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是《左传》《公羊传》《榖梁传》的合称。

1.《春秋》与“春秋”

“春秋”是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古代的朝廷大事，大多是在春秋两个季节举行，所以记事的史书就用“春秋”做了名字。

当时各个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大事记，也就有了各国的《春秋》，但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春秋》，却是专指鲁史的。为什么呢？因为其他各国的大事记，都没有传下来，只有鲁国的传下来了。这应该要归功于孔子，因为他是鲁国人，相传这部鲁国《春秋》就是他编写的。

关于孔子著《春秋》，还有一个动人的传说。

鲁哀公十四年，鲁西有猎户猎杀了一只独角怪兽，因为从来没有见过，就把它扔了。孔子听说了，就去看这个怪兽，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一只“麟”。麟是仁兽，代表着祥瑞，只有圣帝明主在位、天下太平的时候才会出现。可是当时正是乱世，哪里能有圣主呢？这麟出现得实在不是时候，它的死亡也是必然的了。孔子从这只麟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命运，他悲伤地感慨：“我的道不行了！”当时他已经年老，也常常觉得自己生不逢时，虽然一生颠沛流离，向各国君主说教，却总得不到信任，自己的“道”也难以施行。于是他下定决心要修一部《春秋》，让国君从具体的事例里，得到善恶的教训。他用时九个月，从鲁隐公元年开始，一直写到发现麟的那一年结束，完成了鲁史《春秋》。

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事实上，孔子和鲁国《春秋》没有任何关系。这部书完全是鲁国史官所作，是一部信史，比如里面记载的鲁国日食，有30次和西方科学家的推算是吻合的。鲁《春秋》记载了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共242年的历史，也就是公元前722年~公元前481年，这就是历史上的春秋时代。

《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虽然是鲁国纪年，但是记载了各诸侯国的事情，所以也是我国的第一部通史。

2.《春秋》三传

古代史官记事，有两种目的：一是征实，而是劝惩，特点是文字过于简略，劝惩的意思有时不容易看出来，这就需要有人来进行解说。孔子兴办私学，其中教授的科目之一就是《春秋》，他把自己对“春秋笔法，微言大义”的理解，传授给了他的弟子们。他死后，弟子们分散四方，继续传播着他的思想，《春秋》三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春秋》三传的共同特点是：把劝惩作用放在首位，其次才是征实。它们解读的《春秋》大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明辨是非，分别善恶，提倡德义，从成败里见教训，这是人君的明鉴；二是夸扬霸业，推尊周室，亲爱中国，排斥夷狄，实现民族大一统的理想，这是拨乱反正的程序。两者都是王道。

三传也有不同之处。《公羊传》和《榖梁传》主要的内容是解读经书，在解释的时候，往往咬文嚼字，穿凿附会，而《左传》却是以叙事为主的。另外，《公羊传》和《榖梁传》流传较早，在当时被立为《春秋》的博士，也就是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左传》成书虽早，但流传得晚一些，在名气上不如前两家，虽然也争取到立了博士，但是不久就废了。可是《左传》虽然没有进入官学，在民间却很是流行，因为《公羊传》和《榖梁传》空谈说教太多了，相比之下，《左传》自有其独到之处。

3.《左氏春秋传》

《左氏春秋传》就是我们俗称的《左传》，通常认为是鲁国的左丘明所作。左丘明这个人很神秘，有人说他是“鲁君子”，有人说他是孔子的朋友，后世又有人说他是鲁国的史官。另外，汉代人认为《国语》也是左丘明所著，司马迁就曾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但是从后世的研究来看，无论《左传》还是《国语》，作者应该都不是左丘明。

《左传》是依据《春秋》而作的，作者参考各种典籍，比较详细地叙述历史事件，征引孔子和别家的解经言论，自成一家之言。但是书中的迷信之处也很多，大大违背了《春秋》“征实”的精神，和儒家的宗旨也不契合了。东晋儒学家范宁在他所著的《榖梁传序》中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艳”是说文章美，“富”是说材料多，“巫”是说它多叙述鬼神故事，预言祸福。这是很公平的评价。

现存的最古的《左传》注，是西晋时期的杜预注。杜预谈到《左传》，说它“其文缓，其旨远”，“缓”的意思是委婉，“远”的意思是含蓄，夸它不但是好史笔，也是好文笔。有这样高的评价，《左传》就不仅是史学的权威之作，也是文学的权威了。这是杜预夸大其词吗？非也。

《左传》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记叙辞令和描写战争上。春秋时期，列国之间频繁会盟，使臣会不会说话，关系重大，所以非常注重辞令。《左传》记叙当时君臣对话，从容委曲，意味深长，看似平心静气，实则暗藏机锋，紧要关头寸步不让，外交辞令恰到好处。就算是当时情景的实录，也体现了作者的文字功夫。

《左传》的作者还擅长写战。复杂的战争，叙述得头头是道不易，讲述得有声有色更难。但是作者却能忙中偷闲，从容不迫，可见其写作功力。后世的许多写战作品，包括《三国演义》都继承了《左传》的写战手法。