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诞生在两千多年前，其中一定会有许多理论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今天还是可以从中看到许多正面的意义。
与他的老师柏拉图一样，亚里斯多德理想中的政治制度也是建立在小城邦的基础上，他所有的政治探讨也都集中在城邦之上，以致于当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在征服和改变了世界的时候，他竟然没有丝毫的提起他的这位超级伟大而卓越的学生，世界格局的迅速改变是他始料不及的，他的政治理想与他所处的时代已没有了供他实验的场所，只到中世纪意大利城市的兴起为止，他的理想和经验才有了些许适用的环境。
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是一部关于对于城邦各项政治事物的讨论。它是古希腊第一部全面而系统地论述政治问题的著作。
在这部书里，开篇就指出了国家对于人民的重要性，他认为虽然家庭的出现要先于国家，但国家的重要性却优先于家庭。这就像人的身体之与手一样，手的功用虽然可以用来拿取，但身体若不复存在，手就无法完成它自身的目的。其它的组织也都一样，它必须依附于身体。而国家就是家庭的依附，就是最高的集体。
因此亚里斯多德说，“创立国家的人就是最伟大的恩主，因为人若没有法律就是最坏的动物，而法律之得以存在则依靠国家”。
亚里斯多德认为，一个良好的国家是善的，是家庭和城乡的完美组合，是一种自足和荣誉的生活方式。
但这样的生活并不包括奴隶的生活，因为在古希腊，奴隶属于私有财产，是活的工具，他隶属于家庭，其地位也就天然的低于他的主人。
亚里斯多德认为，那些天生为奴的人就是天然的劣等种族，就是天生的是要为他的主人所统治。
然而在战争中产生的俘虏也会成为奴隶。而那些所谓天生为奴又不愿屈服而在反抗统治者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的战争是否是正义的？这就意味着他曾经的主人将转化为奴隶，这样的结果是否是正当的？因为没有一个被支配的团体会认为自己就是天生的被统治者。
于是按成王败寇的原则，每一场战争的胜利者就是对的，那些被征服的一方就是错的。这样的逻辑若用在现代的文明社会里，无异于就是强盗逻辑了。
在商业的道德方面，亚里斯多德与希腊多数的哲学家有着相同的意见，就是反对一切有利息的贷款，并认为贸易会带来罪恶。他认为由贸易而获得的财富是不自然的，是要被人憎恨的，而最另人憎恨的就是高利贷，（反对一切有利息的放贷）因为高利贷所获利的钱是从钱的本身里面而来的，它不是从钱的自然对象里得来的。
自从人类有了经济贸易以来，一直存在着债务人和债权人这两种形式，通常债务人是不赞成利息的，而债权人则相反。
在大多数情况下，希腊的哲学家们都是占有土地的地主阶级，也就是债务人，所以他们是不赞成利息的。而中世纪的哲学家和教会的财产主要来自于土地，因此他们也是不赞成利息的。
亚里斯多德的伦理思想正好符合了他们的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中世纪人反对的高利贷更因反对犹太人而得到加强，因为在历史上的犹太人多是从事金融放贷和商业贸易，也就成为了罪恶的族群。一直到了近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及宗教改革，那些新兴资产阶级多是热诚的新教徒，贷款谋利才成为很自然的事，于是渐渐地这些陈旧的历史观念才不符合近代及以后的社会发展。
在政治制度上亚里斯多德反对柏拉图的乌托邦，他说“家庭是自然地被建立的第一种社会团体，目的在于满足人类日常生活所需”。他说假如按柏拉图所愿把太多的统一性赋予国家，把国家弄成一个大的个体，将所有的东西都弄成共有的东西，那么这样的东西将不被所有人所关心。
他说假如废除了家庭，使所有的父亲成为所有孩子们的共同的父亲，那么所有的孩子们将会共同的忽视这样的父亲。
假如禁绝情欲成为一种德行，妇女为公共所有，那么这样的社会制度就很值得惋惜，家庭又有谁来管理？
那些理想中的妻子共享、婴孩一同在幼儿院养育、禁止拥有私人的财产和城邦的团结一致的思想都是值得怀疑的，凡是想把共产主义思想和废除家庭两者相结合起来的人，也是主张一切为共有共享的人，这样的社会其实就是一所没有人性的大的僧院，所不同的只是允许繁衍不属于自己的后代罢了。
亚里斯多德说，柏拉图的共产主义会使人产生争端，使社会产生困扰。只有财产私有，使个人都能关心自己的事情，并以仁爱来教导人民，才能使财产的使用大部分成为公民共享。
至于公民概念，他提出的公民的定义是：“凡有权参与议事和审判职位的人”。因此对于奴隶和妇女则应属于服从的地位。但所有的公民在政治上是否应该享有平等还仍然是个问题。而作为具有参政权的“公民的品德必须与他所属城邦的政制相匹配，如果政制有几个不同的种类，那么公民的品德也有几个不同的种类，所以良好公民不应只有一种完美的品德。然而好人却只有一种完美的品德。
当一个政府的目的在于整个集体的好处时，他就是一个好政府。当它只顾及自身时，它就是一个坏政府。
亚里斯多德认为，有三种政府的形式是好的：“君主制，贵族制和立宪政府（或共和制）；有三种制度是坏的：僭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
但是他还说，必须指出，好的政府形式必须依赖当权者有好的品德来保障。
于是亚里斯多德依照中庸之道主张只有适度的财产才能够与德行相结合：“人类并不借助外在的财货才能获得或者保持德行，反而是外在的财富要借助于德行；幸福无论是存在于快乐，还是存在于德行，还是兼存于两者，往往总是在那些在自己的心灵上与性格上有着最高度的教养却只有适度的身外财富的人们的身上才能够得的到。”
亚里斯多德认为，君主制要比贵族制好，贵族制要好过共和，但最好的制度一旦腐败了，将成为最坏的制度，因此谮主制就比寡头制更坏，而寡头制也将比民主制度更坏。
而当权利一旦掌握在平民手中，他们将不顾及富人的利益，这就是民主制。而在实际操作的各项政府形式中，民主制往往是反而是最好的一种制度。
说到民主制其实要和现代的民主制度有所区别，因为希腊的民主往往要用抽签的形式来任命行政长官，公民大会也往往高于法律之上。雅典的法庭也是由抽签选出来的大量公民组成。因此他们的民主制对于现代社会的民主政府来说是缺少理性的，也因此受到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等哲学家们的反对。
而对于国家的对外战争方面，亚里斯多德认为那不是国家应有的目的。他认为征服“天生的奴隶”是正当的，也就是说对野蛮人的征服是正义的。但对希腊人的战争就是非正当的，因为没有一个希腊人是天生的奴隶。
那么一个国家是否应该扩张？他的回答是，越大的城邦越难以管理，一个国家只要大到足够自给自足就够了，这样的公民就能知道彼此的性格，否则选举和诉讼就难以公正。
至于公民权方面，亚里斯多德认为“一个公民不应该过工匠或商人一样的生活，因为这样的生活是不光彩的”。公民必须是富裕而有闲暇的，这样才有时间使自己追求智慧及治理国家。
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诞生在两千多年前，其中一定会有许多理论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今天还是可以从中看到许多正面的意义。比如他提出“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的命题，他阐述了政府的性质、目的、任务和活动原则及提出了关于公共权力、政体、法治等方面的理论，都对后世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经验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