经是二品大员了），第四是平宁王封伯爵（那是超品），最后死在总督两广（正一品大员）的任上。
第一个是重大事件是刘瑾案，这是顾命大臣们和小皇帝争夺权力，这种事件一定是小皇帝最后赢，除非大臣废立 。废立本来就是很难的事情，而明代废除了相权，一切权柄出于皇帝，更加使得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明朝的阁臣前赴后继的去搞皇帝，大约是出于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主义。
正德朝的刘瑾案，嘉靖朝的大礼，万历朝的立皇后案，都是文官逼迫皇帝。文官既然不能为皇帝用，皇帝也就没办法可想，唯一的选择就是依靠宦官（明朝外戚制度性的弱）。这就是刘瑾案的背景。
王阳明在刘瑾案中的表现开始并不积极，他是后期刘瑾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才参与的。他上了一道奏章“ 宥言官去权奸以彰圣德书”。其内容是给南京的一个言官戴铣求情，话说得很委婉，说上疏言事本来就是言官的职责。戴说的对皇上选用，说得不对不听就是，不要抓捕他。王阳明还说了：“臣不知所言之当理与否，意其间必有触冒忌讳，上干雷霆之怒者“。也就是说，王阳明没有看过戴铣的疏文。那么就是说，王阳明不知道情况，那他瞎掺和什么呢？但是王阳明真的不知道吗？还是装傻呢？否则他奏疏的题目“去权奸”三个字是啥意思？这明显在耍花枪，皇帝和太监和他们的文胆们不傻。
这里有个非常有意思的重要细节，刘瑾几乎不识字，正德也不是读奏章的勤劳皇帝，那么这些文字弯弯绕，是谁在解读处理呢？答案当然是文官，刘瑾集团里面文官大大的有！所以文官集团不是铁板一块，说起来都是宦官坏事，可是阁臣当道（严世蕃，桂萼，甚至张居正，徐阶等等）也一样坏事。明朝政治，不是一句宦官坏事，文官救国那么简单。
王阳明被廷杖，贬官贵州，然后在刘瑾被杀后起复，在仕途辗转升迁到鸿胪寺卿，一直沉默了十年，然后终于又上疏，这次他说了什么了?他申请退休！王阳明踏入仕途，二十六岁中进士，他现在已经四十四岁了。这封辞职信没批准。王阳明还写了劝阻迎佛的奏章，但他没有提交给皇帝。
到现在为止，王阳明在政治上，没有什么高明的表现。他基本上是中规中矩的儒家大臣，有点手腕也被人立即看破的那种。
王阳明的时代，四十四岁很不年轻了，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五十六七。他的仕途挫折之后反弹，做到一个大约今天厅级的位置，比起他青年时代的壮志和他自己的父亲，他的表现不算出彩，他不断辞职，可能是身体不好，也可能是他自己也灰心了。想起当代的朱总理，和王的经历颇有相似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